特朗普关税威胁下，出海东南亚面临哪些挑战

　　近期，美国国会两院议员共同提出了一份《美国船舶法案》，其中提议，未来15年内，中国输美货物中必须有至少10%由美国建造和注册的船舶进行运输，并配备美国船员。

　　这国际贸易和航运业业内人士哗然且疑惑。此法案前景如何，是否能够通过，若通过能否真正执行？第一财经记者采访的专家和业内人士对此并不看好。

　　长年在加利福尼亚州从事物流航运业的罗杰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目前尚未听到下一步消息，且考虑到该法案目前尚不清晰的各项细节，并不看好这个法案的前景，“想法很美好，现实很骨感。”他称。

　　上海海事大学国际航运系教授万征则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在他看来，美国造船业难以支持法案要求。商用船舶建造能力不足且成本高昂，与亚洲国家相比竞争力较弱。

　　“此外，劳动力缺乏和技术滞后也是制约因素。政府提供的2.5亿美元年拨款仅能支持有限的产能扩张，难以满足政策需求。短期内，美国可能不得不依赖租赁外国船舶或国际合作，但这与振兴本土造船业的目标相冲突，影响法案的执行效果及其长期意义。”他解释道。

　　如何解读

　　《美国船舶法案》的全称为《美国造船和港口基础设施促进繁荣与安全法案》（Shipbuilding and Harbor Infrastructure for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SHIPS） for America Act）。

　　首先，要求是针对美国进口商的，若不符合规定则将要面对高额罚款。法案设定了过渡期，即在该法案生效后第5年开始，中国输美货物比例逐步上升，每年上升1%，在法案生效14年后达到10%。

　　其次，在如何界定是“美国船舶”方面，该法案规定，船只要悬挂美国国旗，必须在美国境内建造并配备美国船员。若不符合上述规定，则进口商将被罚款。

　　提出该项法案的民主党参议员凯利（Mark Kelly）是一名海军退伍军人，也是第一位在国会任职的美国商船学院毕业生。

　　他在该法案随附的一份新闻稿中表示：“我们一直是一个海洋国家，但事实是我们已经输给了中国。”

　　该法案希望在10年内，建立一支由250艘悬挂美国国旗的船只组成的国家商业船队，目前美籍商业船队的数量为80艘。

　　万征表示，该法案旨在通过限制中国船舶和增加美籍船舶运输比例，提升美国航运自主性。这一政策背后有两大考量：一是保障国家安全，减少对中国运输能力的依赖；二是推动本土造船和航运业复兴。

　　万征解释道，对国际航运与贸易而言，这可能导致物流成本增加和航线调整，尤其是美国进口商可能因高成本而寻找替代性运输方案。

　　罗杰也表示：“这个法案的重点是重振美国造船业，自己丢掉的东西，就算开始奋发图强，没个几十年很难追回来的，何况美国人的效率不让人放心。”

　　给美国进口商增加负担

　　第一财经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认为，此举若成真，潜在将扰乱集装箱航运业。

　　譬如，目前还不清楚10%的要求，要如何适用于货运代理和其他物流供应商。此外，该法案要求，将在拥挤的美国港口优先停泊美国船只。

　　上述规定都很难同目前现行的国际贸易规则相融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上述规定肯定不符合世贸组织（WTO）相关规定，但“现在没有人关心WTO规则了，而且，其细节让人感觉上很难操作和执行。”

　　罗杰也表示，该法案在操作层面面临很大困难，“罚的是美国进口商，他们会反抗。而且即便就算美国进口商想走美国船，造船业跟得上吗？ 到时不达标算谁的？”

　　罗杰解释道，这项规定无疑给美国进口商带来很多的管理负担。跑美国航线的船只中美国船的比例非常低，为了达到这个比例，签约策略和具体订舱的安排都要作出调整。

　　“万一进口商用的航线上没有美国旗船只，怎么才能达标呢？如果原来的航线上没有，是否可以在更大的中转港换上美国旗的船只？”他解释道，这对船东设计航线又是个挑战。还有，船队里没有美国旗的船只的公司将处于不利地位，虽然受影响的只有10%的中国到美国的出口，而且时间跨度是15年。此外，罚金的计算方法比较模糊，考虑到美线运价的复杂性，运费差价到底如何计算？

　　值得注意的是，当地时间11月7日，韩国总统尹锡悦曾同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就尽早会晤达成共识，并就韩美日合作、韩美同盟等事宜交换意见。特朗普表示，美国造船业需要韩国的帮助与合作。

　　万征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特朗普提到寻求韩国帮助，表明美国对短期内独立振兴造船业信心不足。韩国在技术和规模上的优势可以迅速满足需求，但这可能削弱美国本土造船业的竞争力。如果大量依赖外包，美国造船业振兴或成为空谈。但若通过引入外国技术和合作，在满足短期需求的同时推动国内产业升级，则可能实现阶段性目标。这种平衡取决于政策制定者的长期规划和执行力度。

　　（本文来自第一财经）

借势发力。

作者 | 柴旭晨

编辑 | 王小娟

雷克萨斯入华建厂的传闻再至，这次大概率是冲着新能源而来。

近期，有消息显示丰田汽车计划在上海新建一家工厂，主要生产其豪华品牌雷克萨斯的电动车型。和此前合资不同，雷克萨斯要在中国建的是100%独资的工厂。

据了解，丰田已确定了上海市内的工厂建设用地，预计该工厂将于2027年投入生产。其计划中国本土零部件使用率达到95%以上，将来出产的新车不仅在国内销售还将同步出口海外。

目前丰田中国与雷克萨斯对此虽均表示不予回应，但有知情人士向华尔街见闻透露此次传闻不虚，双方谈判已经进入尾声，有少数细节尚待统一。

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6月，丰田汽车掌门人丰田章男时隔五年再度来华，在上海“丰田GR嘉年华”大秀漂移。彼时外界传出他将推动雷克萨斯国产化，丰田也开始与相关部门洽谈，并希望取得和特斯拉中国相似的待遇，从税收优惠到政策支持、独资运营等。

要知道，这个坚持高质量、原装进口的日系豪华汽车品牌自1994年进入中国市场后，旗下各款产品都供不应求，创造的销售神话曾盖过BBA的风头，加价提车更是常态。

此后关于其入华建厂的“绯闻”不断，但最终都不了了之。知情人士透露，雷克萨斯此前确实有国产化想法，但丰田高层始终认为时机和条件不成熟。

而此次丰田的态度转变，预示着它准备开启一场高端新能源车反击战。

根据丰田推行的“电动汽车优先”战略，到2026年丰田预计将投入10款纯电车，年销量达到150万辆，2030年纯电动汽车销量达到350万辆。其中，雷克萨斯将扮演“排头兵”，在今年东京车展上，雷克萨斯就强调将在2026年开启电动化变革，并在2035年彻底成为纯电动品牌。

放出豪言是因为丰田被特斯拉以及中国的新能源品牌“逼急了”。

在燃油车时代，雷克萨斯一直是丰田在中国市场的利润奶牛。但当智能化和电动化成为主流，BBA们都被裹挟进内卷的价格战后，曾经加价都买不到的雷克萨斯被祛魅了。

曾经独有的雷克萨斯式服务，已被蔚来等新势力超越，后者不仅成功复刻雷克萨斯的“香槟塔”，其NIO屋和保姆式服务更圈到了一众高净值客户。

自2021年在华达到22.7万辆的销量高峰后，雷克萨斯便进入下滑通道，一直降至今年前11个月的16.2万辆，而这还是“以价换量”的结果，它曾经维持了近30年的风光不再。

更要紧的是，此前雷克萨斯面对转型一直举棋不定，直到去年2月才发布首款纯电车型RZ450e，但配置、性能和同级别车型相比却并不出挑。

可以说，那个曾挑战老牌豪车的高端日系品牌仿佛泯然众人，即将被后浪拉下马。想要挽回局面，加快变革步伐已是必然，中国的市场和逐渐完善的新能源供应链或许能为其翻盘提供支持。

行业人士分析指出，过去几年，中国在新能源车领域已建立了完善的零部件供应链，丰田可以借势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雷克萨斯的国产化，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从而推出具有竞争力的新车型。

无独有偶，大众、奥迪都已经利用中国研发力量开发合作车型，而丰田要想补课电动化，中国市场的确是最好的土壤。相关机构也指出，由于电动车的需求波动较大，且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动车消费市场，把生产基地放到中国是比较合理的选择。

倘若雷克萨斯的中国工厂能顺利落地，丰田的高端新能源反攻便有了支点。

但这也只是个开始。虽然国产有诸多优点，但雷克萨斯接下来要面对的关键，其实是如何在市场需求快速变化、新势力疯狂出招的环境中抢回消费者，并且避与本土品牌免陷入价格战。

对丰田这样的传统汽车巨头来说，想要顺利转身、促成雷克萨斯在中国实现本土化生产并推出高端电动汽车，仍有很多关卡要闯。

德国联邦总统施泰因迈尔宣布决定解散联邦议院（议会下院），新一届联邦议院的选举日期定在2025年2月23日。

由于政府借贷纠纷，德国总理朔尔茨解雇了自民党财政部长·林德纳，从而结束了与绿党和自由民主党的三党联盟。

这一意外举动使朔尔茨失去了在德国众议院的多数席位，并为在其四年任期预计结束前七个月举行全国选举铺平了道路。

距离投票仅剩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弗里德里希·默茨领导的主要反对派保守党在民意调查中遥遥领先。朔尔茨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位列第三，落后于极右翼德国选择党，绿党位列第四。

根据最新的民意调查平均值，梅尔茨领导的中右翼联盟党支持率约为 31%，而德国选择党支持率约为 19%，中左翼联盟党支持率为 16%。

绿党的支持率约为 13%，而林德纳领导的自民党仅获得 4% 的支持率，有可能达不到进入议会的 5% 门槛。

社民党联合领导人拉尔斯·克林贝尔表示，他预计该党将从明年 1 月份开始缩小与保守党之间的差距，并且仍然相信该党能够再次成为最强大的政党。

在 2021 年的上次选举中，社民党在竞选的最后几周后来居上，以近 26% 的得票率夺得第一，击败了获得 24% 得票率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

“越来越多的公民会问自己：我们想要奥拉夫·舒尔茨还是弗里德里希·默茨当总理?”克林贝尔在周四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有更好的候选人、更好的团队、更好的计划。”

虽然施泰因迈尔已正式解散联邦议院，但其任期要到下届议会成立后才会结束。议员们将继续开会并开展议会事务，选举前计划举行两次会议。

舒尔茨强制提前选举的举动德国政坛中并不常见。在西德，提前选举只发生过两次，在 1990 年两德统一后也只发生过一次。

德国前总理格哈德·施罗德也是一名社会民主党人，他在 2005 年发起了提前投票，但最终输给了安格拉·默克尔。默克尔一直执政直到 2021 年底舒尔茨上台。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吴斌 上海报道

　　“不走寻常路”的土耳其央行再度让市场意外。当地时间12月26日，土耳其央行近两年来首次下调基准利率，从50%降至47.5%，降息幅度大于预期的175个基点。

　　在超预期降息背后，通胀已经出现缓和迹象。土耳其央行表示，11月通胀趋势基本持平，而12月核心通胀指标呈下降趋势，土耳其国内需求疲软、服务业和未加工食品的价格改善对通胀放缓起到一定作用。

　　不过，这次降息并不算“鸽派降息”。在降息的同时，土耳其央行将“利率走廊”的宽度从600个基点收窄至300个基点，这一举措被投资者视为鹰派信号。土耳其央行还表示，此次决定并不一定意味着利率在未来的会议上将继续下调。

　　从种种迹象来看，即使土耳其央行超预期降息，也不意味着重返之前的非常规货币政策，接下来土耳其央行整体更倾向于遵循传统路线，和美联储一样进入“数据依赖模式”。

　　超预期降息为哪般？

　　在本次降息前，土耳其央行上一次下调基准利率还要追溯到2023年2月。虽然市场此前对土耳其央行年底降息已有预期，但幅度却让市场始料未及。

　　土耳其央行为何超预期大幅度降息？法国里昂商学院管理实践教授李徽徽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称，土耳其央行此次降息并非简单的政策调整，而是一次“风险权衡”的体现。在高通胀背景下，土耳其经济正面临增长和稳定的双重压力。此次大幅降息超出市场预期，反映了其试图通过降低融资成本刺激经济复苏的迫切需求。

　　此外，李徽徽还表示，这一决策背后不仅是经济数据的导向，也可能受到深层次政治动机的驱动。尽管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近期放弃了非常规政策，但其一贯的低利率偏好仍难以忽视。土耳其正努力吸引国际资本流入，稳定里拉汇率，此时降息更是向市场释放信号：政策调整已进入“稳增长”阶段。然而，过快的宽松可能引发资本外逃和通胀反弹风险，这需要警惕。

　　在启动了货币宽松周期后，土耳其央行表示，将在每次会议的基础上谨慎地制定政策，重点关注通胀前景，并且准备好应对任何可能的重大经济挑战，未来的政策变化将取决于物价数据。

　　土耳其经济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奥坎·埃尔腾（Okan Ertem）分析称，土耳其央行通过将利率决策与宏观经济数据挂钩，提供了重要的前瞻性指引，这是一种“依赖数据的方法，而非单纯的降息周期”。

　　抗通胀之战任重道远

　　2022年以来土耳其通胀率持续攀升，同年10月通胀率一度超过85%，创下24年来最高。今年11月通胀率仍然高达47%，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实际通胀率可能远高于官方公布的数据。

　　土耳其本周将最低工资上调30%，达到了每月22104土耳其里拉（约合627美元），这将在未来几个月给物价带来一定的上行压力。

　　目前土耳其通胀率仍偏高，未来货币政策会走向何方？土耳其央行指出，未来将维持货币紧缩政策，直至通胀趋势显著且持续下降，以实现5%的中期通胀目标。政策制定者预计，到明年年底，物价涨幅将从目前的47.1%放缓至21%。

　　埃尔腾认为，鉴于通胀数据呈现下降趋势，土耳其央行可能在明年的每次会议上降息250个基点，总降幅达到20个百分点。

　　在李徽徽看来，尽管土耳其央行的降息操作表明了其对通胀下降趋势的乐观预期，但以当前47%的通胀水平来看，距离真正的货币稳定仍有漫长的路要走。未来的货币政策可能呈现“双轨逻辑”：一方面，持续降息以应对经济增长乏力的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加强外汇储备管理和结构性改革，试图平衡通胀风险。

　　即使到明年年底，土耳其的通胀率仍将远高于5%的目标，抗通胀之战任重道远。在此次大幅降息后，李徽徽认为土耳其央行未来可能会进入更谨慎的降息周期，幅度将低于此次，以避免市场信心波动。另外，除了降息，土耳其央行可能会辅以其他非传统工具，如定向流动性支持和信贷优惠政策，以直接支持制造业和出口行业，进一步刺激经济活力。

　　需要注意的是，在过去的几年里，埃尔多安曾多次抨击紧缩的货币政策，称自己是“利率的敌人”，推崇超宽松货币政策。但随后埃尔多安又转变了观点，认为紧缩的政策将有助于降低通胀。为遏制通胀，土耳其央行自2023年6月起实施货币紧缩政策，将基准利率从8.5%一路上调至50%。

　　李徽徽对记者分析称，土耳其经济从非常规货币政策向传统经济理论的回归，是危机倒逼下的选择，而非主动调整的结果。近年来非常规政策导致土耳其经济陷入“高通胀—货币贬值—资本外流”的恶性循环，而传统政策的回归显然在短期内对稳定经济起到了一定效果，表明市场规律不可违背。然而，所谓的“正常化”并非仅靠货币政策一条路径实现。传统经济学框架下的稳定性具有其短期有效性，长期来看，土耳其仍需解决经济结构失衡、外债依赖和就业压力等深层次问题。这需要一套结合财政政策、产业改革与国际合作的综合方案，而不仅仅是传统经济学的简单验证。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吴斌 上海报道

　　特朗普2.0即将拉开大幕，2025年全球贸易将面临更大挑战。

　　野村发达市场首席经济学家David Seif近日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世界正变得更加“碎片化”，这种趋势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大约15年前全球贸易占GDP的比例达到顶峰，世界的“碎片化”在特朗普1.0时就已经很明显，特朗普2.0将加速这一趋势。关税对世界大部分地区都是负面的，虽然这不会使世界经济崩溃，但确实将加速“碎片化”趋势，并导致美国的一些主要贸易伙伴的增长承压。

（野村发达市场首席经济学家David Seif，受访者供图）

　　在Seif看来，特朗普的关税将对美国的经济增长产生轻微的负面影响，但更大影响是对通胀，明年美国平均通胀率预计会在“3时代”，而不是“2时代”。虽然特朗普将要征收的关税是全球性的，但对通胀的影响更多集中在美国，明年将使美国的通胀率增加1%以上，虽然没有新冠疫情期间那么严重，但也会增加美联储的压力。

　　因此，Seif预计明年将是一个强势美元周期，而且很可能会提前到上半年。关税会引发通货膨胀，导致美联储保持较高利率，这将使美元走强。

　　就移民问题而言，Seif表示，严格限制移民进入美国的趋势早已开始，即使不是特朗普赢得大选，这种趋势也会继续下去。在特朗普的领导下，这种趋势只会继续加速。

　　但特朗普是否能够驱逐大量移民存疑。Seif分析称，一般来说，美国每年驱逐大约35万到40万移民。如果特朗普以某种方式迅速驱逐1000万移民，那将会导致非常严重的通货膨胀。特朗普想这么做，但考虑到美国的实际限制，他很难做到这一点，美国的人口、基础设施等很难支撑大规模驱逐移民。因此，驱逐移民可能不会成为影响通胀的重要因素。

　　对于未来的通胀轨迹，Seif认为，关税带来的通胀压力将在明年第二季度开始，并将持续到明年年底。如果美联储做出了合适的反应，明年3月之后不再降息，或可防止第二轮影响的产生，一次性关税不会对通胀产生长期影响。2025年之后的某个时候，关税带来的通胀压力会消失，美联储很有可能会进一步降息。

　　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解散了联邦议院，并将该国提前选举日定在2月23日，正式批准了德国总理朔尔茨在上个月解散执政联盟后提出的时间表。

　　社民党成员朔尔茨将自由民主党党首、财长Christian Lindner解职后，从而结束了与绿党、自由民主党的三党执政联盟。

　　这一出人意料的举动使朔尔茨所属政党失去了在议会下院的多数党地位，为提前大选铺平了道路，比原计划提前七个月。

12月16日柏林联邦议院，出席会议的Friedrich Merz（右）和朔尔茨（左三）。

　　距离投票还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Friedrich Merz领导的主要反对党在民调中遥遥领先。朔尔茨所在的社民党目前排名第三，落后于极右翼另类选择党，绿党排在第四位。

　　根据最新民意调查平均值，Merz领导的基民盟/基社盟联盟获得约31%的支持率，另类选择党获得约19%的支持率，中左翼的社民党获得16%支持率。

　　绿党支持率约为13%，而Lindner所在的自由民主党支持率为4%，可能达不到进入议会所要求的5%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