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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投資的風險預警
儘管香港法律體系和監管框架相對健全,但港股市場仍存在一些特定的風險和挑戰,如港幣與美元掛鉤,外地投資者可能會面臨匯率波動;中國內地的政策變化和經濟狀況對港股的影響等 。
投資港股費用架構與稅務
港股市場的交易成本包括總投資成本為買賣股票的交易費用、印花稅、結算費用等,對於外地投資者,可能會涉及兌換港幣所產生匯率轉換費用,以及依照所在地的相關法規需繳納的稅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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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產業分析:地產建築業
地產建築業在港股指數中的份額近年來已明顯下降,但截至2022年,它依然在市場上佔有約10%的份額。 包含了房地產開發、建築工程、房地產投資和物業管理等各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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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川普交易」是指在川普11月獲勝當選後,他所持的政策綱領對部分商品的利多。
回溯發現,日本央行所展開的政策舉動其實都在為擺脫非常規貨幣政策而作著艱苦的努力,而且貨幣政策正常化的目標時下也並未完全實現,這種背景下,日本央行即便是在物價政策上邁出更大的步伐,也不是奔著推高日圓的單一目標而去的。
繼去年深幅下蹲之後,今年以來日元繼續疲弱不堪,雖然偶爾在外力的所用下出現了間歇性反彈甚至跳漲,但要從兌美元161.95這一38年來的最低位置爬出來難上加難;不僅如此,日圓對歐元匯率也一度創下歷史新低,同時也被英鎊按在歷史最低位置反覆摩擦,日圓由此成為已開發經濟體貨幣陣營中表現最差的主要貨幣。如果接下來沒有強而有力的提拉措施,日圓很可能選擇繼續下挫,年內不排除刺穿170的關鍵點位。
理論上說,央行幹預外匯市場既可以運用常規貨幣政策,例如昇息,也可以投放非傳統貨幣政策工具,如QE(量化寬鬆);既可以運用數量貨幣政策進行對沖,如減少貨幣發行量,也可以啟動價格政策予以糾正,如提高利率,而且相比數量政策工具,價格調控手段可能收到更快的效果,因此,一個簡單的認知邏輯是,針對日元貶值,日本央行理應予以升息,只是令許多人難以理解的是,時至今日日本央行對升息的表態依舊較為保守,也就更別談有任何實質動作。解開這一謎團,還需從引致日圓貶值的緣由說起。
經濟體量與經濟成長速度往往是一國貨幣匯率競爭力的重要決定因素,本輪日圓貶值首先與日本經濟生態表現疲軟直接相關。從經濟體量來看,最近兩年日本GDP規模不斷萎縮,去年被德國超過,滑落至全球排名第四,而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預測,2025年印度將超越日本,屆時日本經濟總量將進一步跌落至全球第五;從經濟成長速度看,按照日本政府每五年制定一個「經濟財政再生計畫」的時段觀察,前五年日本經濟年均增速只有0.2%,今年又進入一個新的五年,不僅IMF預計今年日本GDP成長率僅為0.9%,而且開局的第一季日本經濟便萎縮0.7%,按年率計算降幅達到2.9%,一年不到的時間出現兩個季度( 2023年第三季日本GDP季減0.8%,年率降幅3.3%)的負成長,顯示日本經濟成長氣勢既談不上強勁,也缺乏必要的韌性。
進一步分析經濟成長的動能結構因素,更能清楚看出日圓較為脆弱的經濟基礎。策應寬鬆貨幣政策,日本政府持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繼去年年末推出規模為17兆日圓的財政刺激計畫後,2024財年日本內閣的財政支出總額超過112兆日元,為歷史第二大規模,政府公共投資力道顯然沒有減弱;另一方面,受益於日圓貶值,日本對外出口已連續實現14個季度的增長,去年全年日本逆差規模大幅減少13萬億日元,至今年5月日本出口又連增6個月,其中5月增幅更是高達13.5%,創出一年半以來的新高。
不過,相較於公共投資與出口持續扮演日本經濟的成長主力,私人投資與家庭消費則非常不盡人意。數據顯示,今年第一季日本企業資本支出較上一季放緩近10個百分點,經季節性因素調整後的季度降幅為4.2%,其中企業設備投資在連續出現了三個季度的負增長之後,今年一季再度出現了0.4個百分點的季減。消費方面,今年第一季日本個人消費季減0.7%,不僅連續4季呈負成長,也是金融危機以來最長時間的負成長,而且之後4月的消費支出依然季負成長1.2%,5月份消費者信心指數沉降至36.2且出現兩年多來最大降幅,同時6月家庭消費者信心指數也未見提振。從日本GDP構成來看,個人消費約佔近60%,私人投資佔比約16%,剩下的就是出口和政府投資。可以看出,在佔比超七成的私人投資與消費難以強勁有為甚至是構成負向掣肘的前提下,接下來日本經濟很難出現較大起色。
無疑,日本央行為了提振日圓可以選擇提前升息,但由此對日本經濟形成的負回饋可能更大。一方面,升息以及日圓升值必減損日本出口競爭力,尤其是美國目前成為了日本的最大貿易出口市場,對日本出口的貢獻超過了1/5,若因日圓升值削弱了對美出口優勢,乃至重演歷史上「廣場協議」的悲劇,對日本來說絕對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另一方面,加息也會帶來日本國債收益率的上升,進而顯著推升日本政府的債務發行與償付成本,依照日本財務省的計算,若殖利率上升1%,2024—2026財年日本公債還本付息支出將分別增加1.5兆、4.0兆及7.2兆日圓,公有財政負擔顯著增升不說,還勢必對政府投資產生「擠出效應」;不僅如此,升息還會推動企業的融資成本上升,居民消費成本也會加大,供給端與需求端的生產與消費能量同時受到擠壓。看得出,升息不僅削弱支撐經濟成長的優勢動能,還會令本就疲弱的劣勢動能更為不堪,日本經濟也因此可能遭遇更大逆風。既如此,日本央行就不會為挽救日圓匯率投入更大的價格籌碼,而是會選擇等一等與看一看。
歷史上看,日圓走軟週期均與聯準會收緊貨幣政策週期高度吻合,由此產生的日美息差也是日圓貶值的外部關鍵因素。經過過去兩年連續11次升息,聯準會將利率推高至目前5.25%—5.50%的位置,雖然今年3月日本央行也將基準利率提至0%—0.1%,但日美貨幣之間仍有5個百分點的息差,而正是這一息差的存在,使得日圓成為了全球僅次於美元與歐元的第三大套利貨幣。國際資本的通常玩法是,在日圓處於十分廉價的窗口期大手筆借入日元,然後運用日元買進高息的歐美貨幣,待後者價格升高後拋出兌現,接著又用獲利資金買入日圓資產如日本股票與房產,帶動日圓資產價格升至預期點位時,國際資本趁機賣出,借入日圓貨幣與賣出日圓資產的過程就是一個雙重套利的過程,完成這一近乎閉環的動作,當然是需要十分充沛的日元流動性支持,而日本央行或許出於無奈又或許是基於故意地進行著增量流動性輸送,日元貶值便從日本央行手中獲得了十分強大的隱性背書。
但一旦日本央行升息,情勢就會逆轉,尤其是在遭遇到聯準會同時降息的背景下,逆轉所引致的風險可能更大。由於日美貨幣息差的縮小,日圓失去低成本融資優勢,雖然相對於美元,日圓仍比較便宜,但就使用價值而言,日圓遠不可與美元相提並論,這種情況下國際資本轉而追逐美元,並押注美元資產,且同時拋售日圓與日圓資產,不僅日圓在做空力量的作用下會進一步下貶,日本好不容易得來的股債牛市行情很可能就此終結,此時,不僅企業融資難度大幅提升,債券市場價格的劇烈波動也會對一級市場構成衝擊,基本靠發行國債來解決財政赤字壓力的日本政府也可能面臨債務危機。顯然,對於日本央行而言,冒著如此之大的不確定性風險,單方面為了提振日圓而選擇升息,實在是一件得不償失的事情。
今年以來聯準會不斷推遲降息的時間表,甚至不降息的尾部概率也在上升,這種情況下強勢美元對日元構成進一步反壓,儘管如此,美聯儲放鬆貨幣政策的限制性方向沒有改變,降息也是遲早會發生的事情,而日本央行可能就是在等待這一時點的到來,即出於防範風險的需要,在美聯儲降息之前日本央行不會主動採取行動,其將提振日元的希望放在了聯準會的降息政策預期之上,如果到時聯準會降低利率,美元必然走弱,相應地日圓也可能拐頭向上,這種情境下投機資本就會賣出美元,轉而做多日元,日元資產隨之升值,日本金融市場也會繼續平穩運行,此時即便自己不升息,日本央行也能「躺贏」。
當然,針對一瀉千里的日元,日本央行並不是完全不著急,更不會在政策上無動於衷,就在今年5月份,日本央行就大手筆拋出美元同時買入了高達9.8萬億日元貨幣,這一「救市」規模刷新了2011年創下的9.1兆日圓的月最高紀錄,受到影響,5月底外匯存底降至1.23兆美元,季減474億美元。不僅如此,7月上旬日本央行再度入市幹預,估計投入的外匯數量不會太少。另外,日本央行將從7月開始“縮表”,即將每月5.7萬億日元的購債規模減至5.1萬億日元,此舉會減少日元流動性,但必須指出的是,上述動作都還沒有脫離數量型貨幣政策範疇,同時也未觸及任何價格政策的內容。
其實,從去年年底最終取消YCC(收益率曲線控制)到今年3月終止“負利率”政策,再到後來壓縮購買長期國債規模和停止對ETF的購買,以及即將展開的“縮表”,每一個政策動作為抵抗日圓下跌發揮了多多少少的作用,但回溯發現,日本央行所展開的政策舉動其實都在為擺脫非常規貨幣政策而作著艱苦的努力,而且貨幣政策正常化的目標時下也並未完全實現,在這種背景下,日本央行即便是在物價政策上邁出更大的步伐,也不是奔著推高日圓的單一目標而去的。
最新公佈的美國6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漲幅弱於預期,進一步確定了美國通膨回落的趨勢,加強了聯準會在9月降息的預期。
美國勞工部近日公佈的數據顯示,6月美國CPI年增3.0%,漲幅較5月收窄0.3個百分點,較上季下降0.1%。剔除波動較大的食品和能源價格後,核心CPI季增0.1%,年增3.3%,均較5月漲幅收窄0.1個百分點,顯示通膨持續放緩的跡象。其中,核心通膨年漲幅為2021年4月以來最低。
數據顯示,6月上漲的指數包括住房、汽車保險、家裝、醫療保健和個人護理等。而機票價格、二手車和卡車以及通訊服務的價格指數則在當月下降。能源指數本月季減了2.0%,與前一個月的降幅相同。食品指數季增了0.2%。
美國通膨曾在2022年年中飆升至超9%的近四十年高點。這促使聯準會迅速大幅升息,以降低需求並扭轉價格大幅上漲的趨勢。升息導致抵押貸款、汽車貸款、信用卡及其他形式的消費者和企業借貸成本上升。
目前,美國通膨水準已大幅回落,但食品、房租、醫療保健和其他必需品的成本仍遠高於疫情之前,這仍然令民眾感到不滿。
上週公佈的數據也顯示,美國6月生產者物價指數(PPI)較上季上漲0.2%,較去年同期上漲2.6%,漲幅為2023年3月以來最大,高於市場預期。
貝爾韋瑟財富公司的經濟學家克拉克·貝林表示,強於預期的PPI數據是一個重要的提醒,通膨仍然存在,通膨數據仍然可能出現波動。
2023年下半年,美國的核心通膨率穩定下降,外界曾預期聯準會今年的降息次數可能多達六次。但今年第一季度,快速上漲的汽車保險、公寓租金和其他服務成本使通膨持續走高,聯準會官員將2024年的降息預期從三次下修到僅一次。
最新通膨報告增加了一系列令人鼓舞的數據,這些數據可能讓聯準會官員更加確信通膨率正在向2%的政策目標靠近,從而有條件開始削減高利率。
美國銀行全球研究部的經濟學家表示,美國6月CPI漲幅連續第二個月顯著低於預期,同時通膨出現廣泛回落,讓人更有信心認為通膨正處於向聯準會2%的目標回落的軌道上。
聯準會主席鮑威爾10日在國會出席聽證會時表示,聯準會不會等到通膨降至2%時才去考慮降息。這表態使得市場認為聯準會在9月議息會議上啟動降息的可能性大增。
聯準會的下一次貨幣政策例會定於7月30日至31日舉行,市場預計聯準會將在這次會議上維持聯邦基金利率在5.25%至5.5%的高位區間。芝加哥商品交易所聯準會觀察工具11日公佈的數據顯示,聯準會在9月議息會議上降息的機率升至92.7%,顯著高於前一日的73.4%。
分析家指出,考慮到美國將在11月初舉行大選,9月被認為是聯準會啟動降息較為理想的時間窗口,這將讓聯準會在很大程度上免於受到「政治因素影響貨幣政策」的質疑。
舊金山聯邦儲備銀行主席瑪麗戴利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最新發布的有關通膨、經濟成長和勞動力市場的數據顯示出可能需要進行一些政策調整。但她仍然沒有承諾具體的時間安排,堅持認為貨幣政策決定仍將視數據而定。
就業數據是聯準會官員制定貨幣政策的另一個重要參考。鮑威爾上週表示,就業市場已恢復到「強勁但不過熱」的狀態,勞動市場目前「不是廣泛通膨壓力的來源」。
美國失業率已經從去年4月3.4%的低點攀升到了今年6月的4.1%。有分析認為,這暗示美國勞動市場可能正在恢復平衡狀態,因為這與聯準會認定的「充分就業」水準(略低於4.25%)已經非常接近。如果失業率大幅超出聯準會的充分就業估計,聯準會很可能會採取比目前預測的更激進的降息措施來應對。
隨著聯準會在9月啟動降息可能性加大,投資人預期利率將很快降低,那些受高利率打壓的板塊如中小企業板塊等將迎來重大利好,吸引股市資金流入。
有分析指出,美國實體企業的借貸成本預計將因此而降低,美國股市資金或從今年以來不斷推動美國主要股指上揚的權重科技股轉向將受益於降息的股票。聯準會開始降息的舉措可能對小型公司特別有利,因為這些企業往往比大公司有更多的浮動利率債務。
牛津經濟研究院首席美國經濟學家瑞安·斯威特表示,最近通膨方面的改善對實際可支配收入的成長來說是個好消息,這對消費者支出來說至關重要。他指出,今年上半年的消費支出成長「陷入停滯」。
不過,安聯貿易北美公司經濟學家丹‧諾斯表示:「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諾斯表示,雖然房屋通膨明顯緩解,但仍是導致通膨頑固的主要因素。
「在聯準會開始降息後的一段時間內,我認為房地產市場不會有所改善,」諾斯警告說,「即使聯準會在9月開始降息,也需要幾個月的時間才能看到30年期抵押貸款利率出現實質的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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