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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官员称,埃及和卡塔尔的调解人认为,哈马斯现在可能会同意释放人质和停火协议。
周四,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两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以色列已通过埃及向哈马斯提交了一份最新版本的停火协议提案,涉及释放剩余的100名人质。
一名以色列官员指出:“埃及和卡塔尔的调解人认为,哈马斯现在可能会同意释放人质和停火协议,即使这只是部分协议。”
新提议的要点是在上周日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敲定的,与会的有高级部长和几名安全部门负责人。这些要点被传递给埃及情报部门,然后由他们提交给开罗的哈马斯代表。
“埃及目前是与哈马斯谈判的主要渠道,尽管卡塔尔也参与其中,”以色列官员表示。
新提案提出与哈马斯停火持续42至60天。在此期间,该组织将释放女性人质、50岁以上的男性人质和病危的人质。
以色列最初要求释放这些人质中的33人,但现在已经调整了预期,理由是评估称一些人质可能已经不在人世。
值得注意的是,维持以色列释放数百名巴勒斯坦囚犯的意愿,包括那些被判无期徒刑的囚犯,作为交换。
“我们正在等待埃及人通知我们哈马斯的回应,”一名以色列官员在谈及哈马斯对最新提案的立场时说。“几天之内,我们将知道哈马斯是否愿意在我们提出的框架内进行谈判,”他补充说。
如果哈马斯做出积极回应,以色列代表团将前往开罗敲定停火期限、要释放的人质数量以及将释放哪些巴勒斯坦囚犯等细节。
在华盛顿,战略事务部长罗恩·德默(Ron Dermer)会见了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迈克·沃尔茨(Mike Waltz)。
“候任总统支持在加沙地带达成释放人质和停火的协议,前提是以色列可以接受。”特朗普的一名顾问称,并补充说,“特朗普希望这样的协议在明年1月20日之前迅速、毫不拖延地推进。”
卡塔尔首相谢赫·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拉赫曼·阿勒萨尼(Sheikh Mohammed bin Abdulrahman Al Thani)告诉天空新闻,他正在就此事与特朗普的顾问联系。
他说,“我们从特朗普的顾问那里听说,他希望在他上任之前解决人质和加沙停火问题。我们希望双方都能理解这一信息。”
最近公布的美国零售商财报显示,零售业巨头沃尔玛(WMT.US)、亚马逊(AMZN.US)等的优势正在扩大,而塔吉特(TGT.US)、柯尔百货(KSS.US)等竞争力较弱的零售商却表现不佳。这种分化突显了因通胀和生活成本上升,美国消费者在消费决策上更加精明与挑剔。
美国零售联合会(NRF)预计,今年假日消费支出将同比增长2.5%-3.5%,总额达到9795亿至9890亿美元。虽然增幅低于2022年的3.9%,但依然显示出消费者的消费意愿。GlobalData Retail董事总经理Neil Saunders指出:“消费者仍在花钱,但预算更紧,这迫使他们优先选择更具竞争力的零售商。”
今年消费者更注重实用性和价值,零售商通过积极定价吸引消费者,如沃尔玛继续推进低价策略,而塔吉特则降价2000种商品。美国“黑五”期间网购创纪录,消费者在线上有更多选择和比较空间,零售商也推出大量折扣。低价吸引了更多消费者,尤其是百思买(BBY.US)、塔吉特和柯尔百货等依赖非必需商品的零售商面临挑战,而沃尔玛和好市多(COST.US)则因主打必需商品而表现更好。
到目前为止,假日购物季表现不一。黑色星期五实体店销售额同比仅增0.7%,但网购消费额大涨14.6%(万事达数据),这得益于零售商和电商平台在此期间积极促销。
NRF估算,感恩节至网络星期一期间,约1.97亿人次购物,超预测近1400万人。Adobe报告显示,网络星期一网购额达133亿美元,同比增长7.3%,而黑色星期五网购额为108亿美元,消费者在电子产品、玩具等商品上享受了大幅折扣。
零售商通过推送通知、邮件等方式推广网络星期一折扣活动,吸引对价格敏感的消费者。例如,塔吉特推出“两天网络星期一”活动,为游戏、家居装饰等数千种商品提供高达50%的折扣。
零售商们均发力网购业务。在线上,沃尔玛和亚马逊等零售商都依靠生成式人工智能客户服务和搜索功能,让购物者更容易在网站和移动应用程序上找到产品。
据赛富时估计,上周六,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进行客户服务的零售商发现,用户的购买率提高了15%。Adobe表示,在网络星期一,聊天机器人或购物者点击网站链接到零售网站的流量在整个周末比黑色星期五增加了1950%。赛富时的数据也显示,黑色星期五AI驱动的在线聊天服务的使用量同比增长31%,使用生成式AI的数字零售商的转化率比未使用AI的零售商高出9%。
万事达经济学家Meyer称,“大量集中的消费主要是在线完成的,因为作为消费者,你在网上拥有最大的权力和选择”。Adobe报告称,电子商务价格已连续26个月下跌,有助于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节省预算并推动需求。
零售商们的财报也体现了这点。亚马逊和沃尔玛等电子商务巨头的线上业务强劲。沃尔玛美国的电商销售额增长了22%,这得益于门店自提和送货服务,美国Walmart Connect的广告及其在线业务也实现了26%的同比增长;会员收入也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
亚马逊第三季度在线商店部门营收增长7%,至614亿美元。亚马逊最大竞争对手之一、加拿大电商巨头Shopify(SHOP.US)公布的最新财报超出华尔街预期,该公司财报显示,第三季度总营收增长约26%,高于分析师平均预期的21.2亿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亚马逊在业绩电话会议上提到,消费者端跟前几个季度巨大的差异是他们的价格意识更强了,因此也更倾向于低平均售价(ASP)产品。
与此同时,平台的促销活动也“卷”了起来。在美国网上购物逐渐火爆之际,中国电商平台获得不少消费者的青睐,Temu、Shein这类本身就以价格取胜的平台加入了这场促销战。数据公司Facteus称,Shein、拼多多旗下Temu、字节跳动旗下的TikTok Shop等零售电商在截至上周五的七天销售额出现同比劲增。
此外,亚马逊指出,其平台日常必需品更多倾向于售卖亚马逊的自营商品,这一优势与沃尔玛不谋而合。沃尔玛有能力推出更实惠的自有品牌,并长期以来一直是价格领导者,因为它从自己的规模中获得了定价权,并将这种定价权传递给了客户,适合在通胀与高利率背景下节省开支的消费者购买便宜的必需品。
相比之下,塔吉特、柯尔百货与百思买等电商业务较为劣势的零售商的业绩较为疲弱。这三家大型百货公司均下调了年度业绩指引。
尽管美国消费者继续消费,但也有迹象表明,消费者依然谨慎。仍受高通胀冲击的情况下,美国消费者受到钱包紧缩的影响,进而减少非必需支出。最显著的例子便是沃尔玛与塔吉特这两大零售巨头之间的三季度业绩差异。
11月21日,塔吉特公布了不及预期的三季度业绩报告,导致其股价跌至52周低点;而在前一天,沃尔玛的股价则飙升至历史高点。财报显示,塔吉特Q3销售额未达预期,并下调了全年调整后每股收益预期。相比之下,沃尔玛上调了全年业绩预期,显示出更强的销售趋势。在同店销售额方面,沃尔玛取得了5.3%的同比增长,相比之下,塔吉特的增长仅为0.3%。
与塔吉特不同,沃尔玛更注重食品杂货和其他“必需”产品类别,这些产品在经济周期中的需求相对更稳定。沃尔玛的价值导向和执行良好的数字战略是吸引高收入家庭、赢得食品杂货市场份额的关键。这两家大型零售商之间的巨大差异表明了消费者在不同领域的消费意愿和开支缩减情况——美国消费者在非必需消费支出方面依然谨慎。
高盛零售分析师凯特·麦克沙恩则认为,塔吉特陷入困境的根源之一在于其商品组合。塔吉特约60%的销售额来自非必需品,如家居用品和服装,而沃尔玛则相反,约60%的销售额来自日常必需品。这种商品组合导致了塔吉特业绩的波动性和不稳定性。
亚马逊也在其业绩电话会议上指出,目前看到的影响是买家对于日常必需品的需求非常明显、订单量增长也很快。相比之下,家装产品巨头家得宝(HD.US)和劳氏(LOW.US)的管理层指出,由于现有房屋销售量仍处于 20 年来的最低水平,对非必需大型房屋改造项目和其他大件物品的需求仍然低迷。
尽管消费韧性尚存,但美国消费者因高额信用卡债务和高利率转向更注重性价比的消费。美联储经济褐皮书指出,消费者对价格的敏感度进一步上升。
这一趋势预警了美国经济的潜在疲软,表明消费者支出增长或不如零售数据和巨头财报显示的强劲。价格敏感度限制了企业转嫁成本的能力,而薪资增速也不如非农报告所示乐观。消费支出占美国GDP的70%-80%,其疲软可能重创劳动力市场和整体经济。
明年潜在关税措施或加剧通胀,削弱购买力,进一步拖累消费。NRF分析显示,10%-20%关税可能推高六大零售品类价格,令消费者每年损失462亿至767亿美元购买力,相当于额外增加362至624美元支出。同时,移民限制可能收紧劳动力市场,增加零售商成本。
美国劳工部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逆差在10月份扩大至738亿美元,9月份为844亿美元,这比预期的754亿美元逆差要小。
美国10月份出口额为2657亿美元,比9月份出口额减少了43亿美元。10月份进口额为3396亿美元,比9月份进口额减少了143亿美元。
截至本年度迄今,货物和服务贸易逆差比2023年同期增加了807亿美元,增幅为12.3%。出口额增加了940亿美元,增幅为3.7%。进口额增加了1747亿美元,增幅为5.4%,美国人口普查局表示。
平均货物和服务贸易逆差在截至10月份的三个月内减少了18亿美元,至761亿美元。
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11月30日当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22.4万人,高于预期21.5万人,高于前值21.3万人。
市场分析认为,美国经济增长和消费者支出上升导致进口需求增加。制造业在全球市场中表现疲弱,特别是在电子产品和机械设备领域。
美元升值使美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价格昂贵,影响出口。同时,全球经济放缓和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了贸易环境的不稳定性。美国国内储蓄率低,需要依赖外部借贷来满足消费和进口需求。此外,美国对其它商品如石油和消费品的进口依赖较大。尽管美国政府尝试通过减税和鼓励企业回流等措施促进出口,但效果有限,导致贸易逆差问题持续存在。
另有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11月30日当周的初次失业救济申请人数增加了9,000人,达到224,000人,高于预期的215,000人和修正前的215,000人(原为213,000人)。
四周移动平均数为218,250人,比修正前的217,500人增加了750人。
持续申请救济人数下降至187.1万人,低于预期的191万人和修正前的189.6万人(原为190.7万人)。
美国劳工部表示,截至11月23日的一周,经季节性调整的保险失业率为1.2%,与前一周未修正的1.3%持平。
在截至11月30日的一周内,根据州计划实际初次申请救济的人数未经调整为210,166人,比前一周减少了34,967人。季节性因素预计从前一周减少43,221人。
2024年11月美国当周的初次失业救济申请人数整体表现显示了劳动力市场的稳健和韧性,尽管存在一些波动,但整体趋势向好,且就业市场有望在经历了短期挑战后恢复增长。尽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在10月初因飓风和波音公司罢工而激增,但裁员人数仍然很少,显示出劳动力市场的韧性。
在美国初请失业金数据显示就业市场可能走软后,美元走软,这增强了美联储降息的理由。预计6日将公布的11月份非农就业人数预计将从10月份的1.2万人升至21.4万人。
近期强势美元突袭波及各国货币,新兴市场尤其是亚洲已成为关键的博弈战场。
当前,印尼、马来西亚、印度、韩国等国汇率遭遇巨大的贬值压力,多国央行已经开始出手,试图稳住汇率。受到强美元和政局动荡的双重冲击,12月5日,韩国财政部宣布将启用价值40万亿韩元的市场稳定基金。此前,韩国政府和央行曾承诺,必要时将提供“无限流动性”。其他新兴市场也有所行动,12月4日,印尼央行表示,在印尼盾跌向1美元兑16000印尼盾之际,准备干预外汇市场以稳定印尼盾汇率。
虽然当前美元略有回落,但仍处于高位。12月5日,美元指数下跌0.26%报106.05。汇率市场因“特朗普交易2.0”回归而承压,自11月初以来,美元指数累计上涨1.03%。
亚洲各国轮番行动抵御强势美元的影响,不仅因为“特朗普交易2.0”,还因为市场对美联储降息的预期降温也在推动美元走强。
12月4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发表讲话称,美联储将走向更加中性的利率。外界预料这是鲍威尔在12月议息会议前最后一次公开讲话,这一表态也被市场视为释放政策信号。另外,未来两周美国将有多项重要数据出炉,包括12月6日的非农就业市场报告和12月11日的11月CPI。接下来的12月17日—12月18日,美联储议息会议将举行。
一系列数据和年内最后一次利率决议的影响下,美元能否继续走强?强势美元所产生的“虹吸效应”又将给亚洲市场带来怎样的影响?
强美元袭来,亚洲多国都在密切关注货币波动。与此同时,部分国家央行奋起应战。
目前,韩国正处于政治僵局,再加上强势美元的扰动,韩元遭受双重压力,一度创下近年来最快速的贬值纪录。目前,韩元汇率有所回升,截至北京时间12月5日19时,韩元对美元汇率为1美元兑1418.4韩元,韩元汇率月内跌幅为1.64%。当天,韩国财政部宣布将启用价值40万亿韩元的市场稳定基金。韩国金融当局表示将每天召开会议,并重申立场称将密切关注金融、外汇市场状况,必要时迅速采取一切措施稳定市场。
韩国央行之外,印尼央行也快速行动起来。当地时间12月4日,印尼央行宣布,准备采取措施以维持外汇市场信心。印尼央行行长佩里·瓦吉约表示,由于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的新政府预计将采取更加内向的政策,导致印尼盾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因此印尼央行明年继续放松货币政策的空间将变小。之前,佩里·瓦吉约在印尼央行年会上也表示:“全球动荡迫使我们将重点放在稳定印尼盾上。”
数据显示,截至12月5日,印尼盾对美元汇率为1美元兑15859印尼盾,月内下跌约0.12%。
“印尼把稳货币放在首位,主要是因为其干预外汇市场的政策空间受限。”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倪淑慧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一是因为印尼外汇储备规模较小,使用外汇储备干预市场能力较弱。今年10月,印尼外汇储备总规模约为同期新加坡外汇储备规模的40%左右,泰国的60%左右;二是央行使用政策利率干预外汇市场的空间也十分有限;由于经济增速不及预期,如果货币继续贬值,印尼央行将面临稳汇率和稳增长的两难选择。
法国里昂商学院管理实践教授李徽徽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印尼央行优先稳汇率,是对其经济特性的精准回应,印尼的进口依赖性高,特别是能源和工业原材料,一旦货币贬值失控,将直接加剧输入性通胀,危及民生稳定。
与印尼盾情况相似,其他亚洲货币也面临较大的贬值压力。12月3日,美元兑印度卢比日内最高报84.788,创出历史新高。截至12月5日,美元兑印度卢比为1美元兑84.7印度卢比。市场预测,印度央行可能在抛售美元以支撑卢比。数据显示,截至11月22日当周,印度外汇储备上演了有记录以来最大单周跌幅,至四个多月来的最低水平。截至12月5日,新加坡元对美元汇率较10月高位下跌4.2%,泰铢对美元下跌4%。
“一直以来,美元的虹吸效应都对亚洲市场的股债汇形成巨大的影响。”渣打中国财富管理部首席投资策略师王昕杰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从市场角度,亚洲货币贬值会伴随着资金流出的加剧;而从经济角度来看,亚洲货币贬值叠加该国家没有充足的外汇储备,可能会导致高外债到期偿还能力下降,尤其是在新兴市场常年维持财政和经常帐赤字的情况下。
自10月以来,美元指数持续走强,截至目前上涨超5%。
王昕杰表示,近期美元强势主要来自于两大主要原因,首先是“特朗普交易2.0”的回归,造成未来通胀预期的提高,为降息预期带来一些波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大涨,造成美元的升值。其次是特朗普一视同仁的关税政策也会加速新兴市场货币贬值的速度。因此在美元仍然维持强劲的背景下,亚洲货币汇率存在压力。
“从目前情况看,考虑到最新公布的美国ADP就业人数弱于预期,表明美国当前的劳动力市场并不会影响美联储降息决策,美联储在12月议息会议上大概率继续降息,美元走势短期可能会有所承压。”中国银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有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需要注意的是,当前影响美元走势的因素除了货币政策,特朗普当选后的政策取向及落地时点也会对美元走势产生较大影响。
国际金融论坛(IFF)学术委员、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教授章玉贵认为,亚洲国家央行紧急干预汇率,说明短期内亚洲国家仍难找到有效的对冲或缓冲机制,导致各国经济政策往往被动跟随美国风向。他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美元仍是当今全球货币体系中的核心主导力量,美元指数的波动对全球金融资产价格变化依然非常显著,而且由于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巨大的不确定性,不排除未来一段时期亚洲货币汇率会出现更加明显的波动,增加国际投机资本收割财富的机会。
为了稳住货币汇率,亚洲各国的行动不一。今年11月,印尼央行暂停降息,维持关键利率在6%不变,连续第二个月按兵不动。印尼央行表示,除了调整央行利率,还有其他工具,包括外汇市场干预和所谓的宏观审慎激励措施,印尼央行以降低准备金要求的形式向优先行业和小型企业发放贷款的银行提供这些激励措施。
其他国家则在降息路上显得更加激进。由于印度卢比一度创出新高,因此市场则预测印度央行可能会比预期更早降息。早前,韩国央行连续两个月下调利率,这也是16年以来的首次。
王昕杰认为,对于亚洲国家来说,是否推迟降息是一个两难的问题,“推迟降息,金融条件趋紧,可能损害经济获利;降息,汇率可能存在压力,进一步对于外债,股债市场形成压力。”他认为,可能更多要考虑货币贬值压力下,以美元为结算货币的资产,因为在此情况下,输入性通胀使居民可支配收入降低,这是造成新兴市场滞涨的主要原因。
谈及亚洲国家央行未来的降息路径,李徽徽预测会呈现分化走势。他表示,“东南亚国家可能在全球需求下滑和通胀回落的背景下,更早进入降息周期,以提振消费和投资。而韩国则可能因房地产和债务风险而更为谨慎,降息步伐更缓慢。”
美联储议息会议将至,市场对美联储降息的预期也将主导着亚洲各国央行的决策。根据CME美联储观察工具,目前市场仍预计本月降息25个基点的概率较大为72.9%。对此,章玉贵分析称,“若美联储在接下来的议息会议中降息25个基点,则会强化美国股票市场的虹吸效应,导致资产价格进一步上涨。这将对亚洲国家央行,包括东南亚国家和韩国央行而言,造成较为紧迫的降息压力。”
过去数年,美元在年底走弱的态势,但今年美元指数似乎显现出不同的走势。王昕杰表示,美元年底走弱主要是受到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影响,而今年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水平在特朗普交易前置的影响之下走高,不排除见顶后会回撤,这可能会造成美元走势的放缓。
倪淑慧表示,今年受美元指数影响,亚洲货币波动风险已较为明显,区域金融稳定问题需要持续关注。展望未来,她认为,受到美联储货币政策和贸易政策影响,未来亚洲货币持续贬值压力仍持续存在。
今年11月25日,候任总统特朗普在其“真相社交”网站上发文表示,将对所有从墨西哥和加拿大进口的产品征收25%的关税,并对来自中国的商品提高10%的关税。
美国最大的三家汽车制造商所面临的威胁,来自全球汽车工业在过去40年内发展起来的复杂的跨境供应链。
该英国媒体援引巴克莱分析师丹·利维的话称,“人们普遍认为,对来自墨西哥或加拿大的任何车辆或物品征收25%的综合关税可能是毁灭性的举措,但投资者并没有意识到这可能会造成的损害程度。”
墨西哥和加拿大是在美国销售的汽车公司的两个最重要的制造中心,这就意味着全球大多数主要汽车制造商都容易受到这些关税措施的影响。
另一方面,斯特兰蒂斯公司宣布其首席执行官卡洛斯·塔瓦雷斯立即辞职,比他之前宣布的退休计划提前了两年时间。
该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临时执行委员会将接管公司的管理工作,直至任命新的首席执行官——预计该职位将于2025年中期完成任命。
塔瓦雷斯是自2021年菲亚特克莱斯勒与标致雪铁龙集团合并后,成立斯特兰蒂斯公司以来的首任首席执行官。
斯特兰蒂斯公司旗下的品牌包括Jeep、道奇、克莱斯勒、阿尔法·罗密欧、菲亚特等等。
在塔瓦雷斯辞职之际,该公司正面临重大挑战——2024年第三季度销售额较去年下降20%,股价较去年下跌40%。
日本日产公司的财务报表显示,如果无法在12至14个月内确保财务的可持续性,该公司将在未来几个月内面临破产风险。
该公司在中国和美国等主要市场的销售额下降,从而使其财务状况进一步复杂化,鉴于正在进行的重组工作,该公司正在寻求吸引长期投资以改善其现金流。
据《福布斯》杂志报道,该公司吸引新投资者的计划代表着它的战略转变。以前的合作伙伴关系已经不足以实现其财务稳定,尤其是它与雷诺之间的合作——雷诺自多年前就开始减持日产股份。
在当前提出的选项中,日产正在考虑通过其法国合作伙伴雷诺出售其部分股权,而这可能会为其与日本竞争对手本田等公司之间的合作铺平道路。
在这样的情况下,卡洛斯·戈恩的名字再次回到人们的视野——这位黎巴嫩裔的人士是日产汽车公司的前总裁,在2018年被指控贪污之前,曾在上世纪90年代末使该公司免于破产。
戈恩在日本被判入狱,在其成功逃离监狱后,目前居住在黎巴嫩。
大众汽车约10万名员工在前天参加了警告罢工,以抗议这家德国汽车公司拟实施的成本削减计划。
据代表工人的“IG Metal”工会称,这些行动涉及德国境内的9家工厂,旨在向大众公司管理层施加压力,以迫使其放弃原计划——包括关闭工厂、减少岗位和降低薪酬等内容。该公司宣布打算将员工工资减少10%。
在这些计划出台之际,由于电动汽车市场放缓、来自中国企业的激烈竞争,以及劳动力、能源和原材料成本高昂等因素,这家德国公司面临着许多的重大挑战。
在今年10月,英国汽车产量连续第8个月下降,从而加剧了该行业在向电动未来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压力。
汽车制造商和贸易商协会(SMMT)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今年10月份的汽车制造业产量下降15.3%至77484辆,从而导致今年产量迄今下降了十分之一。
直接雇用198000名员工的制造业的最新惨淡数据,是在市场动荡之际出现的,此前,沃克斯豪尔的所有者斯特兰蒂斯公司计划关闭其位于卢顿的货车生产工厂,从而导致多达1100个工作岗位面临风险,并将矛头对准了政府的零排放汽车指令。
与此同时,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却经历着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今年11月,在特斯拉总裁埃隆·马斯克与特朗普之间的强大联盟的推动下,该公司的市值增长超过3000亿美元,以达到近1.1万亿美元。
在中国,尽管欧洲威胁对其电动汽车征收高达45%的关税,但是以比亚迪为首的汽车公司仍然取得了历史性的、前所未有的销量。
中国乘用车协会(CPCA)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0月份中国汽车销量同比增长11.2%,创今年1月份以来的最快月度增速。
作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中国在今年10月份的汽车销量达到约228万辆,从而使其在今年前10个月内的汽车总销量达到了1799万辆,较2023年增长3%。
在今年10月,电动及混合动力汽车的销量同比增长56.7%,占到中国汽车总销量的52.5%。
这是中国电动汽车销量连续第4次超过汽油汽车。
韩国总统尹锡悦3日深夜突然宣布“紧急戒严”,由此引发的政治地震震惊整个韩国,也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韩国在军政府时期曾实施过多次戒严,但随着1987年后转型进入文官治国时期,韩国宪法赋予总统的戒严权几乎成了一条“休眠条款”。但现在,总统尹锡悦激活这一条款,试图借此挫败来自在野党的政治发难,结果却难以收拾。
韩国政坛长期存在党派对立严重和党争极为激烈的现象。主要政党之间矛盾可以说是难以调和,当下韩国政坛的两支主要力量,即进步派的共同民主党与保守派的国民力量党之间更是如此。两党在政策和意识形态等层面存在根本分歧,两党政治人物经常发表尖锐的言辞、采用对抗性策略,导致党派对立情绪不断加剧。一些媒体在韩国国内政治斗争中也扮演重要角色,某些媒体偏向某一政党或政治派别,进而利用舆论来影响公众看法,这实际上也带来加剧政治对立的效应。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持有不同政治立场的韩国网民之间也是争吵不断,对于执政党或在野党相关政策支持与反对的争论很容易加深彼此敌意。
在这种政治氛围下,丑闻与指控成为韩国政坛的常见现象,双方经常性地发掘和利用对方的丑闻来进行政治攻击或反击。这种政治斗争策略不仅严重损害双方政治形象,也加剧着各自支持群体之间的不满和对立。半岛局势、对美政策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等外部因素,也常成为韩国国内政治斗争的议题甚至工具,进而加剧韩国内政外交局面的复杂性。
这次总统尹锡悦宣布“紧急戒严”的一个主要理由就是在野党“裹挟国会,搅乱国家”,称将肃清韩国国内“反国家势力”。这种政治环境不仅影响着执政党内外政策的连续性和有效性,也对韩国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构成挑战。党派严重对立和党争走向极端的负面效应蔓延外溢,导致社会层面的撕裂和极化。
韩国国内政坛激烈的政治斗争背后,“我是他非”的政治逻辑尤为明显地存在于韩国政治和社会层面。这种强烈的对立和分歧往往演变成不同群体看待相关政治事件、政策以及一些社会问题时的极端立场。笔者在韩访学生活期间就清楚地感觉到,身边一些韩国民众对于国家的发展和前途命运有着强烈关注,但也因此容易在相关政治议题上形成强烈的“我方”与“他方”对立,对自己支持的政党表现出高度忠诚,而将对方视为“敌人”而非可以妥协甚至合作的“竞争对手”。在重大事件或丑闻曝光时,公众舆论往往呈现两极分化状态,支持一方的人可能完全否定另一方的观点和立场。
在韩国国会通过相关决议后,总统尹锡悦宣布解除戒严但拒绝道歉,继续严词批评在野党单独处理预算裁减案和不断提出弹劾案等。这一幕也被视为韩国国内“我是他非”政治逻辑的一个真实写照。这种逻辑将挤压甚至消弭政治对话与妥协的空间。
当然,在这次因“戒严风波”导致的政治震荡中,韩国政治也不全然只有政治斗争和“我是他非”的政治逻辑,朝野政党在危机面前携起手来共同推动要求解除“紧急戒严”的决议获得通过。这或许蕴含着韩国政治未来可能发生的某些变化。目前,韩国政坛在野阵营已在国会联合发起针对总统尹锡悦的弹劾动议。该弹劾案能否获得通过,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执政党国民力量党的国会议员是否予以配合。如果朝野能为平息这次政治震荡“二次携手”,或能为韩国摆脱激烈政治斗争和“我是他非”的政治逻辑带来一定示范效应。放眼未来,观察人士普遍认为,韩国国内政治需要更多的对话沟通和妥协理解,只有那样才能缓解当下这种极端对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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