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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已對停火協議達成歡迎,認為這是邁向和平的重要一步,同時敦促衝突雙方全面執行協議。但由於停火協議的複雜性,實施或將面臨挑戰。
卡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15日晚間在卡達首都杜哈宣布,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已就加薩走廊停火達成協議。分析家指出,在新一輪巴以衝突延遲460多天之後,達成停火協議有助於緩和衝突造成的人道危機,是邁向和平的重要一步。但由於協議的複雜性,其未來實施面臨挑戰,且巴以衝突的根源性問題並未解決,「兩國方案」才是根本出路。
停火協議分三階段。第一階段將於1月19日開始實施,哈馬斯將釋出33名被扣押人員,以交換以色列釋放巴勒斯坦被扣押人員。協議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的詳細內容將在第一階段完成後公佈。
另據美國總統拜登所言,在為期42天的第一階段中,以色列與哈馬斯將實行“完全和徹底的停火”,以軍撤出加沙地帶所有人口稠密地區,哈馬斯釋放包括美國公民在內的部分被扣押人員,以色列釋放數百名巴勒斯坦囚犯,大量人道援助物資獲準進入加薩走廊。停火期間,以色列將就實現永久停火與哈馬斯進行談判,這是協議的第二階段。在第三階段,哈馬斯將歸還被扣押人員遺骸,加薩走廊將開啟大規模重建進程。
過去數月,多輪停火談判在杜哈和埃及首都開羅舉行,但都未能達成協議。有分析說,這次談判為達成協議,雙方都做出了一定的策略調整。根據當地媒體報道,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給予談判團隊比以往更大的自主權,此前他經常透過嚴格限制談判權限,使代表團行動受阻。哈馬斯消息人士在接受沙烏地阿拉伯《中東報》採訪時說,哈馬斯在此次談判中展現出「很大的靈活性」。
根據加薩走廊衛生部門發布的最新數據,以色列在加薩走廊的軍事行動已造成超過4.6萬巴勒斯坦人死亡。停火協議達成前,以色列《國土報》發表評論說,以色列對加薩作戰越發力不從心,無限戰爭只會帶來加薩平民、被扣押人員、以軍士兵的更多傷亡。
有分析說,實現停火是以色列當下不得不做的選擇。一方面,戰事久拖給以色列帶來巨大壓力。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國際關係專家約納坦‧弗里曼指出,儘管以軍具有技術和裝備優勢,但軍事行動成本高。以色列重要目標是確保被扣押人員獲釋,但隨著戰事長期延宕,透過軍事施壓實現這一目標的效果已明顯有限。另一方面,以民眾乃至以軍士兵對停火協議的支持日漸強烈。根據美聯社報道,日前約200名以軍士兵簽署聯名信,表示如不達成停火協議將拒絕繼續服役。還有許多士兵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對自己在加沙所做的事“感到後悔”,需要時間去消化在加沙目睹的慘劇。此外,以政壇內部一些跡象表明,反對停火的極右翼政黨對內塔尼亞胡政府的施壓有所減弱,使得內塔尼亞胡在與極右翼勢力的博弈中更有主動權。
對哈馬斯方面來說,分析人士認為,強硬派領導人接連被以軍打死,哈馬斯實力遭受重創,亟須停火以恢復元氣,對談判的態度軟化,尤其是在最關鍵的“費城走廊」問題上。
美國影響也是達成停火協議的因素。美國是以色列在中東地區最大的保護傘。新一輪巴以衝突爆發以來,美國一直偏袒以色列並持續提供軍援,飽受國際社會批評,實現停火既可緩解以色列的安全壓力,又能為美國在中東政策上減負。
巴勒斯坦政治分析家薩米爾·阿納卜塔維說,此時達成停火協議是各方利益博弈的結果。以方深陷加薩苦戰,國內反戰情緒高漲,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受到威脅;哈馬斯領導層和盟友接連遭以色列沉重打擊,處於艱難境地;而美國現任及候任總統在推動停火問題上“鬥法”,都希望在權力交接前實現停火。儘管停火協議達成有利於多方利益,但能否有效執行仍需進一步觀察。
多方已對停火協議達成歡迎,認為這是邁向和平的重要一步,同時敦促衝突雙方全面執行協議。但由於停火協議的複雜性,實施或將面臨挑戰。
有分析說,協議中涉及的「緩衝區」等表述存在模糊之處,導致停火實際操作出現爭議。加薩走廊與以色列之間的邊境地區歷來是衝突高發地,任何摩擦都可能引發停火破裂。此外,以色列極右翼政黨可能拒絕接受讓步,繼續向內塔尼亞胡政府施壓。
而在巴勒斯坦內部,卡達半島電視台分析說,停火協議的第三階段將至關重要,因為它將討論未來加薩地帶的戰後治理問題,但巴各派別若不能形成共識,也將給協議實施帶來不確定性。
外交學院中東研究中心主任高尚濤說,停火協議能夠推動緩解加薩地帶嚴峻的人道主義危機,但巴以衝突的根源性頑疾並未消除,如耶路撒冷地位問題、約旦河西岸猶太人定居點擴張問題、難民問題以及彼此的不信任等,這些議題都需要透過複雜的政治談判才能解決。
以色列區域外交政策研究所所長尼姆羅德‧戈倫認為,停火協議的達成並未解決衝突的根源問題。為了中東地區的長期和平,必須推動落實“兩國方案”,“而這在當前以色列政府的強硬立場下很難實現”。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15日發表聲明指出,結束佔領並通過談判實現“兩國方案”,使巴以在國際法、聯合國相關決議和既往協議的框架內和平共處,是一項緊迫而重要的任務。只有透過可行的“兩國方案”,才能滿足兩國人民的共同訴求。
英國經濟在去年11月勉強恢復成長,但遜於預期,因為滯脹擔憂揮之不去。英國國家統計局週四公佈,在9月和10月均萎縮0.1%之後,英國11月國內生產毛額(GDP)季增0.1%,增幅低於市場預期的0.2%。
這些數據加劇人們對英國陷入物價上漲、經濟成長停滯的滯脹陷阱的擔憂,儘管去年12月通膨率有所放緩。在工黨執政以來的五個月裡,英國經濟僅在兩個月內成長。 GDP數據公佈後,英鎊兌美元下跌0.2%。
英國國家統計局表示,除非12月份GDP至少成長0.07%,否則英國經濟將連續第二季停滯不前。上個月,英國央行將第四季的成長預測下調至零。
過去一周,英國財政大臣Rachel Reeves承受著巨大壓力,因為全球債券市場的拋售將英國基準國債殖利率推至17年高位,並有可能破壞她的經濟議程。
Reeves在去年10月份的預算案中宣布增稅400億英鎊(合489億美元)以修復公共財政。在周四GDP數據公佈後,Reeves在聲明中將經濟成長乏力歸咎於前保守黨政府,並表示她「決心採取更進一步、更快的措施來啟動經濟成長」。 Reeves希望增加對英國的投資,並敦促監管機構採取更多措施來優先考慮成長。
去年11月,英國經濟中最大的部門服務業僅成長0.1%,建築業產出反彈0.4%。這些部門抵銷了工業產出下降0.4%的影響。截至去年11月的三個月裡,英國GDP沒有成長。
資產管理公司abrdn的副首席經濟學家Luke Bartholomew表示,這些數據是「另一份令人失望的報告」。
他表示:“近幾個月來,經濟活動增長明顯放緩,雖然尚未達到衰退的程度,但也不足以消除人們對經濟前景的擔憂,尤其是在國民保險費用即將增加之際。”
借貸成本上升一度抹去了Reeves的預算空間,使她面臨違反財政規則的風險。週三公佈的通膨數據略低於預期,部分扭轉了這一局面,但疲軟的經濟成長數據仍讓Reeves面臨壓力。
去年上半年,英國是七國集團中經濟表現最好的國家之一,但在工黨首相Keir Starmer上任後,經濟成長勢頭急劇放緩。
歷經15個月,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哈馬斯終於達成了「可能持久」的停火協議。但沒多久,華盛頓就爆發了一場搶功的「口水戰」。
美國當選總統川普週三表示,如果不是他在去年11月的美國大選中擊敗了副總統哈里斯,就不會有如今的停火協議。
他在其社群媒體Truth Social上發文稱,「這項歷史性的停火協議只有在我們11月取得歷史性勝利的情況下才能實現,因為它向全世界發出了一個信號,即我的政府將尋求和平,並通過談判達成協議,以確保所有美國人和我們盟友的安全。
「我們甚至在白宮之外就取得瞭如此多的成就。」他補充道。
面對川普的說辭,拜登回應道,以色列和哈馬斯之間的停火協議是以他去年五月提出的框架為基礎的。隨後在有記者問道:“歷史書”會把此次功勞歸功於現任總統還是川普時,他回答稱:“這是個玩笑嗎?”
不過,也難怪外界會有此疑問,這次停火協議達成的時機很是微妙,說不清到底是拜登總統還是川普的功勞。
有分析指出,拜登說的也沒錯,框架確實是他去年5月提出的,但問題是:為什麼是現在?就在拜登即將把權力移交給川普的時候,一項八個月來一直未能達成的協議突然達成,這只是巧合嗎?
一些業內人士認為,川普曾威脅稱,如果哈馬斯不在他下週一宣誓就職之前釋放人質,他們將“付出慘痛代價”,這可能有助於迫使哈馬斯談判人員做出讓步。也剛好,協議的第一階段將於1月19日(川普就職儀式的前一天)開始實施,哈馬斯將釋放33名被扣押人員,以交換以色列釋放巴勒斯坦被扣押人員。
還有媒體報道稱,川普的中東特使史蒂夫·維特科夫在上週末的面對面會談中加大了對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的壓力,迫使其同意達成協議。
在上述貼文中,川普也表示,維特科夫與拜登總統的談判代表密切合作,就這項協議達成了結論。他還稱,維特科夫和他即將上任的國家安全團隊“將繼續與以色列和我們的盟友密切合作,確保加薩再也不會成為恐怖分子的避風港。”
「我們將繼續在整個地區透過力量促進和平,我們將在這次停火的勢頭基礎上進一步擴大歷史性的《亞伯拉罕協議》。這僅僅是美國乃至全世界偉大事業的開始!」他補充道。
2020年9月15日,以色列和阿聯酋、巴林在美國白宮簽署了一項被稱為改變中東格局的歷史性和平協議—《亞伯拉罕協議》。川普也在去年9月表示,他可以說服伊朗加入《亞伯拉罕協議》。
宏觀策略師指出,2025年最大的特徵之一是美元兌其他法定貨幣達到峰值,這將是一個大趨勢的開始。
隨著美元在2025年開始站穩腳跟,在債務不斷增加和全球資本流動不斷變化的背景下,這種強勢能持續多久的問題仍然存在。
有彈性的經濟指標和美國國債殖利率上升提振了美元,但Crescat Capital的宏觀策略師Tavi Costa警告稱,這種主導地位可能很快就會動搖。
Costa在接受採訪時解釋了為什麼他認為今年是美元的關鍵轉折點,並強調了這對黃金、白銀和全球市場的影響。
近年來,美元走強一直是全球市場的顯著特徵,受到資本穩定流入美國資產的支撐。然而,Costa認為,在不可持續的財政政策的推動下,結構性轉變即將到來。
「2025年最大的特徵之一是美元兌其他法定貨幣達到峰值,」Costa說。 「不僅對有形資產,而且對其他法定貨幣。這將在2025年第一季或第二季發生。這將是一個大趨勢的開始,它將推動西方以外的其他市場達到我們很長時間沒有見過的程度。
Costa表示,歷史上的美元週期提供了有價值的參考。他以10年滾動變化為例,強調了長期週期是如何在美元升值和貶值之間交替進行的。
美元走強帶來了複雜的後果。雖然它幫助抑制了進口價格,但它也降低了美國出口商和跨國公司的商品和服務的競爭力,這給它們帶來了壓力。此外,Costa認為,美國積極的財政擴張正在製造可能加速逆轉的脆弱性。
「美國股市的估值比1929年大蕭條前還要高。為什麼人們認為這裡有更多的價值?如果我們在2025年初看到大的衝擊,我一點也不會感到驚訝。我真的很擔心風險,這將導緻美元貶值。
對投資者來說,美元可能見頂為黃金和白銀等有形資產提供了機會。 Costa強調,黃金的表現可以對沖不負責任的財政政策和貨幣貶值。他表示:「隨著各國央行持續增加購買量,黃金的吸引力只會越來越大。」他指的是近期各國央行對黃金需求的激增。
同時,他認為白銀是一個被低估的機會。 「黃金與白銀的比率為83比84。當黃金出現真正的牛市時,我們往往不會看到這些東西持續下去。銀有貨幣和工業金屬的雙重作用。看到歷史價格的可能性很高。我忍不住要專注於持有與白銀相關的資產。
Costa也提請注意全球市場,隨著資本流動從美國股票轉向日本、印度和南美市場,機會可能會出現。
通膨和利率仍然是這個等式中的關鍵變數。儘管在將通膨從2022年的高點降下來方面取得了進展,但Costa警告說,結構性問題,如去全球化和大宗商品生產投資不足,可能會使通膨居高不下。
不過,他確實認為聯準會將大幅降息。 “他們將被迫降息。如果市場出現任何形式的衝擊,他們將藉此機會進一步降息。在接下來的六個月裡,我們可能會看到聯準會大幅降低利率。”
德國聯邦統計局15日發布數據顯示,2024年德國國內生產毛額(GDP)經價格調整後比去年實際下降0.2%,2003年以來首次連續兩年負成長。分析家指出,德國經濟正面臨週期性與結構性問題,加上美國新一屆政府貿易政策和即將到來的德國大選帶來的不確定性,預計2025年德國經濟成長面臨較大壓力。
德國工業產值長期佔經濟增加值約四分之一。然而,德國聯邦統計局數據顯示,2024年德國不含建築業的工業產出持續萎縮3%,其中機械設備和汽車工業產出降幅尤為明顯。相較之下,服務業整體維持成長,引發對德國「去工業化」的擔憂。
荷蘭國際集團宏觀研究主管卡斯滕‧布熱斯基指出,目前德國工業產值仍比與新冠疫情前低約10%。
2024年,德國拉動經濟成長「三駕馬車」的出口、投資和消費均受挫。德國聯邦統計局在聲明中說,受電氣設備、機械設備和汽車出口下降影響,德國出口比上年下滑0.8%,而進口小幅增長0.2%;固定資產投資下降2.8%,其中機械及其他設備投資降幅達5.5%;被視為經濟復甦重要驅動力的私人消費增幅僅0.3%。
德國市場研究機構捷孚凱發布報告指出,自2024年中期以來,德國消費者信心陷入停滯,消費環境持續低迷。報告說,由於食品和能源價格高漲,企業裁員潮加劇消費者不確定感,儲蓄傾向居高不下。
在勞動市場方面,2024年德國就業人數創下新高,達4610萬人。然而,德國聯邦勞工局警告說,經濟疲軟已開始對勞動市場產生負面影響,2024年失業人數增至278.7萬人,年均失業率上升0.3個百分點至6%。
輿論分析認為,疫情和俄烏衝突揭露德國出口導向經濟模式的結構性問題,依賴廉價能源和易取得的出口市場優勢已難以為繼。作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德國亟需透過結構性改革尋找新成長動力,以擺脫停滯困境。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德經貿研究中心主任史世偉告訴新華社記者,投資不足是拖累德國經濟重要原因,公共投資長期短缺導致基礎設施老化、數位化發展滯後,嚴重削弱私人投資意願;同時,在人口老化和能源轉型等挑戰下,企業還面臨成本高、技術工人短缺等問題,經濟政策搖擺不定進一步加劇企業經營規劃不確定性。此外,地緣政治緊張、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和國際競爭加劇也對德國出口造成衝擊。
德國慕尼黑經濟研究所發布的商業景氣指數顯示,由於在德企業對經濟前景持悲觀態度,2024年12月該指數降至4年半以來最低水準。低迷營商環境伴隨企業破產數量激增。德國信用報告機構「信貸改革」公司數據顯示,2024年德國企業破產數量比上年增加近25%至2.24萬家,為2015年以來新高,預計2025年企業破產數量將進一步增加。
史世偉認為,德國政府需推進結構性改革以扭轉經濟頹勢,改善企業經營和投資環境,為創業創新“松綁”,允許困難時期更多舉債,並確保擴大的政府債務用於公共投資。
德國「債務煞車」機制要求,聯邦政府每年結構性新增債務不得超過GDP的0.35%,一定程度限制了政府公共投資能力。布熱斯基指出,德國公共和私人投資缺口高達6,000億歐元,相當於GDP的15%。未來十年,如果每年沒有佔GDP1.5%以上的額外財政刺激,德國經濟可能長期停滯不前。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去年10月發布《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將德國2025年經濟成長預期從1.3%下調至0.8%。德國主要經濟研究機構普遍認為,2025年德國經濟將在零成長至成長0.4%之間。
德國央行最新報告指出,德國經濟下行和通膨上行風險占主導地位,可能陷入「滯脹」局面。地緣政治衝突持續幹擾供應鏈,進口成本上漲加劇通膨壓力,而美國新政府可能實施的貿易限制政策和德國大選後經濟政策不確定性也為經濟前景蒙上陰影。
美國候任總統川普先前宣稱,將對包括德國在內國家的商品徵收高額關稅。分析認為,美國作為德國商品在歐盟以外最大出口市場,其限制性貿易政策對德打擊將特別嚴重,或令德出口尤其是汽車業雪上加霜。德國慕尼黑經濟研究所所長克萊門斯·菲斯特指出,川普提高進口關稅,大幅限制國際貿易,預計將德對美出口下降約15%。
德國央行模型預測顯示,關稅等美國因素將是乾擾德國經濟復甦最大變數。數據顯示,2024年前11個月,德國對美貿易順差已達創紀錄的650億歐元,超過2023年全年總額。德國《商報》分析認為,這筆巨額順差可能促使美國對德採取更嚴厲懲罰性關稅措施。德國貝塔斯曼基金會跨大西洋專家凱瑟琳·阿什布魯克表示,預計川普上任後,將迅速採取關稅措施破壞全球供應鏈,並通過減稅促使“在美經營的德國企業轉變為美國企業”,將會對德國經濟造成巨大壓力。
此外,德國即將在2月提前舉行的大選也為經濟政策走向增添不確定性。有望執政的黨派在稅收和債務改革等領域分歧明顯,可能加劇投資者對德國經濟前景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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