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克希尔现金储备为何再创新高？巴菲特股东信中透露这些线索

当美国债务占GDP比率接近或超过110%左右时，债务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将显著呈现。

近年来，美国财政赤字的持续扩大与国债规模的不断攀升引发了全球对其债务可持续性的广泛担忧。从理论与国际经验的角度来看，主权债务可持续性的关键在于把握债务与经济增长的平衡，保证财政政策的稳健以及合理评估市场的承受能力。当前，美国债务问题的边际风险正在抬升。一方面，美联储大规模持债及其缩表政策对市场流动性产生持续冲击；另一方面，高利率环境使得联邦政府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剧。综合而言，美国债务问题正处于高度敏感的状态，对美国经济的长期稳定构成潜在威胁。

从实际运行机制来看，失速的债务扩张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可能通过挤出私人投资、抬高长期利率、增收补贴税以及推升通胀预期等多渠道传导。考虑到美元和美债在全球金融市场的重要地位，110%的债务/GDP比重预计将是美国债务的一个关键阈值。当美国债务占GDP比率接近或超过110%左右时，债务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将显著出现。

债务可持续增长的理论边界

综合而言，主权债务的可持续性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一是债务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平衡，二是财政政策的长期可持续性，三是市场对债务负担的承受能力。从理论角度来看，不同学派对债务可持续性的判断标准存在差异。

凯恩斯主义强调逆周期调节的短期有效性，通过财政乘数效应实现“债务驱动型增长”。在经济低迷时期，政府扩大支出刺激总需求，推动就业和生产，依托乘数效应支持经济增长。这种模式的可持续性取决于两个关键约束条件：一是在经济复苏后需要主动实施财政整固，二是需保证债务资金投向具备乘数效应的生产性领域。若财政调整机制失灵，债务不断积累则可能削弱政策空间，进而制约长期经济增长。

新凯恩斯主义认为，若公共债务利率长期低于经济增长率，政府可以持续以较低成本借债并依赖经济增长来稀释债务压力，则债务负担不会对经济构成重大威胁。但该理论依赖持续宽松的货币环境以维持低利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稳定增长。

现代货币理论将债务问题转化为通胀管理和资源约束问题，强调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同。其有效性受制于三个现实条件：本币债务主导地位、成熟的国债市场深度以及精准投放的财政支出。

此外，关于债务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许多研究表明，公共债务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当一国公共债务水平超过某一阈值时，经济增长将受到显著抑制，国际收支平衡的风险上升，长期治理能力受到挑战。在债务水平较低时，债务比率的上升与传统的凯恩斯乘数一致，可以产生积极的经济刺激。但当债务水平超过一定阈值时，债务水平占GDP的百分比进一步上升将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高债务水平不仅会限制财政政策的灵活性，还可能降低市场对政府信用的信任度，增加主权债务危机的风险。具体的阈值动态性可能随经济体的结构和环境动态变化。

从国际经验来看，债务的可持续性不仅取决于债务规模和经济增速，还受到外部资本市场环境、融资成本、国内储蓄率和贸易收支状况的影响。例如，日本虽然债务水平达到GDP的220%，但由于国内机构的高持有比例，长期的低债务成本以及本币为主的发债方式，使得短期内债务违约风险较低（但同时伴生经济增速困境）。相比之下，希腊等欧洲国家因财政赤字失控且高度依赖国际融资，在债务融资能力受限后，最终难以避免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

美国债务增长正处于失速的边缘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债务规模呈指数级增长，超过同期经济增速。截至2024年12月，美国联邦政府公共债务已达到28.9万亿美元（不包括政府内部债务），占GDP的比例接近100%，高于历史平均水平。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在2025年1月报告中的预测，如果现行政策法律保持不变，联邦公共持有债务占GDP的比例将从2025年的99.9%上升至2035年的118.5%。高债务水平不仅压缩财政政策的调控空间，也可能削弱市场对美债的长期信心，加大未来政府融资的成本与不确定性。

当前，美国债务问题已成为影响其财政可持续性和金融市场稳定的关键隐患，美国债务的边际风险正在抬升：一方面是美联储作为政府债务的重大持有者之一带来的市场波动。截至2024年三季度，美联储仍持有超过4.7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尽管美联储理论上独立于财政政策，但其大规模持债行为已在事实上成为美国债务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缩表政策（自2022年6月起已减持约1.5万亿）可能导致长期美债收益率持续上行，推高政府融资成本。此外，若缩表节奏过快，可能导致货币供给流动性收紧，影响市场风险偏好，甚至引发金融市场剧烈波动，冲击实体经济复苏进程。

另一方面是高利率环境使得利息支出高企挤压财政空间，强化“债务—利息”恶性循环。在高利率环境的持续影响下，美国政府的债务利息支出已经成为财政预算的主要开支之一，预算的挤压效应越发明显。根据CBO的数据，美国2024财年净利息支出首次超过国防支出，利息占联邦收入的约18%。考虑到美联储可能保持高利率环境更久，未来债务利息支出预计还将持续增长，进一步挤压财政政策的灵活性。总体来看，美国债务增长的失速正使其从单一财政挑战演变为系统性风险，三大风险点相互强化：美联储高利率以及缩表政策抬高债务融资成本，利息支出挤压政策空间导致经济进一步依赖债务扩张。

债务高企对美国经济的边际影响

现实经济中，债务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非静态，而是受到货币政策、通胀预期以及市场风险偏好等因素的影响。从实际运行机制来看，持续的债务扩张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主要通过四个关键路径：一是政府借款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政府通过债务融资增加财政支出，可能导致市场上的可贷资金供给相对减少，推高无风险利率。二是政府信用风险溢价推升长期利率。市场对政府偿债能力的担忧随着债务水平持续上升加剧，投资者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推动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进一步加大企业和居民的融资负担。三是为弥补财政赤字和偿还债务导致的税务提高。政府可能通过抬高各类税收来弥补财政赤字，从而降低劳动供给、资本投资和经济活动，抑制长期经济增长。四是通胀预期的抬升。政府债务增长的失速可能引导市场预期政府最终会通过通货膨胀来稀释债务负担，影响消费者购买力，并迫使美联储采取更严格的货币政策，进一步抑制经济增长。

综合当前的学术研究来看，高债务负增长效应的非线性阈值水平测算普遍在70%~90%之间，每增加阈值以上的债务比率一个百分点约拖累经济增长0.01~0.02个百分点。考虑到与其他主权债务相比，美国债务仍具备一定的特殊性，多伦多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Choi等在2024年建立了相关的主权债务违约模型以测算美债最大可持续债务水平，主要强调了两个方面的重要作用：一是便利收益率。美债广泛用于银行、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抵押融资，并承担着美元全球流动性调节的关键作用，因其流动性和作为抵押品的用途而为投资者提供额外价值。与其他形式的债务相比，美国债务的利率较低，从而可以为政府节省大量利息支出。二是铸币税收入。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外国实体持有大量美元资产为美国政府提供铸币税收入，从而强化其财政稳健性。

综合而言，美国债务的阈值相比普遍的债务阈值有20%左右的弹性空间，预计债务最大可持续水平接近110%。当美国债务占GDP比率达到110%左右时，债务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将显著出现，体现在利率上行压力、财政负担以及金融市场风险偏好变化等。若债务水平进一步上升，财政空间缩小，利息支出占比过高时，美国经济可能面临更严重的增长瓶颈和市场动荡风险。

（程实系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周烨系工银国际宏观分析师）

美联储去年9月起终于开启本轮降息周期，但全年美国国际资本净流入再度过万亿，全球美元荒卷土重来。

日前，美国财政部发布了最新国际资本流动（TIC）数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了2024年第四季度和2024年国际收支平衡表（BOP）初步数据。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美联储9月起终于开启本轮降息周期，但全年美国国际资本净流入再度过万亿，全球美元荒卷土重来；中国的跨境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资本流动，继续处于强美元周期的溢出影响之下。

降息周期重启无损美元资产吸引力

根据TIC数据，2024年，美国国际资本净流入1.04万亿美元，较上年增长46.4%，规模排名史上第四位，前三位分别是2022年、2021年、2006年的1.62万亿、1.10万亿和1.06万亿美元。其中，私人资本净流入9201亿美元，增长70.9%，规模排名史上第三位，仅次于2022年、2021年的1.60万亿和1.03万亿美元；官方资本净流入1222亿美元，下降29.5%（见图1）。

从季度数据看，2024年第一季度，在美国经济“不着陆”概率上升、美联储宽松预期降温的背景下，美国录得国际资本小幅净流出36亿美元。自第二季度开始，随着美联储降息预期升温和兑现，美国国际资本回流逐渐加速，第三季度录得净流入5779亿美元，创下单季新高；前三季度累计净流入6581亿美元，由上半年同比下降75.3%转为增长17.9%（见图1）。

2024年第四季度，虽然美联储11月和12月份连续两次降息，但因美国通胀和就业韧性较强，美联储宽松预期降温，加之特朗普交易回归，美元指数和10年期美债收益率止跌反弹，一举收复前期跌幅实现了全年分别收涨7.0%和70个基点。在此背景下，当季美国国际资本净流入3842亿美元，虽环比下降33.5%，却同比增长150.1%，令全年增速较前三季度走阔28.5个百分点（见图1）。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2024年第四季度美元指数大幅上涨7.7%，同期大多数非美元货币再度承压。受此影响，当季，美国录得官方资本净流出691亿美元，为2020年第一季度以来最大规模净流出，反映同期国外有关当局再度大举干预本币汇率贬值。由此，全年美国官方资本净流入规模由前三季度同比增长39.9%转为下降29.5%，增速大幅回落69.5个百分点（见图1）。

美国国际收支是结构性的贸易收支逆差、资本项目顺差的自主平衡格局。2024年，美国国际资本回流加速与其创纪录的商品贸易逆差有关。当年，美国商品逆差1.21万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4.0%；服务顺差2933亿美元，增长5.4%；商品和服务逆差合计9184亿美元，增长17.0%，与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即贸易赤字率）为-3.1%，这同国际资本流动净额与名义GDP之比3.6%的水平大体相当。对2012~2024年美国商品和服务差额/GDP与国际资本流动净额/GDP的相关性分析显示，二者为强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827，表明贸易失衡越严重，美国国际资本净流入越多（见图2）。同时，这也意味着，若特朗普关税致力于纠正美国贸易失衡的话，将抑制国际资本对美元资产的有效需求，二者“两难全”。

外资做多美股加速美国资本净流入

从交易工具看，2024年，美国上万亿国际资本净流入中，外资净买入美国股票3082亿美元，占比29.6%，低于同期外资净买入美国国债和企业债分别占比54.3%和31.4%的水平，位列第三。但是，外资终结了连续两年净卖出美股的情况，较上年多买入3183亿美元，贡献了同期美国国际资本净流入多增的96.3%；银行负债和其他可转让证券海外持有额多增分别贡献了78.0%和61.3%，分别排名第二和第三位；净买入外国证券多增负贡献94.1%、净买入美国政府机构债少增负贡献29.3%（见图3）。

2024年，美国道琼斯、标普500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连续两年上涨，涨幅分别为12.9%、23.3%和28.6%。这吸引了外资流入。全年，外资净买入美股规模仅次于2020年的3670亿美元，排名史上第二。其中，私人外资前两年为持续净卖出，2024年空翻多，转为净买入美股2890亿美元，净买入额仅次于2020年的3549亿美元；官方外资也难敌美股诱惑，净买入192亿美元，为连续两年净买入，较上年多增8亿美元。

相对而言，美国国债对外资的吸引力不及从前。到2024年底，外资持有美债余额8.51万亿美元，较上年底增加5737亿美元。其中，外资净买入美债5657亿美元，贡献了同期美国国际资本净流入额的54.3%，是美国国际资本净流入的第一大来源；但净买入额较上年少增838亿美元，对同期美国国际资本净流入多增为负贡献25.4%（见图3）。由外资持有美债余额变动与买入美债净额轧差，得出2024年外资持有美债录得正估值效应80亿美元（见图4）。

从期限结构看，外资持有中长期美债余额7.31万亿美元，增加4572亿美元，贡献了新增外资持有美债余额的79.7%，其中，净买入中长期美债4492亿美元，正估值效应80亿美元；外资持有短期美国国库券1.20万亿美元，增加1165亿美元。从持有人结构看，私人外资持有美债余额4.73万亿美元，增加5875亿美元，贡献了新增外资持有美债余额的102.4%，其中，净买入美债5377亿美元，正估值效应498亿美元；官方外资持有美债余额3.78万亿美元，减少138亿美元，其中，净买入美债280亿美元，负估值效应418亿美元。需要指出的是，2024年第四季度，官方外资净减持美债394亿美元，相当于同期官方国际资本净流出额的57.0%，再次表明当季国外有关当局或存在抛售外汇储备，实施外汇市场干预的行为。

2024年，2、5、10、20、30年期美债收益率分别收涨2、54、70、66、75个基点。鉴于外资持有美债余额中，中长期美债占比八成五以上，而1年期以内的美国国库券不计提估值损益，中长期美债价格下跌，外资持有美债余额按市值重估本应录得负估值效应。如2022年，由于前述各期限美债收益率分别飙升358、273、236、220、207个基点，美债价格大幅下跌，外资持有美债录得负估值效应1.26万亿美元。这导致当年外资净买入美债7166亿美元（仅次于2008年的7724亿美元），但外资持有美债余额下降5426亿美元（见图4）。当时，关于外资抛售美债的说法不胫而走。但这显然是“以讹传讹”。

2024年，在相似情形下，外资持有美债却录得正估值效应。然而，TIC中主要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债的分项统计数据显示，同期，外资持有中长期美债录得负估值效应259亿美元。从持有人结构看，问题可能出在私人外资。如前所述，官方外资持有美债录得负估值效应418亿美元，私人外资却是正估值效应498亿美元。二者持有美债的期限结构相近，估值效应却截然相反，显然于理不合。

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披露的全球外汇储备币种构成（CCOFER）看，2024年到三季度末，美元储备份额为57.4%，连续八个季度低于60%，且创下1999年第一季度（有季度数据）以来的新低。但由此得出美元国际地位下降的结论需要慎重。从TIC数据看，美元资产依然受到国际投资者的青睐，要避免对数据的过度解读甚至误判。特别地，尽管美联储已开启新一轮降息周期，但其政策立场依然是限制性的，全球金融周期继续处于2011年以来启动的本轮强美元周期的溢出影响之下。

中美进一步相互减持对方证券资产

根据TIC统计数据，2024年，外资净买入美国证券（含美国国库券，但不含银行负债变动、买卖外国证券及其他可转让证券海外持有额变动）1.26万亿美元，较上年多增1718亿美元。中国投资者却背道而驰，同期净卖出美国证券1285亿美元，较上年多增985亿美元。其中，净卖出美国政府机构债422亿美元，较上年多增663亿美元，贡献了同期中资净卖出美国证券多增的67.3%；净卖出美国国债（含国库券）581亿美元，较上年多增239亿美元，贡献了23.6%；净卖出美国股票277亿美元，多增74亿美元，贡献了7.5%；净卖出美国公司债4亿美元，多增13亿美元，贡献了1.3%（见图5）。这表明，中国投资者对美股坚定地逢高减仓，并全面降低对美元资产的风险敞口。

进一步分析，截至2024年底，中资持有美债余额7590亿美元，较上年底下降573亿美元。其中，中资净卖出美债581亿美元（最后三个月为连续净买入，累计达77亿美元），包括净卖出中长期美债1018亿美元，净买入美国国库券437亿美元（见图5）。到2024年底，中资持有美债余额中，短期美债占比8.0%，较世界平均水平低了6.1个百分点，但较2023年底上升了5.9个百分点。

根据TIC数据，2024年，美国净买入外国证券3984亿美元，较上年多增3108亿美元。其中，分别净买入外国债券、股票2528亿和1456亿美元，分别多增1606亿和1502亿美元（见图3）。同期，美国对中国证券却另眼相待，净卖出54亿美元，较上年多增41亿美元。其中，净买入中国债券1亿美元，少增38亿美元，贡献了同期美国净卖出中国证券多增的89.6%；净卖出中国股票56亿美元，多增4亿美元，贡献了10.4%。值得一提的是，2024年2~5月及9~10月，美国投资者均持续净增持中国股票，显示当时美国投资者追涨了年初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改革提速和9月份政策转向后的A股与H股反弹行情（见图6）。

强美元周期影响中国跨境资本流动

美元周期是指美元汇率（即美元指数）经历的周期性升贬值变化。美元作为国际主要货币，其周期性变化对全球经济金融具有重大影响。如美元走强时，资本回流美国，或导致其他国家的资本外流；当美元走强时，非美货币贬值，全球资产价格波动加剧，国际金融风险上升。

当前美元走势依然偏强。中国的跨境资本流动也不能独立于本轮强美元周期。这从外汇局发布的BOP初步数据可以得到佐证。

BOP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直接投资净流出1683亿美元，较上年多增257亿美元。这主要反映了外来直接投资（FDI）净流入的锐减。同期，FDI净流入45亿美元，下降89.4%，减少382亿美元，贡献了直接投资净流出多增的148.5%；对外直接投资（ODI）净流出1728亿美元，下降6.7%，减少125亿美元，为负贡献48.5%。

2024年，中国FDI净流入大幅减少且降至较低水平，引起了市场关注。对此，首先，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利用外资工作，积极致力于稳步推动制度型开放，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近期正式公布了《2025年稳外资行动方案》，明确要做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增强开放平台效能、加大服务保障力度4方面共20项重点任务。其次，对于FDI资本流动数据变化要理性看待。

联合国贸发会公布的全球FDI统计中，中国数据是商务部口径。分析研判中国利用外资情况，通常用国际可比的商务部口径数据。根据该口径数据，2024年中国实际利用FDI达8263亿元人民币，约合1161亿美元，远高于BOP口径数值。这主要反映了两个口径数据的统计差异。之前，笔者多次就此专题阐述，本文不再赘述。

需要指出的是，BOP口径数据包含了外方股东与外商投资企业之间的关联债务往来。这虽然在统计中归入长期的、稳定的资本流动，却具有波动性较大的短期资本流动特征。外汇局多次指出，鉴于当前境外融资成本相对较高、境内融资便利度上升等因素，部分外商投资企业倾向于增加本地融资、减少或偿还境外贷款，来华债务性质直接投资呈现阶段性净流出。2024年，该项目净流出540亿美元，较上年多流出251亿美元，贡献了同期FDI净流入降幅的65.6%。剔除该项目，FDI项下的股权资本净流入584亿美元，较上年下降18.5%，远低于89.4%的降幅（见图7）。其中，新增资本金流入908亿美元，与股权资本净流入的缺口较上年收敛了32.9%。

另外，BOP口径的短期资本流动状况也反映了强美元周期对中国的影响。2024年，中国短期资本净流出（含净误差与遗漏）3160亿美元，增长199.3%（上年为下降67.7%）。其实，2024年上半年，中国短期资本流动状况有所好转，由上年同期净流出492亿转为净流入153亿美元，但第三、四季度净流出跳升至1323亿和1991亿美元（见图8）。而这一变动趋势与同期美国国际资本净流入前低后高的变化正好互为镜像。

（作者系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转自：凤凰网科技

据商业内幕报道，Meta首席人工智能科学家杨立昆（Yann LeCun）警告称，美国正面临科技人才流失危机。这位曾获图灵奖的AI领域权威在LinkedIn发文直言：“美国似乎执意摧毁其公共科研资助体系，许多本土科学家正在寻求'B计划'。”

特朗普政府近期接连出台行政命令削减科研经费，引发学界强烈反弹。其中针对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百亿级资金裁撤方案已进入司法程序——纽约州联邦法官周五裁定暂停执行该提案，因多所高校及州政府指控此举违法。哈佛医学院前院长杰弗里·弗莱尔在社交媒体X上抨击：“任何理性政府都不会做出这种事。”

值得注意的是，特斯拉CEO马斯克主导的“成本削减DOGE小组”已进驻NIH、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环保署(EPA)及NASA等联邦机构。而特朗普政府签署的禁止大学推进多元平等政策的行政令，更引发学术界恐慌。《科学美国人》报道称，至少有一所美国高校要求研究人员避免使用“生物多样性”等敏感词汇，以免触发AI审查系统的监控。

拥有法国教育背景的杨立昆强调，美国的政策变动应成为欧洲的警钟：“欧洲的机构和企业或将迎来吸引全球顶尖人才的机遇。”

杨立昆特别呼吁欧洲：“要让科研事业成为最具吸引力的职业选择。”其建议直指当前全球科研竞争的核心——在美国政策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如何构建更具包容性与可持续性的创新生态，将成为决定未来科技版图的关键。

现金储备达3342亿美元，减持苹果与美银，加码日本五大商社。

2月22日晚间，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旗下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公布了2024年四季度和全年的业绩报告。一年一度的致股东信也同步披露。

财报显示，2024年第四季度，伯克希尔·哈撒韦运营利润大幅增长71%，达到145.27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尽管如此，伯克希尔·哈撒韦的现金储备仍在增加，截至2024年底，其现金持有量达到3342亿美元，较第三季度末的3252亿美元进一步上升。

巴菲特在致股东信中表示，尽管公司持有大量现金，但大部分资金仍投资于股票，这一偏好不会改变。他还提到，尽管2024年伯克希尔·哈撒韦旗下189家运营企业中有53%报告利润下降，但公司整体表现仍超出预期。

巴菲特在信中还强调，伯克希尔·哈撒韦将继续优先投资股票，并且未来可能会增加对日本五家商社的持股。

现金储备创历史新高

最新的财报和年度股东信显示，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现金储备已达到创纪录的3342亿美元，现金储备占资产比例达1998年以来最高；同时公司在2024年第四季度继续净卖出股票。这一防御性姿态引发了市场的广泛关注。

财报显示，伯克希尔·哈撒韦2024年第四季度的现金储备较上一季度的3252亿美元进一步增加至3342亿美元。这一数字不仅创下历史纪录，也相当于全球排名前二十经济体的外汇储备量，现金占总资产的比例达到199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与此同时，该公司在2024年继续净卖出股票，这一“防御性”策略引发了市场的高度关注。记者注意到，该公司现金储备的增加主要源于股票减持。财报显示，2024年全年，伯克希尔·哈撒韦净卖出超过1340亿美元的股票，主要由于其两大持仓——苹果和美国银行的减持。

其中，伯克希尔·哈撒韦2024年连续四个季度减持苹果公司股票，持股比例从6%降至2%，套现约133亿美元。经过去年多次减持，伯克希尔去年底持有美国银行股份不足9%，持仓价值从约410亿美元降至不到300亿美元，股份降至9.987%。此外，伯克希尔还减持了花旗集团、资本一号银行和Nu Holdings等多家银行的股份。

与此同时，巴菲特似乎也不认为自己的股票具有吸引力。伯克希尔·哈撒韦在2024年第四季度以及截至2月10日的第一季度均未回购任何股票，这与2023年频繁回购形成对比。“这与伯克希尔·哈撒韦股价持续上涨有关，市值在2024年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在股价高企的情况下，回购股票已不再是明智之举。”一名外资行人士对记者表示。

尽管标普500指数在过去两年连续实现超过20%的涨幅，并且在2025年迄今继续保持上涨态势，但巴菲特在当前牛市中依然保持谨慎观望的态度。“市场参与者对经济放缓的担忧、新总统特朗普政策调整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整体股票估值过高的问题，关注度有所上升。”前述外资行人士表示。

记者注意到，巴菲特在信中表明他对当前市场的高估值持谨慎态度。巴菲特在股东信中提到，当前市场估值可能并不吸引人。他写道：“我们对股票投资工具的选择保持中立，但很多时候并没有特别吸引人的机会。”

根据美国证监会披露的信息，2024年末，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前五大股票持仓是美国运通、苹果、美国银行、可口可乐和雪佛龙五家公司，占总体仓位的比例从79%下降至71%。

“巴菲特一直以来以谨慎的投资风格著称。”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认为，历史数据显示，在他五次大规模抛售股票之后，美股市场均出现了显著下跌，且这些抛售行为大多发生在市场估值的高点。因此，巴菲特此次大规模减持美股，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他认为当前美股市场已经处于估值高位。

此外，也有市场人士指出，伯克希尔·哈撒韦目前持有的巨额现金储备是为继任者格雷格·阿贝尔（Greg Abel）提供战略缓冲，避免因市场波动而被迫低价出售资产。“巴菲特在过去一年的保守举措并非对市场的判断，而是为阿贝尔做好准备。”一名海外机构人士对记者称，巴菲特削减过大的头寸并积累大量现金，是为阿贝尔未来部署资金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

加码日本市场投资

巴菲特近年来对日本市场兴趣盎然。

伯克希尔·哈撒韦2024年两度发行日元债，全年发行的日元计价债券的总额达到5451亿日元，超过首次发行债券的2019年的4300亿日元，创历史新高。2024年10月，该公司发行总额为2818亿日元的日元债，发行规模仅次于2019年的首次发债。

在此次披露的年度信中，巴菲特提到，未来将增加对日本的投资。他表示，伯克希尔·哈撒韦在2019年7月首次购买了日本五大商社的股票，之前只是看了它们的财务记录，并对股票价格之低感到惊讶。

“随着时间的推移，伯克希尔·哈撒韦对这些公司的钦佩之情持续增长。这五家公司运营得非常成功，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其运营模式与伯克希尔·哈撒韦自身颇为相似。”巴菲特写道。

公开信息显示，伯克希尔·哈撒韦对日投资的这五家公司分别是：株式会社（ITOCHU）、丸红株式会社（Marubeni）、三菱商事株式会社（Mitsubishi）、三井物产株式会社（Mitsui）和住友商事株式会社（Sumitomo）。财报显示，伯克希尔对日本五大商社的总投资成本为138亿美元，市场价值达到235亿美元。

对于在日本投资，巴菲特表示很喜欢，他预计今年从日本投资中获得的股息收入将达到约8.12亿美元，而日元债的利息成本约为1.35亿美元。也就意味着，今年巴菲特可能从日本市场上赚取6.77亿美元。

巴菲特强调，对这五家公司的持股是长期的，伯克希尔·哈撒韦致力于支持它们的董事会。“一开始，我们曾同意将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持股保持在每家公司股份的10%以下。但当接近这个限制时，这五家公司同意适度放松这个上限。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可能会看到伯克希尔·哈撒韦对所有五家公司的持股略有增加。”巴菲特提到。

值得关注的是，伯克希尔·哈撒韦2024年全年运营利润达474.37亿美元，同比增长27%。其中，保险板块表现尤为亮眼：保险投资利润因利率上升同比增长48%至136.7亿美元；保险承保利润达90.2亿美元，第四季度单季同比增长302%至34亿美元。巴菲特在股东信中称，保险业务的稳健现金流是公司“永不枯竭的燃料”。

此外，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投资收益也因国债收益率的上升而大幅增长。巴菲特表示，公司通过增加短期高流动性证券的持有量，进一步增厚了投资收益。

本文源自:IT之家

BMWYY>宝马集团宣布，暂停对位于牛津郊区的 Mini 汽车装配工厂 6 亿英镑（IT之家备注：当前约 55 亿元人民币）的投资计划。此举是由于电动汽车市场需求下滑。

2023 年，宝马曾宣布将投资升级其位于考利的工厂，以生产 Mini 电动汽车。该计划得到了英国政府的支持，并预计将提供 4000 个电动汽车生产岗位。然而，鉴于当前汽车行业面临的多重不确定性，宝马集团目前正重新评估在考利工厂生产电动 Mini 的计划。

宝马表示，牛津工厂一直是 Mini 汽车生产的核心，生产并出口多种在英国及全球范围内受追捧的车型。尽管投资计划暂停，但工厂的部分建设项目仍在推进，其中一项是新建一座最先进的物流设施，以使工厂具备未来发展的能力。宝马集团已通知英国政府其决定调整投资时间表，并确认不会接受此前宣布的政府补贴。宝马在声明中表示，将继续与政府就未来计划保持密切沟通。

在投资计划暂停期间，牛津工厂将继续生产搭载内燃机的 Mini 汽车。该工厂拥有超过百年历史，目前雇佣了 4500 名员工，并计划在 2030 年转型为纯电动汽车生产基地。然而，投资计划的暂停使其未来发展受到质疑，同时也意味着宝马将不得不支付比预期更长的进口关税。

此前，当 6 亿英镑投资计划公布时，预计电动 Mini Cooper 和电动 Mini Aceman 跨界 SUV 将在 2026 年开始在该工厂生产。这一计划标志着宝马战略的转变，此前宝马曾计划将生产转移到成本更低的中国工厂。该投资计划由时任英国首相里希・苏纳克（Rishi Sunak）的政府促成，并包含 6000 万英镑的纳税人补贴。

英国现任工党政府承诺重新实施前保守党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制定的政策，即到 2030 年禁止销售新的汽油和柴油汽车。汽车制造商被要求严格遵守电动汽车销售配额，否则可能面临每辆车高达 1.5 万英镑的罚款。今年，英国汽车销量的 28% 必须是电动汽车，而 2024 年的目标比例为 22%。

然而，由于消费者对充电基础设施不足以及从燃油车转向电动汽车的成本上升感到担忧，电动汽车的需求出现了下降。

对此，英国交通部发言人表示：“我们认识到汽车制造商面临的全球性挑战，并通过咨询重新评估 2030 年电动汽车期限，同时保护就业机会，这一决定得到了大多数正在朝着这一日期努力并有望实现其零排放汽车配额目标的制造商的支持。我们正在投资超过 23 亿英镑，以支持行业和消费者实现转型，挖掘这一数十亿英镑产业的潜力，这将为英国创造高薪工作，使其成为清洁能源强国，并助力我们实现变革计划。”

转自：凤凰网科技

凤凰网科技讯 （作者/陈俊熹）2月23日，OpenAI创始人山姆·奥特曼在X平台上发布他刚出生孩子的照片。他说：“欢迎来到这个世界，小家伙！我从来没有感受过这样的爱。”

奥特曼十七岁时出柜为男同性恋，2024年1月，他和软件工程师奥利弗·马尔赫林以犹太礼仪方式结婚。马尔赫林曾是Meta AI部门加州总部的软件工程师，专业领域涉及人工智能与软件开发。有报道称，马尔赫林自2019年起就与奥尔特曼交往，他们平日住在加州旧金山。

婚礼现场照片

网友在评论区与奥特曼开起了玩笑。有网友说：“我以为你是同性恋，这个孩子是买的吗？”

还有网友回复称：“是的，你可以在ali express（国际版淘宝）上买到他们。”

还有网友问：“他什么时候能写prompt？”

当然，除了少部分善意的玩笑之外，许多人为奥特曼送上了祝福，比如微软CEO纳德拉：“衷心祝贺你，山姆！为人父母是人生中最深刻、最有意义的经历之一。祝你和你的家人一切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