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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投资的风险预警
尽管香港法律体系和监管框架相对健全,但港股市场仍然存在一些特定的风险和挑战,如港币与美元挂钩,外地投资者可能会面临汇率波动;中国内地的政策变化和经济状况对港股的影响等。
投资港股费用结构与税务
港股市场的交易成本包括总投资成本为买卖股票的交易费用、印花税、结算费用等,对于外地投资者,可能会涉及兑换港币所产生汇率转换费用,以及按照所在地的相关法规需缴纳的税款。
港股行业分析:非必需消费行业
港股市场非必需消费行业覆盖汽车、教育、旅游、餐饮、服装等多个领域,在643家上市公司中35%为中国内地公司,占总市值的65%,因此受中国经济影响深远。
港股行业分析:地产建筑业
地产建筑业在港股指数中的份额近年已明显下降,但截2022年,它依然在市场上占有约10%的份额。包含了房地产开发、建筑工程、房地产投资和物业管理等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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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银策略师称,若纳斯达克100指数/标普500指数的比率跌破2000年高位,将促使投资者退出“美国例外论”交易; ②报告预测,美国金融状况可能收紧,交易员们将在第一季度增加对亚洲和欧洲国际市场的配置,并预计中国股票将在2025年表现出色。
财联社11月25 日讯(编辑 黄君芝)随着2024年接近尾声、特朗普即将于明年1月正式入住白宫,美股市场整体一片欢呼雀跃。标普500指数一度突破了6000点的重要关口,多家华尔街大行上调了该指数明年的目标点位。
不过,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却发出了一个警告,并提及了一个“关键门槛”。该行在最新报告中表示,如果纳斯达克100指数(Nasdaq 100)与标准普尔500指数(S&P 500)之间的“关键比率”进一步恶化,可能会威胁到美股,尤其是科技股的涨势。
简单来说,该行解释称,纳斯达克指数目前相对于标普500指数的表现,甚至比2000年互联网泡沫时期还要强劲。但一旦它们的相对表现跌至2000年高点的下方,就会带来麻烦。
以Michael Hartnett为首的美银策略师写道,“关注纳斯达克100指数/标准普尔500指数(NDX/SPX),因其跌破2000年的高位,将促使投资者从‘美国例外论’(US exceptionalism)交易中退出。”
作为背景,整个2024年,投资者一直在向科技股集中的纳指投入大量资金,瞄准与新兴人工智能(AI)技术相关的股票。但现在,随着美国股市的表现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正处于75年高点,美银预测,“美国例外论”主题可能即将见顶。
上述报告称,由于美国金融状况可能收紧,交易员们将在第一季度增加对亚洲和欧洲国际市场的配置。
其中,美国银行预计中国股票将在2025年表现出色。尽管中国科技股此前“不太受欢迎”,但今年迄今26%的涨幅表现与美国科技股34%的涨幅不相上下。
需要注意的是,美银目前也并不确定这是否会导致标普500指数下跌,因为分析师预计该基准指数在2025年将出现两位数的上涨或下跌。
“这一切都取决于美国国债市场——不断下降的债券收益率将相当于一种‘秘密调料’,可以催化股市进一步上涨。”美银分析师们写道。
那么反过来说,美债更高的收益率就意味着“大逆转”。美银策略师预测,随着债券市场适应即将到来的“通胀繁荣”和较低的利率,收益率将进一步上升,这将在2025年初限制风险资产的上涨。
来源:金十数据
1997年乔布斯重返苹果后,迅速在公司内部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首先着手让苹果重新走上盈利的道路,然后他转向了公司的组织结构。
近30年过去了,这一变革依然在发挥着作用,并且成为苹果(AAPL.O)股票异常增长背后一个未被充分认识的因素。
当乔布斯回归时,苹果采用的是典型的企业结构,围绕产品部门进行组织。Mac是苹果的主力,但也有其他像外设和应用程序等部门。
与今天常见的做法类似,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财务报表,并由一位总经理负责,主要关注该部门的财务情况。
乔布斯一开始就对这种组织形式表示不满。他在1984年被迫离职前曾表示:“我们出去招聘了一堆专业的管理人员,但完全没有效果。大多数人都是傻瓜,他们懂得如何管理,但不懂得如何做任何事情。”
当乔布斯重返苹果时,产品为中心的结构意味着公司有多个营销部门。
“基于产品的结构非常昂贵,因为纯粹的版本要求许多功能(如果不是所有的话)都隶属于某个产品,”伯克利大学哈斯商学院管理学教授兼临时院长詹妮弗·查特曼告诉《巴伦周刊》,“这种结构会产生冗余。”
乔布斯重返苹果不到一年,就解雇了所有的总经理,并根据职能重新组织部门,所有部门都共享一个财务报表。新的主要部门包括硬件、软件和营销,且所有这些部门都直接向乔布斯汇报。奖金不仅仅与部门表现挂钩,而是与全公司财务状况挂钩。
查特曼表示:“按职能组织可以确保每个职能部门都能发挥到极致,确保紧跟新兴趋势,保持深厚的专业能力。”
乔布斯在90年代末期实行的结构至今仍在运作并不断发展。负责iCloud、Apple Music、Apple TV+等应用程序的服务部门变得更加突出,现在由埃迪·库负责。硬件被分为设备硬件,由约翰·特尔纳斯负责,而芯片设计部门则由约翰尼·斯鲁吉领导。人工智能部门由约翰·吉安德雷亚领导,已经从软件部门(克雷格·费德里吉的领域)分离出来。随着苹果成为零售公司,零售部门也独立出来,并由德尔德·欧布瑞恩负责,她还兼任人力资源管理。但这些部门依然是职能部门,所有部门都向乔布斯的继任者蒂姆·库克汇报。
其中一位可能会在库克退休后接任。
现在,部门负责人都是领域专家。乔布斯在1984年曾问道:“你知道谁是最好的经理吗?他们是那些伟大的个人贡献者,他们从不想当经理,但最终决定必须当经理,因为没有人能做得比他们更好。”
但除了经理本身,乔布斯的愿景使公司得以繁荣。每个产品都需要各个部门的支持,而每个部门也需要其他部门的帮助。这种结构促进了部门之间的合作,不是因为乔布斯想要,而是因为这种结构要求如此。乔布斯消除了内部分歧,Mac的内部权力也被削弱,为iPod和iPhone等产品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这种结构有利于那些能深入细节并在高层领导会议中为部门的观点辩护的领导者。公开辩论仍然是这些会议的运作方式。
高层领导中有专家也帮助苹果跟上了科技创新的不断步伐。
当然,职能领导的做法也有其弊端。“它往往给管理者带来协调压力,但又未必拥有正式的指挥权——这增加了倦怠和离职的风险,”新加坡INSEAD商学院战略教授法尼什·普拉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然而,苹果通常能避免这种员工流动。尽管苹果在设计和零售等部门经历了领导层更替,但硬件、软件、服务和营销部门的负责人仍是长期的苹果员工。
苹果的这一做法与其主要设备竞争对手三星形成鲜明对比。三星的组织结构为四个产品基础的部门:消费电子DX,负责与苹果产品竞争的各类设备;DS,负责内存和其他芯片;SDC,负责智能手机屏幕;以及Harmon品牌下的音频产品部门。
这种结构要求专注于内部成本以及由此带来的潜在冲突。DX部门面临两大成本压力——芯片和屏幕,而这些组件很多是由内部采购的。这就让DX与DS、SDC之间产生了竞争。DX希望能够以最低的内部成本采购这些重要组件,而其他部门则希望获得最高的价格。
自1998年以来,苹果的销售增长了6,482%,年化增长率为17%,而三星的年均增长为10%。
每家公司都有不同的情况。三星的产品组合庞大,而苹果的业务领域相对较窄。三星运营着232家子公司,而苹果只有18家。苹果的结构可能不适合三星。
投资者通常关注苹果赚钱最多的领域:iPhone和日益重要的服务。但其组织结构作为一种无形的优势,实际上是苹果长期成功的基础之一。可以说,这也是iPhone能够问世的原因之一。
11月25日,苹果CEO库克现身北京参加第二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这是苹果第二次参展,也是库克年内第三次访华,显示了他对中国市场及中国合作伙伴的重视。
苹果公司表示,在苹果200多家供应商中,超过80%的供应商在中国生产。
而在回答如何评价苹果在中国的合作伙伴时,库克称,“我非常重视他们,没有中国的合作伙伴们,苹果就无法取得今天的成就”。
截至发稿前,部分港股上市苹果供应链企业股价上涨,瑞声科技(2018.HK)股价大涨5.4%,丘钛科技(1478.HK)股价上涨约2%;但A股上市部分苹果供应链股价大跌,歌尔股份(002241.SZ)股价跌幅超6%,蓝思科技(300433.SZ)下跌超2%。
近一个月来,库克两次到访中国。据央视新闻报道,10月25日,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会见美国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双方就苹果公司在华业务发展、中美经贸关系等进行了交流。
库克当时表示,中国的高速发展帮助苹果公司实现快速和可持续增长。公司将中国视为重要市场和关键供应链伙伴,将致力于在华长期发展,持续加大对供应链、研发等领域的投入。苹果公司愿继续为推进中美经贸领域沟通交流发挥桥梁作用。
与特斯拉CEO马斯克采取的“旋风式”访华策略不同,库克近期访华每次逗留的时间都在3-5天,行程安排也较为丰富。例如今年3月,他的三天访华行程中,参加了苹果上海静安店的开张,在北京三里屯店与手游制作人见面;在今年10月的访华中,库克还参观了北京的顺义农场,与中国农业大学学生见面,并与中国移动董事长杨杰见面。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库克访华正值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新任期即将到来之际。目前市场密切关注特朗普上任后,对美国科技行业的影响,其中税收是较为关注的议题。
根据券商Jefferies分析师报告预测,苹果的利润可能会受到潜在关税政策较大影响。按最差的情形来计算,每部iPhone手机的成本可能提高256美元,对毛利率产生约7%的影响。
特朗普政府是否会针对中国制造的iPhone零部件出台新的关税政策?对此,Canalys分析师彭路平对第一财经记者说道:“虽然市场对于新一届美国政府政策落地的力度很难预测,但大方向应该仍然是以一些高端技术为主要核心目标,如AI和高端芯片,以确保美国的经济增速和资源安全。”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A股的“果链”企业尚未进入苹果的核心芯片供应链,多聚集在摄像头、电池、散热等领域。
另据近日印度媒体报道,苹果正在与40多家印度供应商接洽,以转移部分iPhone供应链。相关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苹果在印度组装了价值140亿美元的iPhone,占其全球产量的14%。苹果曾于2023年初通知其供应商,准备逐年提升印度制造iPhone的占比,由2023年的7%在两年内拉升至20%-25%。
但要在印度建立起供应链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印度没有中国这样庞大的材料和设备制造商网络,印度供应链仍有大部分零部件需要从中国进口,还要支付昂贵的运输费用,这会拉高总成本。”一位印度投资人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此外,印度的基础设施和电力设备也有待提升。因此有分析人士指出,未来几年,印度在苹果供应链中的增长将局限于最终产品的组装环节,更为关键的电子和机械组件生产仍将集中在中国。
(本文来自第一财经)
欧股开盘走高,德国DAX指数涨0.8%,英国富时100指数涨0.42%,法国CAC40指数涨1%,欧洲斯托克50指数涨0.85%。
美国知名经济学家彼得·希夫批评了当选总统唐特朗普选择对冲基金高管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 )担任新任美国财政部长的决定。
希夫在X平台上发帖嘲笑了特朗普,他写道:“特朗普挑选斯科特·贝森特为新任财政部长。但他的实际头衔应该是债务部长。他的工作就是继续庞氏骗局。他必须为每年数以万亿计的新国债找到买家,并说服现有持有者在到期时将其展期。”
贝森特周日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上任后将把减税作为优先任务。
减少税收可能会导致政府在债务市场上的借贷增加,然而,特朗普仍然相信,他提议的或政府效率部(DOGE)将成功减少“浪费性支出”,而无需增加借贷。
作为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取代即将离任的珍妮特·耶伦,这正值美国国家债务膨胀到36万亿美元之际。
美国财政部的作用此前也受到了其他经济学家的批评。GLJ Research首席执行官兼创始人戈登·约翰逊(Gordon Johnson)最近在播客中表示,只要基准收益率出现飙升,耶伦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就会不断干预。
“2024年初,美联储将量化紧缩的步伐每月削减300亿美元,这只是他们允许的数量。最近,珍妮特·耶伦宣布,她将每周购买4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只要收益率开始飙升,这些实体就会不断干预。他们试图阻止任何功能失调,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美国国债市场的功能失调。”
来源:参考消息
参考消息网11月25日报道 据《日本经济新闻》11月23日报道,日本企业赚取现金的能力一直未见提升。在我们对400家主要上市企业销售现金比率进行梳理后发现,过去十年间它们基本上属于原地踏步的状态。日企至今未能摆脱追逐销售额和利润的经营理念,不断增加的库存也令企业承压。与欧美企业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在增长投资领域可能落于人后。
基于日经NEEDS和捷迅-辉盛工作站的数据,我们对组成日本TOPIX500指数、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和欧洲斯托克600指数的约1200家上市公司(不包括金融企业)的销售现金比率进行了梳理。
2023财年(2023年9月-2024年8月)日本企业的销售现金比率虽然比上一财年扩大2.6个百分点至10.4%,但只接近9.6%的过去十年均值,与此同时仍低于美国的16.1%和欧洲的14.6%。即便统计范围限定在制造业企业,10.2%这一数值也仍然低于美国的17%和欧洲的13.8%。
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之一是利润率之差。在我们所统计的企业中,日本企业2023财年的销售额净利润率为6%,美国和欧洲分别是9.8%和6.6%,背后不乏微利业务重组缓慢、缺少技术革新、企业过多导致竞争过度等因素。
此外企业的经营意识也存在巨大差异。日本企业一向重视销售额、利润规模和利润率等损益报告中的指标,却对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缺乏重视。2010年后实施的企业治理方式改革虽然带来了变化的征兆,但直到现在只有一部分企业提出要改善现金流。
对于现金流的忽视还体现在现金周转周期(CCC)上,也就是一家公司从支付现金购买库存起到最终收回销售产品所得的现金为止的天数。2023财年日本企业的CCC为82.1天,比上一财年增加7.6天,创十年来最长,这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供应链的混乱和全球经济放缓导致的库存积压影响。
另一方面,美国企业的CCC只有30.2天,欧洲为71.6天。就制造业企业而言,日本是96.8天,比欧洲的105.5天短,但与美国的70.3天仍存在巨大差距。也就是说更多的库存导致应收账款的回收需要更长时间。
也有日本企业在不断提升自己赚取现金的能力,比方说日立制作所。公司首席财务官加藤知巳说:“过去我们以去库存为主要任务,后来我们开始改变长期合同的模式,开始在输配电业务等方面增加预付款的收取。”截至2024年9月底,预付款余额已达1.9万亿日元(约合120亿美元)左右,三年时间里翻了一番。而考虑到预付款因素的CCC也在最近一财年中缩短至54天,三年里缩短了27天。
大福机工公司最近一财年中的CCC为100天,未来的目标是缩短至75天。除了优化因供应网络混乱积压的库存外,还将根据预付款和施工进度增加临时付款金额。麒麟控股则通过信息技术系统预测需求、降低库存,从而实现CCC的改善。
但是在全球供应链陷入混乱的2020年后,此前在库存周转等方面实现了效率提升的企业陷入零部件短缺的风险也逐渐显现。加之在高利率环境下如果为改善CCC而将支付周期拉得过长,还可能导致供应商破产。这就需要企业必须在业务的可持续性与赚取现金的能力之间取得平衡。
实际上也有企业选择优先确保业务机会、强化供应链。为了避免错失商机,东京电子不仅提前订购零件以确保产品库存,而且还考虑到供应商的现金流提前支付了货款。Trusco中山公司是一家专门经营机械工具的贸易公司,它采取了积极增加库存的策略,以便能够快速向客户交付产品。
一桥大学研究生院教授野间干晴认为:“重要的是将有关现金流和CCC的理解与提高企业价值采取的经营战略统一起来。”
企业的经营现金流是进行增长投资和并购的主要资金来源。在实现供给网络和企业战略平衡的同时提高赚取现金的能力将直接关系到日本企业的长期竞争力。(编译/刘林)
来源:参考消息
参考消息网11月25日报道 据《日本经济新闻》11月24日报道,英国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议定书将于12月15日生效。随着与日本拥有共同价值观的英国的加入,旨在建立高水平贸易和投资规则的日本奉行的“市场开放”路线将变得更加明确。密切关注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同样不可或缺。
2023年7月,日本与新加坡、澳大利亚等11个CPTPP创始成员国签署了新的议定书,在满足批准条件后,英国成为CPTPP的首个新成员国。
鉴于英国已经与包括日本在内的多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FTA),加入CPTPP的效果有限。预计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每年将因此增加20亿英镑(约合25亿美元),按照2023年的GDP计算占比不过0.07%。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前编辑约翰·安德鲁斯认为:“我唯一能说的是,比起欧盟,印太地区的增长率的确更高,可能在地缘政治层面带给英国的利益更多。”
作为2020年脱欧的交换,英国拿回了自己的贸易谈判权。向着历史渊源深厚、增长预期更高的印太倾斜也是英国外交和安全战略的核心。
传统上重视自由贸易和法治的英国的加入对日本来说意义重大。日本致力于建立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规则,主导了CPTPP框架下99%品类的商品实现了关税减免。在保护主义色彩渐浓的当下,拥有共同价值观的日英两国将继续奉行市场开放路线。
美国正在倒向保护主义色彩浓厚的贸易政策。特朗普在2017年就任伊始便决定退出CPTPP的前身TPP。此次选举期间,特朗普一直主张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更多关税。
要想在主要贸易大国缺席的情况下显示CPTPP的存在感,主要取决于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拓展自由贸易圈。候选成员国厄瓜多尔驻日大使塞萨尔·蒙塔尼奥说:“加入CPTPP将使我们在减轻关税负担的同时接触到庞大的市场。”
石破茂首相在18日与英国首相斯塔默的会谈中就创建经济版2+2机制达成共识。主要议题包括如何应对特朗普政府的高关税和维护以自由贸易为核心的国际经济秩序。
这将是一条由日英这样的中等力量国家而非超级大国主导的独立“市场开放”道路。在全球转向保护主义的大背景下,能否与全球南方携手坚守自由贸易圈也将面临考验。(编译/刘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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