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如何相輔相成？

1.日本實質工資下降可能使日本央行暫時按兵不動

2.鮑曼：如果通膨居高不下，可能需要進一步升息

3.疲軟的就業數據將令加拿大加央行保持謹慎基調

4.3月非農就業人數成長飆升，市場延後聯準會降息時間

週一早晨公佈的日本2月實際薪資收入年率下降至-1.3%（前值-0.6%），連續第23個月下降，這一結果可能會讓日本央行暫時按兵不動。有機構預計，實質薪資成長將在今年年中轉為正成長，屆時薪資談判帶來的大幅加薪將反映在就業人數上，通膨將放緩。

聯準會理事米鮑曼上週五就貨幣政策發表了講話，通膨面臨許多潛在上行風險，因此政策制定者需要小心行動，不能過快放鬆政策。雖然這不是我的基本預期，但我仍然認為，如果通膨進展停滯甚至逆轉，在未來的會議上，我們可能需要進一步提高政策利率。

目前還沒有到可以降息的地步，因為仍看到通膨面臨諸多上行風險。鑑於經濟前景存在風險和不確定性，在評估貨幣政策的適當路徑時，我將繼續密切關注數據，在考慮未來政策立場變化時，我將保持謹慎態度。

此外，達拉斯聯邦儲備銀行主席洛根也在當天發表演說，近期通膨數據高企，有跡象顯示，借貸成本對經濟的拖累可能不像之前認為的那麼大。考慮到這些風險，我認為現在考慮降息還為時過早，需要看到更多關於我們所處經濟路徑的不確定性得到解決。

鮑曼和洛根是過去一周中最新對今年迄今在去通膨道路上遇到「顛簸」表示擔憂的聯準會官員。過去幾個月中，就業市場數據強勁，而通膨方面的進展有限，這促使包括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在內的官員們在決定何時降息之際加大力度呼籲保持“耐心”，淡化降息緊迫性。

上週五公佈的加拿大3月就業人數下降0.22萬（前值增加4.07萬），失業率從5.8%上升至6.1%。考慮到加拿大月度勞動力調查固有的波動性，3月份失業率的上升和就業人數的負增長預計不會對下週的加拿大央行利率決定產生實質影響。不過，在1月和2月經濟活動回升後，勞動時間保持平穩，加拿大央行將會感到欣慰。不過加拿大央行可能仍希望看到更多證據表明，第一季經濟活動走強是一次性的，然後才准備好轉向，這應該會導致即將召開的政策會議再次保持謹慎的基調。

上週五公佈的美國3月非農業就業人數飆升至30.3萬，大幅超過預期的20萬人，並高於過去12個月平均每月增加的23.1萬人，增幅達到近一年來的最高水平。失業率下降至3.8%，中規中矩。自2023年8月以來，失業率一直處於3.7%至3.9%的窄幅區間。

此外，1月非農業新增就業人數從22.9萬人上修至25.6萬人，2月非農業新增就業人數從27.5萬人下修至27萬人。經過這些修正後，1月和2月新增就業人數合計較修正前增加2.2萬人。

本次數據顯示美國強勁的勞動力市場正在推動經濟成長，而聯準會在抗通膨問題上可以保持耐心。

數據公佈後，交易員削減了對聯準會6月降息可能性的押注。掉期市場下修2024年聯準會降息預期，美國利率期貨定價聯準會2024年將降息兩次，6月降息機率減少至54.5%，數據公佈前為59.8%。掉期市場將完全定價聯準會首次降息的日期從7月延後至9月。

17:00 歐洲央行管委斯圖納拉斯發表講話

23:15 瑞士央行總裁喬丹就未來貨幣體系發表演說

23:30 英國央行副總裁布里登發表演說

今年美債價格的大跌，讓去年好不容易有所起色的債市交易員再度灰頭土臉、頗為狼狽。而本週，一道關鍵心理防線的得失無疑將受到業內人士的矚目——素有「全球資產定價之錨」之稱的10年期美債收益率，是否會一舉升破4.5%關口？

近來，出人意料強勁的美國經濟數據表現，已推動美債收益率升至11月底以來的最高位，越來越多的投資者收回了對美聯儲年內大舉降息的押注，預期聯儲決策者將會對過早放鬆貨幣政策保持警覺。上週五，在美國3月非農就業人數意外創下近一年來最大增幅後，美債便出現了進一步下跌。

這使得眾多投資者已將週三將公佈的美國3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報告視為下一個關鍵事件——該數據很可能將決定收益率是趨於穩定，還是向新高邁進。同時，許多人認為，4.5%已成為10年期美債殖利率的下一個關鍵門檻，目前僅略高於上週五收盤時約4.4%的水平。

WisdomTree公司固定收益策略主管Kevin Flanagan表示，「這(美債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將取決於CPI數據——它可能使收益率保持在4%至4.5%的區間，也可能使收益率上升幅度變得更大。債券市場目前的主要風險在於，美國就業報告持續穩健，同時通膨改善(回落)勢頭卻已停滯不前。”

今年以來，美國國債市場一直在努力尋求底部支撐，因為美國經濟持續超預期的數據表現，使人們一度普遍認為聯準會現在就應該已經開始降息以刺激經濟成長的想法「不幸落空」。儘管經濟展露的這種韌性有助於推動美股走高，但債市顯然沒有那麼好運——經濟將繼續穩健增長的前景加劇了人們對二次通膨的擔憂，從而對較長期債券造成了壓力。

如下圖所示，美國公債剛剛經歷了六個月來最糟糕的一周表現，整個美債殖利率曲線目前都已處於了年內最高水準。債券收益率與價格反向。

T. Rowe Price Group固定收益投資組合經理Stephen Bartolini曾在3月份表示，如果10年期美債收益率的漲至4.4%上方，他就隨時準備出手(抄底)。但後來，他在幾經權衡後又修改了這一說法，表示他的投資組合如今更傾向於押注收益率可能會進一步上升。

他表示，「如果是一個月前、兩個月前，在4.5%的收益率(入場)看起來相當不錯，但現在我想更有點耐心，因為經濟更強勁了。最近的數據肯定好於預期，上週我們也看到了這一點。通膨方面比大多數人預期的要堅挺。”

債市策略師Ira F. Jersey和Will Hoffman則表示，如果未來一週10年期美債殖利率持續向4.51%邁進，動量指標可能會達到與升勢停滯或部分回檔訊號一致的區域。而突破4.51%後的下一個目標，將是2023年11月初的殖利率高點4.7%。

根據媒體調查的經濟學家的預測，美國3月整體和核心CPI環比預計上升0.3%，低於2月的0.4%。然而，這仍將使核心通膨指標年增約3.7%，遠高於聯準會2%的通膨目標。而近來油價的大漲，更可能為接下來的美國通膨前景蒙上陰影。

當然，有些基金經理人眼下也表示，如果10年期美債殖利率升至4.5%以上，機構投資人可能會再買進。 Threadneedle投資公司利率策略師Ed Al-Hussainy就指出，如果美債殖利率達到4.5%，他們將在下週積極入場。

摩根大通資產管理公司投資組合經理Priya Misra則表示，她認為現在已經是重新開始轉向10年期公債的時候了。她指出，儘管勞動市場強勁，但薪資漲幅卻一直受到抑制，顯示對招工的需求並沒有加劇通膨上行的壓力。

一國面臨的外資流動，從國際收支平衡表（Balance of Payment，BOP）觀點來看，主要分為直接投資、證券投資與其他投資三大類。其他投資可以主要理解為跨境信貸。從穩定性而言，直接投資要比證券投資與其他投資更穩定。從中國過去的實務來看，其他投資的波動性高於證券投資的波動性。

最近一段時期以來，中國面臨外商直接投資流入規模下降與國際證券投資淨流出的現象。

例如，從國際收支口徑來看，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額在2021年高達3,441億美元，2022年下降至1,802億美元，2023年進一步下降至330億美元。事實上，330億美元是自1994年以來的最低水準。又如，從國際收支口徑來看，中國的外來股權投資流入額由2021年的829億美元下降至2022年的344億美元，中國的外來債券投資流入額由2020年的1664億美元下降至2021年的937億美元，到2022年則大幅下降至-1423億美元（負值意味著外來債券投資的撤出）。

值得注意的是，2023年前三季度，外來證券投資淨流出325億美元，相較於2022年前三季的1,099億美元已顯著改善。

由於證券投資、其他投資屬於波動性大的短期投資，而外商直接投資屬於波動性較小的長期投資，因此，要更好地穩外資，就必須區分資本類型、釐清外流動機、提供差異化的因應方案。

由於證券投資與其他投資主要決策者都是金融機構，金融機構更偏重於短期收益，因此證券投資與其他投資流動具有很強的周期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匯率、雙邊利差、資產價格走勢等指標的影響。

例如，當人民幣兌美元匯率面臨升值壓力、中國國內利率高於美元利率（且利差處於擴大態勢）、中國國內股市表現火熱時，中國通常會面臨證券投資的淨流入與其他投資的淨流入。相反，一旦人民幣兌美元匯率面臨貶值壓力、中國國內利率低於美元利率（且利差處於擴大態勢）、中國國內股市表現低迷而美國股市表現火爆時，中國通常會面臨證券投資與其他投資的淨流出。

2022年至今，由於美國國內通膨率高企，倒逼聯準會升息10餘次，累計升息525個基點，這使得過去的中美正利差（中國國內利率高於美國同期限利率）逆轉為中美負利差（中國國內利率低於美國同期限利率），利差非常顯著。例如，截至本文寫作的2024年3月26日，10年期美國公債利率與10年中國公債利率分別為4.25%與2.41%，息差達184個基點。

由於中美利差由正轉負，導致短期資本流動由中國流向美國，這在外匯市場上將會造成美元供不應求的現象，進而推動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貶值。從2022年初到現在，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大致從6.3上下貶值至7.1-7.2附近，其中大部分貶值幅度發生在2022年。值得注意的是，中美利差由正轉負，意味著美國債券市場的吸引力變得更大，這自然會吸引國際債券投資從中國流向美國，使得中國面臨證券投資中的債券投資淨流出。

此外，在新冠疫情後，由於美國政府實施了極其寬鬆的財政貨幣政策，導緻美國經濟短期內快速反彈，以及美國股市在2023年與2024年初顯著上漲。到2024年初，美國三大股指相繼創出歷史新高。相較之下，2022年至今，中國股市表現較為低迷。兩國股市表現的差異，自然使得中國面臨證券投資中的股票投資淨流出。

在過去，當中國國內利率高於美國利率時，在境外借款並將其轉運回國使用，無疑是有利可圖的，這種跨境套利融資意味著中國會出現其他投資淨流入。相反，當國內利率低於美國利率時，本國主體從境外融資的動力將會顯著削弱，從國內貸款並轉運至國外使用的動力將有所增強，這將導致中國的其他投資項目順差下降，甚至轉變為逆差。

綜上所述，對於證券投資與其他投資的淨流出，我們不必過於擔憂。國際投資者歸根到底是逐利的，因此這類短期資本一定會向收益率更高的地方流動，因此波動性很強，可謂“一年河東，一年河西”。

要穩住中國的證券投資與其他投資，中國政府只需要做到以下幾點：第一，維持中國經濟成長的持續較快成長。作為一個大型發展中經濟體，中國經濟的潛在成長率本就顯著高於歐美日。因此，在當下，中國政府需要實施更大規模的財政貨幣刺激政策，盡快消除負向產出缺口，讓當前經濟成長回歸潛在成長率（目前約在5.0%-5.5%左右）。只要中國經濟成長率回到了潛在成長速度，中國國內利率自然會從當前水準上升，而隨著美國通膨回落與經濟減速，聯準會從2024年下半年起將會降息，中美負向利差將會逐漸收窄，甚至由負轉正，而中美利差的收窄與逆轉將會導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企穩、甚至重新升值；第二，中國政府需要加大國內股市改革力度，要讓未來的股指變化更能反映中國經濟的成長。只要中國股市的製度建設取得突破，一旦中國經濟成長率回歸至潛在成長率，中國股市的表現無疑是可期的。

換言之，只要中國經濟成長能夠回歸正常水平，以及中國股市建設取得進展，無論是證券投資還是其他投資，我們都不必擔心會持續流出。相較之下，真正值得我們重視的，是外商直接投資流入規模的顯著下降。

目前流入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主要有兩類。第一類是最終市場直接錨定中國國內市場的外資企業。第二類是將中國作為加工組裝基地，產品出口全球的外資企業。在改革開放以來的40餘年時間內，首先是第二類外資企業占主導，隨後第二類外資企業佔比逐漸下降，而第一類外資企業佔比逐漸上升。

事實上，隨著中國經濟快速成長導致國內要素價格（尤其是勞動價格）逐漸上升，中國吸引第二類外資企業的比較優勢，相較於印度、東協國家、墨西哥等就在下降。不過，這類外資企業除了看重要素成本，也非常重視產業鏈配套狀況、基礎建設水準、資源能源保障能力等要素。而中國在這些領域的優勢依然顯著強於其他新興市場國家，這就導致，第二類外資企業在是否決定離開中國方面，還是非常糾結的。

自2018年以來中美貿易摩擦的爆發與持續，2020年至2022年新冠疫情的爆發與肆虐，客觀上都加劇了第二類外資企業離開中國的速度。一方面，將生產基地從中國轉移至印度、東協國家與墨西哥，可以規避美國政府對中國產品徵收的高關稅。另一方面，不少已開發國家在新冠疫情爆發後都意識到，在產業鏈上過度依賴特定核心節點，在外部衝擊下可能是脆弱的。這些國家在疫情後都可以追求「近岸外包」「友岸外包」「中國+1」。換言之，許多已開發國家都在追求產業鏈供應鏈離本國更近、更加多元化、更容易被本國所主導，這的確造成了部分跨國公司的子公司撤離中國。

無論如何，對於最終市場直接錨定中國國內市場的外資企業而言，它們撤離中國的動機迄今還是非常微弱的。畢竟，中國是一個有著14億人口、人均GDP（國內生產毛額）達到1.5萬美元，而且仍在快速成長的巨型經濟體，中國市場的消費潛力是全球罕見的。更重要的是，中國政府目前正致力於打造國內統一大市場，消除各種要素與商品在國內流動的障礙，並打破行政力量主導的市場分割格局。而一旦國內統一大市場建設取得突出進展，中國國內消費成長將會再上一個台階。此外，中國政府正在努力建立共同富裕的社會。眾所周知，中低收入族群的邊際消費傾向較高，共同富裕的實現也意味著中國國內消費市場潛力的進一步迸發。因此，對於第一類外資企業而言，它們大機率將會選擇堅定地留在中國。這方面的典型例子，就是特斯拉的上海工廠。

當然，毋庸置疑，無論哪種類型的外資企業，都對中國的營商環境高度關注。客觀而言，中國外資企業面臨的營商環境，要顯著優於中國的民營企業。但與國營企業尤其央企相比，外資企業在要素保障、融資便利性、市場進入等方面可能仍有一些缺口。因此，對外資企業而言，實施真正的國民待遇，也是它們的重要訴求。

那麼，該如何穩住外商直接投資呢？首先，中國政府仍要盡快讓中國經濟回歸潛在成長率。畢竟，誰也不願意放棄一個正在快速成長的龐大市場；其次，中國政府要進一步落實負面清單制度，並保證對國有企業、民營企業與外資企業實施真正一視同仁的國民待遇；再次，中國政府可以加快醫療、電信、金融等服務業開放力度，畢竟，許多服務業才是民營企業與外資企業真正渴望進入的藍海；第四，中國政府應該加快國內統一大市場的建設步伐，降低各類要素與產品在國內自由流動的障礙與成本。一旦這方面取得突破，對於第二類型的外資企業而言，它們就未必需要轉移到印度、東協與墨西哥，而是可以轉移到中國的中西部地區，這樣既能降低生產成本，還能充分利用中國國內在產業鏈配套狀況、基礎建設水準、資源能源保障能力等方面的優勢。當然，對中西部地區而言，想要與其他新興市場國家競爭，盡快提升本地營商環境，可謂當務之急。

對全球來說，未來一年各國必須謹慎調整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以確保實現“軟著陸”，也就是在降低通膨率的同時，維持經濟穩定正成長。許多國家的央行都面臨著根據數據決定何時降息、降幅多大這個艱鉅任務。它們不再能夠從其他國家獲得啟示，因為不同國家在通膨放緩速度和經濟成長率方面都存在差異。

對於大多數國家的財政當局來說，今年也將是充滿挑戰的一年，一方面需要透過財政整頓來減少債務和重建緩衝，另一方面需要為本國經濟的數位化變革和綠色轉型提供資金。

所幸，事實證明，全球經濟在遭遇過去幾年的衝擊時具有非同尋常的韌性。這種韌性主要源自於大多數已開發經濟體和新興市場經濟體擁有穩健的宏觀經濟基本面，以及消費者和政府支出強勁。勞動力市場保持穩定，供應鏈也已恢復正常。

因此，儘管全球利率走高，但據我們預測，今明兩年的經濟成長率將超過3%。雖然許多國家的通膨率仍然高於目標值，但我們認為它將繼續回落。亞洲的情況則有所不同，因為通膨率上升幅度不像其他地區那麼大，而且回落速度相對更快。因此，利率也沒有上升得那麼高。

然而，放眼中期，我們預期全球經濟成長率將處在3%上下。如果以歷史標準為參照，這樣的成長速度是疲軟乏力的，因為在新冠疫情前的十年裡，年均經濟成長率為3.8%。生產力成長緩慢、債務水準高企的狀況給所有國家、尤其是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帶來了挑戰。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影響了貿易和資本流動，而貿易和資本流動在過去幾十年來一直是經濟成長的重要引擎。

好消息是，數位變革和綠色轉型為促進生產力成長和提高生活水平提供了機會。深化結構性改革可以改善創業條件、促進創新，並提高經濟表現。

聚焦中國，新冠疫情過後，經濟在2023年出現了強勁的反彈，成長率超過5%。

從中期來看，中國仍將是促進全球經濟成長的重要力量。雖然生產力成長緩慢和人口老化會影響經濟成長，但也存在著巨大的機會。

中國如今走到了一個「岔路口」──是繼續倚賴過去曾經行之有效的政策，還是調整政策以開啟高品質成長的新時代。

根據我們的分析，如果中國能夠實施全面的一攬子市場化改革，那麼其經濟成長速度會比在維持現狀的情景下快得多。由此帶來的額外經濟成長能夠使實體經濟在未來15年擴大20%——以目前的標準，相當於為中國經濟新增了3.5兆美元。

這種一攬子改革包含哪些要素？

一切都要從穩健的宏觀經濟基本面出發。在中國聽到了對穩健基本面和強健制度的承諾，為此深感鼓舞。幾十年來，中國的經濟成長引人注目，不僅顯著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也為應對各種迫在眉睫的近期挑戰提供了充足的政策緩衝，其中包括提高房地產行業的可持續性以及降低地方政府的債務風險。應對這些挑戰對於實現向高品質成長的新時代的平穩過渡至關重要。我們的分析表明，若能果斷採取措施減少未完工房屋庫存並為房地產行業的市場修正提供更多空間，那麼既可以加速解決當前房地產行業的問題，又可以提振消費者和投資者信心。

高品質成長的關鍵特徵是需要在更大程度上依賴國內消費。這一點有賴於提高個人和家庭的消費力。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所涵蓋的人口數量為世界之最。然而，目前仍有空間進一步擴大覆蓋率、提高福利水準——例如，以財政上負責任的方式強化退休金制度。

國內消費還有賴於收入成長，而收入成長又取決於資本和勞動力的生產力。若實施改善營商環境、確保為私人企業提供與國營企業進行公平競爭的條件等改革，將改善資本配置。若投資發展人力資本（教育、終身培訓和技能重塑）和優質醫療保健，將產生更高的勞動生產力和收入。

對於孜孜以求、希望握住人工智慧「大爆發」催生的各種機會的中國來說，這一點尤其重要。各國準備就緒迎接人工智慧世界，這已不再是未來的目標，而成為了當下的問題。 IMF確定了對各國的人工智慧準備程度極為關鍵的四個領域——數位基礎設施、人力資本和勞動力市場、創新以及監管與道德。我們的分析發現，中國在人工智慧準備就緒程度方面走在了新興經濟體的前列，發達的數位基礎設施為其提供了領先一步的優勢。制定健全的人工智慧監管框架，加強與其他創新國家之間的經濟聯繫，都將有助於中國全力前進。

同樣，中國在發展綠色經濟方面擁有巨大的潛力。中國在部署再生能源方面已經處於全球領先地位，在綠色出行方面也取得了長足進展。中國持續發揮領導作用，對於化解全球氣候危機而言不可或缺。在近年來所取得進展的基礎上，中國如果以市場價格出售更大份額的電力，就能提高脫碳的效率。如果將碳排放權交易體系的覆蓋範圍擴大到工業部門，也能達到上述目標。

未來的轉型並非易事。中國的顯著發展成就為億萬人民帶來了巨大福祉。幾代年輕人一直生活在經濟快速成長的環境中，隨著經濟成熟、成長放緩，他們也將經歷許多國家過去曾經歷過的一切。

然而，從高速度成長轉向高品質成長是正確的路徑選擇，中國已經決心朝著這個方向前進。正如中國政府所認識到的那樣，高品質發展最終依賴改革。在這個過程中，IMF致力於成為中國的合作夥伴，包括透過持續的政策對話和相互學習。 IMF也致力於攜手共同應對全球割裂、氣候變遷和債務問題等全球挑戰。

我們知道，這些挑戰對全球社會中最脆弱的成員有著極大的影響，而在我們這個緊密互聯的世界裡，國際合作對於應對這些挑戰至關重要。世界各國齊集IMF就是為了解決各種問題，我們感謝中國始終如一地為我們的工作提供支持。

中國為我們面向低收入國家的優惠貸款工具、最近設立的韌性與永續性貸款以及能力建設舉措提供了捐助，從而幫助增強了IMF的資金實力。在促進達成關於將IMF永久資源增加50%的協議的過程中，中國展現了卓越的領導力。

我們也認識到，中國在解決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的債務困境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鑑於許多國家目前身處或瀕臨債務困境，債權國在加速債務減免方面還有許多工作要做，我們期待中國繼續積極參與其中。

憑藉著龍的活力、信心和好運，秉持著全新的國際合作精神，中國和世界定可共同應對眼前的挑戰，為全人類開創一個更繁榮的未來。

在陷入收縮狀態近2年後，英國製造業在今年3月首次進入擴張區間。

標準普爾（S&P）日前公佈的數據顯示，3月份，英國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從2月份的47.5大幅提升至50.3，超出此前預計的49.9，這是2022年7月以來首次回到擴張區間。數據顯示，在英國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的五個組成部分中，有三個指標持續改善。其中，製造業產出和新增市場訂單增加明顯，供貨時間也有一些改善。另兩項指標，英國製造業的就業招募和原料採購，仍處於下跌過程中，但下跌幅度在3月已明顯放緩。

同時，英國製造企業家的信心也明顯復甦，企業家的商業信心處於過去11月以來的最高點。在受訪的企業中，58%的英國製造業創業家預期未來一年企業的產量將上升，僅有7%的企業主預期產量將會收縮。

標準普爾（S&P）市場研究主管Rob Dobson指出，在今年第一季結束時，英國製造業看到復甦跡象。這項復甦由製造業產出和新增市場訂單增加所推動。英國國內的市場需求增加推動了英國製造業的擴張。

投資成本的降低和英國生活成本危機的緩解，為英國製造業的復甦提供了條件。截至目前，英國央行仍將基準利率維持在5.25%。但由於英國的整體通膨水準已持續降低，3月英國商店的物價指數已回落至1.3%，為2021年12月以來的最低水準。

市場預期，英國央行最早在6月降息的機率已提高至50%。受此影響，英國的一些主流商業銀行已經下調了存款與借款的利率水平，而房屋抵押貸款的利率也在下調。

英國安永統計俱樂部（EY ITEM Club's）在其2月份的報告中指出，2024年，英國家庭和企業的銀行貸款總額（包括抵押貸款和消費信貸）預計將增長2.2%（淨值），高於2023年的0.6%（淨值）。

安永金融服務管理Anna Anthony指出，隨著經濟好轉，英國企業投資和成長的信心應該會增強，銀行對英國企業的貸款預計從2025年起將大幅增加。

英國國內經濟環境的緩解推動了英國國內對製成品的需求。英國製造業的復甦可以以汽車產業為代表。英國汽車製造商和貿易商協會（SMMT）3月28日公佈的數據顯示，英國2月汽車產量達7,9,907輛，較去年同期成長14.6%。 2月份，英國汽車產量中供國內市場的數量較去年同期增加58%。

但英國製造業的這一復甦勢頭在多大程度上和多長時間繼續維持，將受到海外需求的影響。標準普爾（S&P）市場研究主管Rob Dobson指出，英國製造業復甦潛在的阻礙因素仍然存在，例如出口表現持續疲軟和供應鏈壓力。歐盟市場是英國海外需求的主要地區，目前該地區需求不振。同時，紅海危機仍在影響供應鏈。

這一點也可以從英國汽車出口數據看出。 2月份，英國供出口的數量較去年同期僅增加4.6%，美國代替歐盟成為英國汽車海外出口成長最快的地區。

歐盟仍是英國製造業出口的主要市場。但儘管英國與歐盟簽署脫歐協議，但具體執行上仍有許多困難。從本月開始，英國從歐盟進口的動植物將被徵收“共同用戶費”，英國商會（BCC）貿易政策主管指出，這是非常令人失望的決定，這將加重企業和消費者的負擔，英國消費者將面臨物價上漲的壓力。

英國其他地區的外貿也需加強，但這方面也令人失望。根據媒體報道，英國與加拿大未能就汽車零件原產地規則達成一致，這將導致英國出口加拿大的汽車面臨6.1%的關稅上調，每輛車的出口成本平均將增加3000英鎊。英國汽車製造商和貿易商協會（SMMT）執行長Mike Hawes指出，關稅提高的潛在影響是巨大的，將對英國汽車的出口帶來嚴重影響。

在上個月初的國情咨文演說中，美國總統喬‧拜登(Joe Biden)自豪地宣稱美國經濟是「世界的羨慕對象」。這觀點實在難以反駁。在所有G7國家中，美國的疫後經濟復甦最為強勁。年通膨率已從2022年夏季的高峰下降了6個百分點，儘管利率有所上升，但失業率仍維持在接近歷史最低點的水平。最後，標普500指數的飆升更是錦上添花。

儘管拜登在演講中列舉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國家經濟數據，但調查顯示，美國人更相信川普(Donald Trump)能夠處理經濟問題。消費者信心也仍低於疫情前的水準。這種脫節的原因是什麼呢？政治兩極化的加劇是個驅動因素——民主黨選民確實對經濟前景更為樂觀。但黨派分歧只是問題的一部分。最終，對個人來說，日常生活中的經濟現實才是最重要的。在美國這個龐大的經濟體中，適用於整體的情況往往並不適用於各個部分。

美國經濟規模遠超過其他G7經濟體，但在所得不平等方面也是最嚴重的。與其他已開發經濟體一樣，全球化、金融化和自動化是城市與非城市地區之間日益擴大的鴻溝的原因。根據美國商務部(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的數據，從1980年到2021年，美國的地理收入不平等成長了40%以上。拜登政府強調對落後地區的再工業化，但《降低通膨法》(Inflation Reduction Act)和《晶片法案》(Chips Act)的承諾需要時間才能在地面上建立新的工廠並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

這些分歧意味著，強勁的經濟頭條數據掩蓋了全國各地家庭和企業生活體驗的巨大差異。首先，包括科技和金融中心在內的大型都市化地區自疫情以來一直是經濟成長的驅動力，而較小的都市和農村地區則持續落後。

其次，儘管全國的通膨率正在下降，但生活成本——這對選民對經濟的看法有重大影響——也存在很大的差異。根據穆迪分析(Moody's Analytics)編制的數據，包括內華達州、猶他州、亞利桑那州和愛達荷州在內的一些州，這些州在2021年1月至今年年初的物價水平上漲超過了平均水平，而拜登在這些州的支持率目前低於美國平均。在德州和佛羅裡達州，季度違約率的成長也遠高於全國平均水平，而川普在這兩個州仍然得到強大的支持。

第三，儘管信貸成本上升，但消費支出一直保持強勁，這主要得益於最富有的美國人，他們也從房屋和股票估值的上升中獲益。然而，其他地方也出現了明顯的壓力跡象。低收入信用卡借款人的新違約比例已經超過2019年的水平，兼職工作的人數增加，甚至一些折扣零售店也面臨困境。

最後，儘管人們關注的焦點一直在「瑰麗七股」(Magnificent Seven)科技股上，但僱用了國家近半私營部門勞動力的小企業的樂觀情緒和招聘計劃卻在下降。

美國近期的強勢令眾多人感到驚訝。然而，只要深入探究，這個國家的經濟弱點和政治分歧就會變得更加明顯。對於一個像大陸一樣廣大、存在巨大不平等的國家來說，整體數據往往掩蓋了真實情況。在市場對美國經濟進行投注，政治家們進行競選活動時，對數據進行細分分析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