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如何相得益彰？

1、日本实际工资下降可能使日本央行暂时按兵不动

2、鲍曼：如果通胀居高不下，可能需要进一步加息

3、疲软的就业数据将令加拿大加央行保持谨慎基调

4、3月非农就业人数增长飙升，市场推迟美联储降息时间

周一早间公布的日本2月实际薪资收入年率下降至-1.3%（前值-0.6%），连续第23个月下降，这一结果可能会让日本央行暂时按兵不动。有机构预计，实际工资增长将在今年年中转为正增长，届时薪资谈判带来的大幅加薪将反映在就业人数上，通胀将放缓。

美联储理事米鲍曼上周五就货币政策发表了讲话，通胀面临许多潜在上行风险，因此政策制定者需要小心行动，不能过快放松政策。虽然这不是我的基本预期，但我仍然认为，如果通胀进展停滞甚至逆转，在未来的会议上，我们可能需要进一步提高政策利率。

目前还没有到可以降息的地步，因为仍看到通胀面临诸多上行风险。鉴于经济前景存在风险和不确定性，在评估货币政策的适当路径时，我将继续密切关注数据，在考虑未来政策立场变化时，我将保持谨慎态度。

此外，达拉斯联储主席洛根也在当天发表讲话称，近期通胀数据高企，且有迹象显示，借贷成本对经济的拖累可能不像之前认为的那么大。考虑到这些风险，我认为现在考虑降息还为时过早，需要看到更多关于我们所处经济路径的不确定性得到解决。

鲍曼和洛根是过去一周中最新对今年迄今在去通胀道路上遇到“颠簸”表示担忧的美联储官员。过去几个月中，就业市场数据强劲，而通胀方面的进展有限，这促使包括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内的官员们在决定何时降息之际加大力度呼吁保持“耐心”，淡化降息紧迫性。

上周五公布的加拿大3月就业人数下降0.22万（前值增加4.07万），失业率从5.8%上升至6.1%。考虑到加拿大月度劳动力调查固有的波动性，3月份失业率的上升和就业人数的负增长预计不会对下周的加拿大央行利率决定产生实质性影响。不过，在1月和2月经济活动回升后，劳动时间保持平稳，加拿大央行将会感到欣慰。不过加拿大央行可能仍希望看到更多证据表明，第一季度经济活动走强是一次性的，然后才准备好转向，这应该会导致即将召开的政策会议再次保持谨慎的基调。

上周五公布的美国3月非农就业人数飙升至30.3万，大幅超过预期的20万人，并高于过去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的23.1万人，增幅达到近一年来的最高水平。失业率下降至3.8%，中规中矩。自2023年8月以来，失业率一直处于3.7%至3.9%的窄幅区间。

此外，1月份非农新增就业人数从22.9万人上修至25.6万人，2月份非农新增就业人数从27.5万人下修至27万人。经过这些修正后，1月和2月新增就业人数合计较修正前增加2.2万人。

本次数据表明美国强劲的劳动力市场正在推动经济增长，美联储在抗通胀问题上可以保持耐心。

数据公布后，交易员削减了对美联储6月份降息可能性的押注。掉期市场下调2024年美联储降息预期，美国利率期货定价美联储2024年将降息两次，将6月降息概率减少至54.5%，数据公布前为59.8%。掉期市场将完全定价美联储首次降息的日期从7月推迟至9月。

17:00 欧洲央行管委斯图纳拉斯发表讲话

23:15 瑞士央行行长乔丹就未来货币体系发表讲话

23:30 英国央行副行长布里登发表讲话

今年美债价格的大跌，令去年好不容易有所起色的债市交易员再度灰头土脸、颇为狼狈。而本周，一道关键心理防线的得失无疑将受到业内人士的瞩目——素有“全球资产定价之锚”之称的10年期美债收益率，是否会一举升破4.5%关口？

近来，出人意料强劲的美国经济数据表现，已推动美债收益率升至11月底以来的最高位，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收回了对美联储年内大举降息的押注，预期联储决策者将会对过早放松货币政策保持警惕。上周五，在美国3月份非农就业人数意外创下近一年来最大增幅后，美债便出现了进一步下跌。

这使得众多投资者已把周三将公布的美国3月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报告视为下一个关键事件——该数据很可能将决定收益率是趋于稳定，还是向新高迈进。同时，许多人认为，4.5%已成为10年期美债收益率的下一个关键门槛，该关口目前仅略高于上周五收盘时约4.4%的水平。

WisdomTree公司固定收益策略主管Kevin Flanagan表示，“这(美债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CPI数据——它可能使收益率保持在4%至4.5%的区间，也可能使收益率上升幅度变得更大。债券市场目前的主要风险在于，美国就业报告持续稳健，同时通胀改善(回落)势头却已停滞不前。”

今年以来，美国国债市场一直在努力寻求底部支撑，因为美国经济持续超预期的数据表现，使人们一度普遍认为美联储现在就应该已经开始降息以刺激经济增长的想法“不幸落空”。尽管经济展露的这种韧性有助于推动美股走高，但债市显然没有那么好运——经济将继续稳健增长的前景加剧了人们对二次通胀的担忧，从而对较长期债券造成了压力。

如下图所示，美国国债刚刚经历了六个月来最糟糕的一周表现，整条美债收益率曲线目前都已处于了年内最高水平。债券收益率与价格反向。

T. Rowe Price Group固定收益投资组合经理Stephen Bartolini曾在3月份表示，如果10年期美债收益率的涨至4.4%上方，他就随时准备出手(抄底)。但后来，他在几经权衡后又修改了这一说法，表示他的投资组合如今更倾向于押注收益率可能会进一步上升。

他表示，“如果是一个月前、两个月前，在4.5%的收益率(入场)看起来相当不错，但现在我想更有点耐心，因为经济更强劲了。最近的数据肯定好于预期，上周我们也看到了这一点。通胀方面比大多数人预期的要坚挺。”

债市策略师Ira F. Jersey和Will Hoffman则表示，如果未来一周10年期美债收益率继续向4.51%迈进，动量指标可能会达到与升势停滞或部分回调信号一致的区域。而突破4.51%后的下一目标，就将是2023年11月初的收益率高点4.7%。

根据媒体调查的经济学家的预测，美国3月份整体和核心CPI环比有望上升0.3%，低于2月份的0.4%。然而，这仍将使核心通胀指标同比增长约3.7%，远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而近来油价的大涨，更是可能给接下来的美国通胀前景蒙上阴影。

当然，一些基金经理眼下也表示，如果10年期美债收益率率升至4.5%以上，机构投资者可能会重新买入。Threadneedle投资公司利率策略师Ed Al-Hussainy就指出，如果美债收益率达到4.5%，他们将在下周积极入场。

摩根大通资产管理公司投资组合经理Priya Misra则表示，她认为现在已经是重新开始转向10年期国债的时候了。她指出，尽管劳动力市场强劲，但工资涨幅却一直受到抑制，这表明对招工的需求并没有加剧通胀上行的压力。

一国面临的外资流动，从国际收支平衡表（Balance of Payment，BOP）视角来看，主要分为直接投资、证券投资与其他投资三大类。其他投资可以主要理解为跨境信贷。从稳定性而言，直接投资要比证券投资与其他投资更为稳定。从中国过去的实践来看，其他投资的波动性要高于证券投资的波动性。

最近一段时期以来，中国面临外商直接投资流入规模下降与国际证券投资净流出的现象。

例如，从国际收支口径来看，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额在2021年高达3441亿美元，2022年下降至1802亿美元，2023年进一步下降至330亿美元。事实上，330亿美元是自199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又如，从国际收支口径来看，中国的外来股权投资流入额由2021年的829亿美元下降至2022年的344亿美元，中国的外来债券投资流入额由2020年的1664亿美元下降至2021年的937亿美元，到2022年则显著下降至-1423亿美元（负值意味着外来债券投资的撤出）。

值得注意的是，2023年前三季度，外来证券投资净流出325亿美元，相比于2022年前三季度的1099亿美元已经显著改善。

由于证券投资、其他投资属于波动性很大的短期投资，而外商直接投资属于波动性较小的长期投资，因此，要更好地稳外资，就必须区分资本类型、厘清外流动机、提供差异化的应对方案。

由于证券投资与其他投资主要决策者都是金融机构，金融机构更加偏重于短期收益，因此证券投资与其他投资流动具有很强的周期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汇率、双边利差、资产价格走势等指标的影响。

例如，当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面临升值压力、中国国内利率高于美元利率（且利差处于扩大态势）、中国国内股市表现火爆时，中国通常会面临证券投资的净流入与其他投资的净流入。相反，一旦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面临贬值压力、中国国内利率低于美元利率（且利差处于扩大态势）、中国国内股市表现低迷而美国股市表现火爆时，中国通常会面临证券投资与其他投资的净流出。

2022年至今，由于美国国内通胀率高企，倒逼美联储加息10余次，累计加息525个基点，这使得过去的中美正利差（中国国内利率高于美国同期限利率）逆转为中美负利差（中国国内利率低于美国同期限利率），且利差非常显著。例如，截至本文写作的2024年3月26日，10年期美国国债利率与10年期中国国债利率分别为4.25%与2.41%，息差达到184个基点。

由于中美利差由正转负，导致短期资本流动由中国流向美国，这在外汇市场上将会造成美元供不应求的现象，从而推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贬值。从2022年初到现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大致从6.3上下贬值至7.1-7.2附近，其中大部分贬值幅度发生在2022年。值得注意的是，中美利差由正转负，意味着美国债券市场的吸引力变得更大，这自然会吸引国际债券投资从中国流向美国，使得中国面临证券投资中的债券投资净流出。

此外，在新冠疫情后，由于美国政府实施了极其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导致美国经济短期内快速反弹，以及美国股市在2023年与2024年初显著上涨。到2024年初，美国三大股指相继创出历史新高。相比之下，2022年至今，中国股市表现较为低迷。两国股市表现的差异，自然使得中国面临证券投资中的股票投资净流出。

在过去，当中国国内利率高于美国利率时，在境外借款并将其转运回国使用，无疑是有利可图的，这种跨境套利融资意味着中国会出现其他投资净流入。相反，当国内利率低于美国利率时，本国主体从境外融资的动力将会显著削弱，从国内贷款并转运至国外使用的动力将有所增强，这将导致中国的其他投资项目顺差下降，甚至转变为逆差。

综上所述，对于证券投资与其他投资的净流出，我们不必过于担忧。国际投资者归根到底是逐利的，因此这类短期资本一定会向收益率更高的地方流动，因此波动性很强，可谓“一年河东，一年河西”。

要稳住中国的证券投资与其他投资，中国政府只需要做到如下几点：第一，维持中国经济增速的持续较快增长。作为一个大型发展中经济体，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本就显著高于欧美日。因此，在当下，中国政府需要实施更大规模的财政货币刺激政策，尽快消除负向产出缺口，让当前经济增速回归潜在增速（当前约在5.0%-5.5%左右）。只要中国经济增速回到了潜在增速，中国国内利率自然会从当前水平上升，而随着美国通胀回落与经济减速，美联储从2024年下半年起将会降息，中美负向利差将会逐渐收窄，甚至由负转正，而中美利差的收窄与逆转将会导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企稳、甚至重新升值；第二，中国政府需要加大国内股市改革力度，要让未来的股指变化更好地反映中国经济的成长。只要中国股市的制度建设取得突破，一旦中国经济增速回归至潜在增速，中国股市的表现无疑是可期的。

换言之，只要中国经济增速能够回归正常水平，以及中国股市建设取得进展，无论是证券投资还是其他投资，我们都不必担心会持续流出。相比之下，真正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外商直接投资流入规模的显著下降。

当前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最终市场直接锚定中国国内市场的外资企业。第二类是将中国作为加工装配基地，产品出口全球的外资企业。在改革开放以来的40余年时间内，首先是第二类外资企业占主导，随后第二类外资企业占比逐渐下降，而第一类外资企业占比逐渐上升。

事实上，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导致国内要素价格（尤其是劳动力价格）逐渐上升，中国吸引第二类外资企业的比较优势，相对于印度、东盟国家、墨西哥等就在下降。不过，这类外资企业除了看重要素成本，还非常看重产业链配套状况、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资源能源保障能力等要素。而中国在这些领域的优势依然显著强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这就导致，第二类外资企业在是否决定离开中国方面，还是非常纠结的。

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的爆发与持续，2020年至2022年新冠疫情的暴发与肆虐，客观上都加剧了第二类外资企业离开中国的速度。一方面，将生产基地从中国转移至印度、东盟国家与墨西哥，可以规避美国政府对中国产品征收的高关税。另一方面，不少发达国家在新冠疫情暴发后都意识到，在产业链上过度依赖特定核心节点，在外部冲击下可能是脆弱的。这些国家在疫情后都可以追求“近岸外包”“友岸外包”“中国+1”。换言之，很多发达国家都在追求产业链供应链离本国更近、更加多元化、更容易被本国所主导，这的确造成了部分跨国公司的子公司撤离中国。

无论如何，对于最终市场直接锚定中国国内市场的外资企业而言，它们撤离中国的动机迄今为止还是非常微弱的。毕竟，中国是一个有着14亿人口、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5万美元，且依然在快速增长的巨型经济体，中国市场的消费潜力是全球罕见的。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当前正在致力于打造国内统一大市场，消除各种要素与商品在国内流动的障碍，打破行政力量主导的市场分割格局。而一旦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突出进展，中国国内消费增长将会再上一个台阶。此外，中国政府正在努力建设共同富裕的社会。众所周知，中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共同富裕的实现也意味着中国国内消费市场潜力的进一步迸发。因此，对于第一类外资企业而言，它们大概率将会选择坚定地留在中国。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特斯拉的上海工厂。

当然，毋庸置疑，无论哪种类型的外资企业，都对中国的营商环境高度关注。客观而言，中国外资企业面临的营商环境，要显著好于中国的民营企业。但与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相比，外资企业在要素保障、融资便利度、市场准入等方面可能还有一些差距。因此，对外资企业而言，实施真正的国民待遇，也是它们的重要诉求。

那么，如何稳住外商直接投资呢？首先，中国政府依然要尽快让中国经济回归潜在增速。毕竟，谁也不愿意放弃一个正在快速增长的巨大市场；其次，中国政府要进一步落实负面清单制度，并保证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实施真正一视同仁的国民待遇；再次，中国政府可以加快医疗、电信、金融等服务业开放力度，毕竟，很多服务业才是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真正渴望进入的蓝海；第四，中国政府应该加快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步伐，降低各类要素与产品在国内自由流动的障碍与成本。一旦这方面取得突破，对于第二类型的外资企业而言，它们就未必需要转移到印度、东盟与墨西哥，而是可以转移到中国的中西部地区，这样既能降低生产成本，还能充分利用中国国内在产业链配套状况、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资源能源保障能力等方面的优势。当然，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想要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竞争，尽快提升本地营商环境，可谓当务之急。

对于全球来说，未来一年各国必须谨慎调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确保实现“软着陆”，也就是在降低通货膨胀率的同时，保持经济稳定正增长。许多国家的央行都面临着根据数据决定何时降息、降幅多大这个艰巨任务。它们不再能够从其他国家那里获得启示，因为不同国家在通胀放缓速度和经济增长率方面都存在差异。 

对于大多数国家的财政当局来说，今年也将是充满挑战的一年，一方面需要通过财政整顿来减少债务和重建缓冲，另一方面需要为本国经济的数字化变革和绿色转型提供资金。  

所幸，事实证明，全球经济在遭遇过去几年的冲击时具有非同寻常的韧性。这种韧性主要源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拥有稳健的宏观经济基本面，以及消费者和政府支出强劲。劳动力市场保持稳定，供应链也已恢复正常。

因此，尽管全球利率走高，但是据我们预测，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率将超过3%。虽然许多国家的通胀率仍然高于目标值，但是我们认为它将继续回落。亚洲的情况有所不同，因为通胀率升高幅度不像其他地区那么大，而且回落速度相对更快。因此，利率也没有上升得那么高。

然而，放眼中期，我们预计全球经济增长率将处在3%上下。如果以历史标准为参照，这样的增长速度是疲软乏力的，因为在新冠疫情前的十年里，年均经济增长率为3.8%。生产率增长缓慢、债务水平高企的状况给所有国家、尤其是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带来了挑战。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影响了贸易和资本流动，而贸易和资本流动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好消息是，数字化变革和绿色转型为促进生产率增长和提高生活水平提供了机遇。深化结构性改革可以改善创业条件、促进创新，并提高经济表现。 

聚焦中国，新冠疫情过后，经济在2023年出现了强劲的反弹，增长率超过5%。

从中期来看，中国仍将是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虽然生产率增长缓慢和人口老龄化会影响经济增长，但是也存在巨大的机遇。

中国如今走到了一个“岔路口”——是继续倚赖过去曾经行之有效的政策，还是调整政策以开启高质量增长的新时代。

根据我们的分析，如果中国能够实施全面的一揽子市场化改革，那么其经济增长速度会比在维持现状的情景下快得多。由此带来的额外经济增长能够使实体经济在未来15年扩大20%——按照目前的标准，这相当于给中国经济新增了3.5万亿美元。

这种一揽子改革包含哪些要素呢？

一切都要从稳健的宏观经济基本面出发。在中国听到了对稳健基本面和强健制度的承诺，为此深感鼓舞。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引人瞩目，不但显著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为应对各种迫在眉睫的近期挑战提供了充足的政策缓冲，其中包括提高房地产行业的可持续性以及降低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应对这些挑战对于实现向高质量增长的新时代的平稳过渡至关重要。我们的分析表明，若能果断采取措施减少未完工住房库存并为房地产行业的市场修正提供更多空间，那么既可以加速解决当前房地产行业的问题，又可以提振消费者和投资者信心。 

高质量增长的一个关键特征是需要在更大程度上依赖国内消费。这一点有赖于提高个人和家庭的消费力。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覆盖的人口数量为世界之最。然而，目前仍然有空间进一步扩大覆盖面、提高福利水平——比如，以财政上负责任的方式强化养老金制度。

国内消费还有赖于收入增长，而收入增长又取决于资本和劳动力的生产率。若实施改善营商环境、确保为私人企业提供与国有企业进行公平竞争的条件等改革，将改善资本配置。若投资发展人力资本（教育、终身培训和技能重塑）和优质医疗保健，将产生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 

对于孜孜以求、希望把握住人工智能“大爆发”催生的各种机会的中国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各国准备就绪迎接人工智能世界，这已不再是未来的目标，而成为了当下的问题。IMF确定了对各国的人工智能准备就绪程度极其关键的四个领域——数字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和劳动力市场、创新以及监管与道德。我们的分析发现，中国在人工智能准备就绪程度方面走在了新兴经济体的前列，发达的数字基础设施为其提供了领先一步的优势。制定健全的人工智能监管框架，加强与其他创新型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都将有助于中国全力前进。

同样，中国在发展绿色经济方面拥有巨大的潜力。中国在部署可再生能源方面已经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在绿色出行方面也取得了长足进展。中国继续发挥领导作用，对于化解全球气候危机而言不可或缺。在近年来所取得进展的基础上，中国如果按市场价格出售更大份额的电力，就能提高脱碳的效率。如果将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覆盖面扩大到工业部门，也能达到上述目标。

未来的转型并非易事。中国的显著发展成就给亿万人民带来了巨大福祉。几代年轻人一直生活在经济高速增长的环境中，随着经济成熟、增长放缓，他们也将经历许多国家过去曾经历过的一切。

然而，从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是正确的路径选择，中国已经决心朝着这个方向前行。正如中国政府认识到的那样，高质量发展最终依赖于改革。在这个过程中，IMF致力于成为中国的合作伙伴，包括通过持续的政策对话和相互学习。IMF还致力于携手共同应对全球割裂、气候变化和债务问题等全球挑战。

我们知道，这些挑战对全球社会中最脆弱的成员具有极大的影响，而在我们这个紧密互联的世界里，国际合作对于应对这些挑战至关重要。世界各国齐集IMF就是为了解决各种问题，我们感谢中国始终如一地为我们的工作提供支持。 

中国为我们面向低收入国家的优惠贷款工具、最近设立的韧性与可持续性贷款以及能力建设举措提供了捐助，从而帮助增强了IMF的资金实力。在促进达成关于将IMF永久资源增加50%的协议的过程中，中国表现出了卓越的领导力。

我们也认识到，中国在解决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债务困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鉴于许多国家目前身处或濒临债务困境，债权国在加速债务减免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期待中国继续积极参与其中。

凭借龙的活力、信心和好运，秉持全新的国际合作精神，中国和世界定可共同应对眼前的挑战，为全人类开创一个更繁荣的未来。

在陷入收缩状态近2年后，英国制造业在今年3月首次进入扩张区间。

标准普尔（S&P）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3月份，英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从2月份的47.5大幅提升至50.3，超出此前预计的49.9，这是2022年7月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数据显示，在英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的五个组成部分中，有三项指标持续改善。其中，制造业产出和新增市场订单增加明显，供货时间也有一些改善。另两项指标，英国制造企业的就业招聘和原料采购，还处于下跌过程中，但下跌幅度在3月份已经明显放缓。

与此同时，英国制造企业家的信心也明显复苏，企业家的商业信心处于过去11月以来的最高。在接受调查的企业中，58%的英国制造业企业家预期未来一年企业的产量将上升，仅有7%的企业主预计产量会有所收缩。

标准普尔（S&P）市场研究主管Rob Dobson指出，在今年一季度结束时，英国制造业看到复苏迹象。这一复苏由制造业产出和新增市场订单增加推动。英国国内的市场需求增加推动了英国制造业的扩张。

投资成本的降低和英国生活成本危机的缓解，为英国制造业的复苏提供了条件。截至目前，英国央行仍将基准利率维持在5.25%。但由于英国的整体通胀水平已经持续降低，3月份英国商店的物价指数已经回落至1.3%，为2021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市场预期，英国央行最早在6月份降息的概率已经提高至50%。受此影响，英国的一些主流商业银行已经下调了存款与借款的利率水平，住房抵押贷款的利率也在下调。

英国安永统计俱乐部（EY ITEM Club’s）在其2月份的报告中指出，2024年，英国家庭和企业的银行贷款总额（包括抵押贷款和消费信贷）预计将增长2.2%（净值），高于2023年的0.6%（净值）。

安永金融服务管理Anna Anthony指出，随着经济好转，英国企业投资和增长的信心应该会增强，银行对英国企业的贷款预计从2025年起将大幅增加。

英国国内经济环境的缓解推动了英国国内对制成品的需求。英国制造业的复苏可以以汽车产业为代表。英国汽车制造商和贸易商协会（SMMT）3月2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2月份汽车产量达79907辆，同比增长14.6%。2月份，英国汽车产量中供国内市场的数量同比增加58%。

但英国制造业的这一复苏势头在多大程度和多长时间继续维持，将受到海外需求的影响。标准普尔（S&P）市场研究主管Rob Dobson指出，英国制造业复苏潜在的阻碍因素仍然存在，例如出口表现持续疲软和供应链压力。欧盟市场是英国海外需求的主要地区，目前该地区需求不振。同时，红海危机仍在影响供应链。

这一点也可以从英国汽车出口数据中看出。2月份，英国供出口的数量同比仅增长4.6%，美国代替欧盟成为英国汽车海外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

欧盟仍是英国制造业出口的主要市场。但尽管英国与欧盟签署脱欧协议，但具体执行中仍存在诸多困难。从本月开始，英国从欧盟进口的动植物将被征收“共同用户费”，英国商会（BCC）贸易政策主管指出，这是非常令人失望的决定，这将加重企业和消费者的负担，英国消费者将面临物价上涨的压力。

英国其他地区的外贸也需加强，但这方面也令人失望。据媒体报道，英国与加拿大未能就汽车零部件原产地规则达成一致，这将导致英国出口加拿大的汽车面临6.1%的关税上调，每辆车的出口成本平均将增加3000英镑。英国汽车制造商和贸易商协会（SMMT）首席执行官Mike Hawes指出，关税提高的潜在影响是巨大的，将对英国汽车的出口带来严重影响。

在上个月初的国情咨文演讲中，美国总统乔•拜登(Joe Biden)自豪地宣称美国经济是“世界的羡慕对象”。这一观点实在难以反驳。在所有G7国家中，美国的疫后经济复苏最为强劲。年通胀率已从2022年夏季的高峰下降了6个百分点，尽管利率有所上升，但失业率仍然维持在接近历史最低点的水平。最后，标普500指数的飙升更是锦上添花。

尽管拜登在演讲中列举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国家经济数据，但调查显示，美国人更相信特朗普(Donald Trump)能够处理经济问题。消费者信心也仍然低于疫情前的水平。这种脱节的原因是什么呢？政治两极化的加剧是一个驱动因素——民主党选民确实对经济前景更为乐观。但党派分歧只是问题的一部分。最终，对个人来说，日常生活中的经济现实才是最重要的。在美国这个庞大的经济体中，适用于整体的情况往往并不适用于各个部分。

美国经济规模远超其他G7经济体，但在收入不平等方面也是最严重的。与其他发达经济体一样，全球化、金融化和自动化是城市与非城市地区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的原因。根据美国商务部(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的数据，从1980年到2021年，美国的地理收入不平等增长了40%以上。拜登政府强调对落后地区的再工业化，但《降低通胀法》(Inflation Reduction Act)和《芯片法案》(Chips Act)的承诺需要时间才能在地面上建立新的工厂并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

这些分歧意味着，强劲的经济头条数据掩盖了全国各地家庭和企业生活体验的巨大差异。首先，包括科技和金融中心在内的大型城市化地区自疫情以来一直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而较小的都市和农村地区则持续滞后。

其次，尽管全国的通胀率正在下降，但生活成本——这对选民对经济的看法有重大影响——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根据穆迪分析(Moody's Analytics)编制的数据，包括内华达、犹他州、亚利桑那州和爱达荷州在内的一些州，这些州在2021年1月至今年年初的物价水平上涨超过了平均水平，而拜登在这些州的支持率目前低于美国平均水平。在德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季度违约率的增长也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特朗普在这两个州仍然得到强大的支持。

第三，尽管信贷成本上升，但消费支出一直保持强劲，这主要得益于最富有的美国人，他们也从房屋和股票估值的上升中获益。然而，其他地方也出现了明显的压力迹象。低收入信用卡借款人的新违约比例已经超过2019年的水平，兼职工作的人数有所增加，甚至一些折扣零售店也面临困境。

最后，尽管人们的关注焦点一直在“瑰丽七股”(Magnificent Seven)科技股上，但雇佣了国家近半私营部门劳动力的小企业的乐观情绪和招聘计划却在下降。

美国近期的强势令众多人感到惊讶。然而，只要深入探究，这个国家的经济弱点和政治分歧就会变得更加明显。对于一个像大陆一样广大、存在巨大不平等的国家来说，总体数据往往掩盖了真实情况。在市场对美国经济进行投注，政治家们进行竞选活动时，对数据进行细分分析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