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從不兌現紙幣和現代貨幣理論(MMT)說起。
貨幣以財政當局發行,不以金屬儲備為依據,甚或是不兌現,作為一種貨幣發行製度安排及其實踐,可謂是古已有之,並不是到了現代才出現的,更不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垮塌後數十年的“創新”。不過,半個世紀以來,的確更多的貨幣被釋放出來。
當前,全球正處於大通貨膨脹的前夜,政策當局尚未做好從QE轉到QT的準備,主要經濟體系甚或擔心緊縮將帶來經濟衰退、蕭條,乃至危機。未來,經濟體係將浸泡在更多的貨幣中嗎?全球經濟或面臨更多貨幣失敗的衝擊,更多的貨幣,而不是更少,正是不遠處的灰犀牛。
財政發鈔,且不兌現,古已有之
紙幣發行始自中國北宋,已歷千餘年,以今天的視角來看,正是所謂的財政發行。世界上首次出現不兌現紙幣,並作為貨幣制度,出現在女真人創立的金朝,距今已有八百多年。
金朝初期,使用遼宋鑄幣以及歷代舊錢,1154年發行紙幣“交鈔”,三年後,開始鑄造銅錢。交鈔本是作為匯票使用,後來不斷拓展使用,出現了錢、鈔、銀三種通貨並行。金世宗時期,出現了嚴重的“錢荒”與“銅荒”,朝廷推出“銅禁”等政策,並不成功。金章宗(1189-1208)初期,改革鈔法,發行大鈔與小鈔,廢七年厘革,永久流通,允許以舊換新,官方支俸與稅收均許折以“交鈔”。章宗強制民間交易使用交鈔,下令1貫以上的交易禁用銅錢。由於銅錢的儲備金不足,金章宗規定交鈔不能如面額兌換為銅錢。至此,交鈔成為不兌現紙幣。章宗後期,交鈔取代銅錢,作為主要貨幣。蒙金戰事興起,交鈔濫發、失控。金末,貞祐通寶、貞祐寶券、興定寶泉、元光重寶、元光珍貨、天興寶會等以銀計價的紙鈔迭次印造,且不斷貶值,直至金亡。
歐洲紙幣第一張紙幣,是由Johan Palmstruch(1611——1671年)1656年創設的瑞典斯登哥爾摩銀行在1661年發行的“達爾” ( Kreditivsedlar )。達爾是“銅票”,以銅作為兌換儲備。歐洲的不兌現紙幣,出現在沙皇俄國。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帝俄政府於7月27日正式宣布盧布紙幣不再兌現,自此,俄國雖作為產金大國卻始終沒有改變盧布不兌現紙幣的性質。
不兌現紙幣的發行往往以政府信用為保障,即所謂財政發行的產物。但如將其僅僅視為布雷頓森林體係後的政策實踐“創新”,無視史上的不兌現紙幣,未免目光過於短淺。不兌現紙幣的英文表述為:Not cashing the banknotes,指明了為銀行票據,似乎就有“理由”無視銀行出現之前的不兌現紙幣的歷史實踐了;進而,將帝俄的不兌現紙幣視作史上多次出現的兌現紙幣失敗,而不作為俄國自始步入不兌現紙幣的重大貨幣變革事件,如此,現代貨幣理論的“現代”也沒有實質意義。
不兌現紙幣是指切斷了紙幣與金屬貨幣儲備之間的兌現關係,以全球貨幣史的視角來看,它的確是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垮塌之後才普遍確立起來。嚴格來說,“尼克松衝擊”,即關閉美元的黃金兌換視窗,標誌著兌現紙幣的最終覆亡之日,並非是不兌現紙幣的誕生之時。也就是說,貨幣史上,不兌現紙幣與兌現紙幣曾經長期並存。
MMT是否等於財政發行不兌現紙幣?
將現代貨幣理論(MMT)等同於歷史上的不兌現紙幣發行,是否存在“偷換概念”之嫌呢?
坦言之,現代貨幣理論所主張的財政赤字化,本質上,就是不兌現紙幣的財政性發行。的確,這並非是貨幣史上的新鮮事兒。只不過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垮塌之後,以數量論為基礎的貨幣政策實踐實效不彰,特別是在刺激經濟增長與充分就業方面,貨幣政策體系乏力。因此,要求放棄貨幣中性學說的聲浪湧現出來,進而被人為推升到放棄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獨立性的境地。中央銀行被動協助財政赤字貨幣化的現代貨幣理論便應運而生了。
簡言之,以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實踐的立場來看,現代貨幣政策理論似乎是某種“創新”,但從貨幣歷史的視角來看,這的確是導致了多次貨幣崩潰的不兌現財政發行的“現代翻版”而已。
不兌現紙幣其來有自,是貨幣歷史上的偉大創新實踐。在前銀行時代,貨幣失敗俯仰可拾,失敗的標誌是惡性通貨膨脹,關鍵環節,是兌換視窗,只要保障視窗兌換通暢,儲備是否充足並不重要。也就是說,貨幣發行的儲備,是一個理論條件,並非是一個實踐紀律。貨幣機構的擠兌,在中國貨幣史上,往往被稱為“風潮”。這個非常形象的說法,表明擠兌是一個群體性心理作用下的產物。現實中,即便一家金融機構儲備充分,也免不了遭受擠兌,即便擠兌沒有掏空儲備,但是,擠兌將對其他業務或其他機構造成衝擊。相反,關閉兌現視窗,也並不一定帶來貨幣體系的瓦解。尼克松衝擊關閉了美元的黃金兌換視窗,美元沒有因此被殺死,相反黃金進入了去貨幣化的歷史進程,換言之,黃金作為貨幣被反殺了。
不兌現紙幣控制在中央銀行手中,還是掌握在財政當局手中,有什麼不同嗎?中央銀行宣稱其貨幣發行與執行將受到其自身設定的紀律約束,進而排拒財政當局等的干涉。簡單來說,就是貨幣當局不為財政赤字融資,是其獨立性的基本保障,是貨幣當局的政策底線或紅線,更是其合法性的來源。即便如此,中央銀行並非嚴格恪守貨幣中性的立場,而是奉行對經濟的積極干預,貨幣政策體系的目標安排與設定就為打破貨幣數量紀律留下了空間。
泰勒規則 vs. MMT
上一世紀八十年代,美聯儲基本上接受了貨幣主義的單一規則,把確定的貨幣供應量作為美聯儲貨幣政策目標。九十年代,美國財政平衡法案通過,財政政策對於總體經濟的干預作用受到限制。貨幣政策開始轉向以利率政策為中心。 1993年,美國斯坦福大學經濟學教授約翰•泰勒根據美國經濟的實況,描述了短期利率如何對通貨膨脹率和產出增長率進行調整的準則,即所謂“泰勒規則”。近三十年來,越來越多的中央銀行開始奉行泰勒規則,此亦即通貨膨脹目標制。不少人認為,保持2%的年度通貨膨脹率是有助於貨幣經濟的。
無獨有偶,現代化貨幣理論也是針對現實的貨幣經濟情勢而提出的,認為,基於貨幣數量學說或利率學說的貨幣政策都不足以因應貨幣經濟的現實需求,而徑直提出財政赤字貨幣化。
事實上,現代貨幣理論與通貨膨脹目標制都是基於現實貨幣經濟的現實需要而提出的政策主張,塗抹了所謂理論的油彩而已。政策之爭的本質在於,是否需要更多的貨幣發行?更少的發行約束?關鍵在於,財政與中央銀行之間,究竟誰來主導貨幣發行的問題。應當說,現有的法律框架和行政體系,並不支持財政主導貨幣發行。
QE:貨幣供給創造貨幣需求?
理論上看,現代貨幣理論事實上提出了“新”的貨幣供給原則,以推翻既有以央行為中心的貨幣理論體系。問題是,後者是以貨幣需求為中心確立貨幣供給原則的。現代貨幣理論存在理論上的跳躍,事實上以財政支出的需求代替了貨幣需求。這或許是有意無意的忽略,不過隱含的問題是,貨幣供給能否創造出與其相適應的貨幣需求來。
在貨幣供給是否能夠創造出與其相適應的貨幣需求來的問題上,貨幣當局與財政當局似乎並沒有本質的分歧。潛在的結論或主張,即“貨幣供給創造貨幣需求”。這就不免令人想起“薩伊定律”——供給創造需求。實踐中,供給決定需求的邏輯,即一切經濟問題都可以通過供給來解決。現代貨幣理論似乎就是貨幣版的薩伊定律,貨幣經濟的問題都可以通過增加貨幣供給來解決。這就使人不免想起中國的俗語:有錢能使鬼推磨;甚或不免要驚呼,有錢能使磨推鬼了。
人民銀行前行長周小川稱,人們將親身經歷現代貨幣理論是否可行。坦言之,現代加密貨幣理論,既非現代又非理論,更非貨幣。
過去數年,美聯儲雖然口頭上反對現代貨幣理論,但是在事實上所採取的正是現代貨幣理論所主張的政策路數。近兩年來,美聯儲無限制QE的政策推進,並沒有帶來相應的信貸增長,反而推升了資產價格,誘發了工資價格上漲,最終使通貨膨脹長期化,完全不是美聯儲所堅信的短期化(transitory)並極有可能陷入工資與物價的螺旋(inflationary spiral)上升中。加上疫情之下,產業鏈脆弱,地緣政治衝突導致能源價格等上升,美資產價格長期過高,經濟復甦乏力,甚或已進入實質衰退,美聯儲的貨幣政策空間格外狹窄,或已喪失對貨幣情勢的掌控。
更多的貨幣,是未來的經濟圖景嗎?
上一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推行漸進改革,大量的計劃票證與指標、指令漸次退出。 1988年,物價闖關,甚或引發了“通貨膨脹”。事實上,這是對這些計劃經濟時代“代幣”的歷史性贖買,並為九十年代的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分稅制”以及後續的現代企業製度的建立構建了貨幣基礎,財務規範和信貸制度得以確立,工商業得以提振,城市經濟快速繁榮起來。進入新世紀,城市化進展迅速,居民家庭部門的房屋需求與個人信貸擴張開來,地方政府也出現了所謂的“土地財政”,貨幣擴張與債務擴張相支撐,帶來了普遍的“債務繁榮”,也埋下了一系列的貨幣隱憂。
過去幾十年,中國貨幣經濟的成熟與發展,部分得益於人民幣匯率長期鎖定美元,貨幣發行、執行蓋以美國模式為重要參考。然而,2005年匯率改革,尤其是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人民幣開始更明確地謀求其自身長遠發展的目標,跟進美國貨幣經濟模式也不再順風順水,更難順理成章。
近年,關於財政赤字化引發了軒然大波。有意見認為,應當先接受現實,再作研討,無異於在事實上繼續跟緊美聯儲口非心是的赤字貨幣化步伐。然而,更強勁的意見要求擺脫美式貨幣與財政的連襠褲模式,築牢籬笆,謹守央行獨立性。
相對來說,新世紀以降,特別是2008年金融海嘯以來,美聯儲似乎越來越“喜歡”更多的貨幣了,及至2020年大疫之下,美聯儲對更多貨幣的追求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美聯儲實際上不是聯邦的,也沒有儲備,它甚至不是一家銀行,而是一家私人銀行卡特爾,也許更多的貨幣符合美聯儲的基因或偏好。
全球貨幣情勢亂象頻仍
首先,全球債券市場下挫,是1949年以來最糟糕的情勢。前兩次債市熊市發生在1899-1920年間,以及1946-81年間。本輪債券市場熊市剛剛開始。
近期,美國10期國債最高到達2.54%,創34個月最高,2年期國債達到2.3413%,表明收益率曲線嚴重扭曲,利差接近,利差0.15%;30年期國債與5年期國債收益率出現倒掛,10年期與5年期國債收益率也出現倒掛……這些代表美國貨幣經濟出現非常嚴重的窘境,標誌美國經濟繁榮已經不再。無獨有偶,受美國國債收益率上升的影響,日本、德國國債收益率急升到多年高位,國債被拋售,賣壓巨大。 3月25日,2年期德國國債收益率達-0.。 14%,為2015年年中以來最高水平,3年期國債收益率達0.025%,是2014年以來首次升到正值,10年期國債收益率最高升至0.581%,為2018年年底以來的最高水平。去年,以美元計,全球負利率(併計保管費)的國債共計達18萬億美元,現在不足2萬億美元,表明債券市場極大逆轉。
其次,美元不斷走強,瑞士法郎、英鎊、日元等大範圍賣出空單急增,幾乎只有美元指數走性強,表明全球國債拋售對賭該央行的政策失誤。其中,近日,日元下挫15%,日本央行的錯誤決策,將使日元大幅貶值,特別是在今年下半年。
再次,新興市場或欠發達經濟體的貨幣動盪加劇。
其中,幾乎唯一例外的是,巴西。這是由於去年,巴西央行及時採取了加息舉措,在相當程度上拯救了巴西的貨幣情勢,使其免於近期全活貨幣情勢的急劇。相對而言,埃及、斯里蘭卡等國貨幣情勢則危機重重,深陷通貨膨脹貶值危機之中。美元化的經濟體更為直接地受到衝擊,諸如薩爾瓦多等開啟了尋求比特幣等加密資產法幣化的實踐嘗試。
更為重要的是,美國的貨幣情勢仍處於惡化之中,通貨膨脹的訊號越來越鮮明,但是,美聯儲的政策論述卻越來越得不到市場的認同:一方面,未就之前的通貨膨脹誤判原因做出任何說明;另一方面嗎,仍舊固執地認為通貨膨脹將在今年晚些時候自行消退,可以說,這是去年四月聯儲關於美通貨膨脹是“暫時”的升級版或加強版。事實上,伴隨美國通貨膨脹情勢不斷顯現的同時,美國經濟成長的狀況也頗值得關注,甚或將出現滯漲或衰退的局面,由此,對於聯儲政策的懷疑氛圍越來越濃厚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俄烏衝突令全球能源、糧食等大宗商品價格高企,油荒、糧荒已並將引發越來越多的地區出現通貨膨脹、經濟衰退,乃至社會動盪。本已脆弱化的全球供應鏈更將因地緣政治衝突和貨幣情勢的逆轉而發生大的脆斷,過少的供給與過多的貨幣將相互加強,大通貨膨脹的浪潮正在急遽拉高。
有人調侃現代貨幣理論為Many Money Today,或許MMT既非現代,也非理論,更非貨幣。無論如何,或出自財政,或歸因於銀行,銀行貨幣或將越來越多,全球經濟體係將浸泡在更多的銀行貨幣中,大通貨膨脹甚或大滯漲或正是一個必鬚麵對的“事實”,正如不遠處的蹣跚而來的灰犀牛。
文章來源:FT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