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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香港法律体系和监管框架相对健全,但港股市场仍然存在一些特定的风险和挑战,如港币与美元挂钩,外地投资者可能会面临汇率波动;中国内地的政策变化和经济状况对港股的影响等。
投资港股费用结构与税务
港股市场的交易成本包括总投资成本为买卖股票的交易费用、印花税、结算费用等,对于外地投资者,可能会涉及兑换港币所产生汇率转换费用,以及按照所在地的相关法规需缴纳的税款。
港股行业分析:非必需消费行业
港股市场非必需消费行业覆盖汽车、教育、旅游、餐饮、服装等多个领域,在643家上市公司中35%为中国内地公司,占总市值的65%,因此受中国经济影响深远。
港股行业分析:地产建筑业
地产建筑业在港股指数中的份额近年已明显下降,但截2022年,它依然在市场上占有约10%的份额。包含了房地产开发、建筑工程、房地产投资和物业管理等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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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入盟后,势必进一步增加中东欧国家在欧盟的话语权。这未必符合法国、德国以及荷兰等国的利益。
6月4日公布计票结果的印度大选,以总理莫迪领导的执政党“印度人民党”议席大幅减少而告终。其背后原因在于印度的经济结构——创造就业岗位能力较强的制造业得不到充分发展,大多数国民无法切身感受到经济增长。如果印度无法在预计将持续30年左右的人口红利期内实现工业化,那么别说莫迪提出的“发达国家”目标了,印度就连成为与中国一样的排名靠前的中等收入国家都将十分困难。当前印度的股市上涨以经济实际增长为前提,如果这一前提崩溃,那么股市上涨也将会面临气力不继的风险。
在大选最后一个投票日的前一天(5月31日),印度政府公布了2023年度国内生产总值(GDP)统计结果。实际增长率为8.2%,如果不算新冠疫情反弹作用较大的2021年度,2023年度是自2016年度以来印度实际GDP增长率首次站上8%大关。
数据发布后,莫迪总理立刻在X(原推特)上高调宣布,印度将继续保持在全球主要国家中最快的经济增长速度。现在还只是预告片,接下来才是正片。
印度当地媒体的报道充斥着对总理的喊话盲目相信的乐观论,称执政党拥有绝对优势。第二天(6月1日),来到莫迪自己的选区——印度教圣地瓦拉纳西投票站进行投票的选民们,纷纷对莫迪政府的政绩表示称赞,包括改善治安状况,以及建设公共设施等。
一位50多岁的主妇说:“莫迪不仅是印度的领袖,也是世界的领袖。很多人对他近乎崇拜”。全部投票结束后的当天傍晚,主要媒体公布的出口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执政党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然而,6月4日的计票结果却出人意料,印度人民党获得的席位低于半数,这是2014年执政以来的首次。计票结果背离了出口民意调查,惊慌失措的各家电视台试图进行不得要领的解说。第二天,主要报纸和民间经济学家等的评论铺天盖地,舆论的真实情况隐约显现出来。
印度主要经济报纸《铸币(Mint)》简洁地概括称,(左右选举的是)经济。该报认为,多次发表印度教至上主义讨好言论的执政党的选举策略,并没有对生活困苦的选民起到效果。
其实,如果具体分析印度经济,就会发现堆积如山的问题。首先,在整体的高增长率之下,各个产业所呈现的景气程度明显不一样。
从印度2023年度各行业的附加值增长情况来看,46%的就业人口所从事的农林水产业仅增长1.4%,增速远远低于上年度的4.7%。12%的就业人口所从事的商业·旅游业增速也从上年度的2位数降至6.4%。这些行业加在一起,占到印度就业人口的近6成。这部分人切身感受到的应该可以说是经济不景气或者经济增长正在减速。
相反,因公共投资扩大而受益的建筑业,以及需求正在从新冠疫情中恢复的制造业的增速接近10%,拉高了总体增长率。从事建筑业的人占印度就业人口的13%,从事制造业的人占印度就业人口的12%,两大繁荣行业加在一起,也仅占印度就业人口的约25%。而且,建筑行业从业人员的工资水平较低,感觉上离繁荣两字相差甚远。
印度Axis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坎斯·米什拉(Neelkanth Mishra)指出,印度GDP增长以政府和企业投资为主导,家庭经济缺乏势头。过剩劳动力因疫情而扩大至千万人,劳动力过剩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工资增长乏力。
的确,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3月发布的《印度就业报告》,印度2022年日常的实际月工资较10年前(2012年)减少14%,平均每年持续减少1.6%。包括务农人员在内的个体营业者的实际月收入只能获取自2019年以来的数据,在截至2022年的这3年里,实际月收入减少了1%。
对于有工作的人来说,实际收入下降是一种趋势。但这背后还有一个更大问题,那就是很多人根本就没有正式工作。
根据印度政府统计,印度2024年1~3月的完全失业率为6.7%,与2018~2019年的完全失业率9%~10%相比,乍看起来有所改善。但国际劳工组织负责实际调查工作的印度人类发展研究所所长、劳动经济学家阿拉赫·沙尔玛博士指出,“真正生活困难的人甚至无法被算做‘完全失业者(指正在求职过程中,但目前没有获得工作机会的人)’。印度的就业岗位不足,主要表现是‘不完全就业者(指无法找到稳定的全职工作的人)’和‘尼特族(指既没有获得工作机会也没有接受教育和培训的人)’两类人都很多”。
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显示,印度在2022年的“不完全就业者”和“完全失业者”合计约占全部劳动力(近6亿)的16.8%,较2012年的13.9%有所上升。这意味着印度在2022年约有近1亿人没有找到满意的工作。
另一方面,该报告还推算了2022年印度“尼特族”在不同年龄段人口中的占比。在20-24岁年龄段中“尼特族”占36%,在25-29岁年龄段中“尼特族”占39%。换算成实际数字,印度2022年共有约9400万20多岁的“尼特族”。“尼特族”中的多数人已经放弃找工作,因此不被算做劳动力,也不会被纳入失业率和不完全就业率的计算范围之内。印度的“尼特族”中女性占比较高,这也成为印度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只有32%的原因之一。
也就是说,两者相加可以看出印度的实际就业岗位缺口在1亿~2亿人左右。印度每年劳动人口增加1000万人左右,但能创造出的有质量的就业岗位数量却跟不上这一数字。据世界银行推测,印度生活在“贫困”状态(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每人每天3.75美元以下)的人口比例虽然较10年前的6成以上有所减少,但到2021年仍然达到46%。
对于导致此现象的原因,阿拉赫·沙尔玛博士叹息地说,“与政府的呼声相反,可以产生大量非熟练工人就业岗位的制造业没有发展起来”。
实际上,从印度GDP的构成来看,与莫迪政府成立之前的2011年度相比,印度2023年度的制造业附加值占比从17%下降到了14%,制造业的就业人口比例也从2014年的13%下降到了最近的12%。农业附加值虽然只占GDP总值的18%,但农业从业人口占比在10年前为49%,现在为46%,几乎没有变化。
也就是说,自莫迪政府上台后,印度的工业化没有得到发展。如果无法培育出生产效率相对更高的制造业,并将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来,就无法实现整个经济的生产效率提升,带动人均收入增长。
莫迪自去年起提出了使印度在独立100周年的2047年之前成为发达国家的政府目标(Viksit Bharat)。有关实现过程,莫迪称,发展是印度经济的自然产物。似乎莫迪认为人口动态发展会自然而然带来经济的高增长。
但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据印度政府推测,2023年度印度的人均GDP约为2530美元。要想达到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人均GDP目前最低标准——2万美元左右,需要持续在24年里以每年实际9%以上的速度增长。但在莫迪政府领导下,不管在新冠疫情以前,还是新冠疫情告一段落的2022年度以后,印度人均实际GDP的年增长率都只有5%~7%左右。
中国和印度的人口规模相似,然而中国的人均GDP从1990年的350美元提高到了2023年的1.25万美元,在30多年间增长到36倍。这是劳动力自农业向出口型制造业大规模转移,并且经济从1990年代开始的长达20多年时间里以每年10%左右持续增长的结果。
印度经济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阿尔温德·帕纳加里亚(Arvind Panagariya)指出,“在历史上,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够在不发展大量雇用非熟练工人的劳动集约出口型制造业的情况下,从发展中经济蜕变为中高收入经济。印度也不例外”。
莫迪政府上台以后提出了强化制造业的口号“Make in India”,但却未能取得成果。背后原因是在复杂的法规牵制下劳动法改革推迟实施,以及无法摆脱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阴影所导致的保护主义政策下带来的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不足。改革以既得利益集团为中心,遭到强烈反对。
印度从1960年代起一直倾向于重视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的产业政策。即使现在,印度制造业的主角仍然是石油化工、钢铁及汽车等重工业,最近开始重视引进的半导体产业也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邻国孟加拉国通过将劳动密集型的纤维产业培育成出口的支柱,增加了包括女性在内的就业岗位,人均GDP超过了印度。
第三届莫迪政府如果要认真推进印度成为“发达国家”,除了推行不受既得利益集团欢迎的贸易自由化和劳动改革外,还要重视轻工业,促进女性参与社会,培育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在此前提下,还需要通过彻底加强公共教育来提高各阶层人才的素质。
印度的人口红利期还将持续30年,这似乎并不长。如果按照过往的改革和增长速度,那么印度可能在还未达到跟中国相当的收入水平之前(更不用与发达国家相比),就直接进入老龄化阶段。
不出预料,执政党印度人民党主导的全国民主联盟果然在近日大选中获胜,现任总理莫迪成为了继印度开国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之后首位连任三届总理的国家领导人,被印度学人津津乐道的“莫迪经济学”也将进入3.0时代,只是相对于前两个版本的“莫迪经济学”赢得的不少掌声,由于多种因素的扰动尤其是政治因素的掣肘,“莫迪经济学3.0”可能将面临更多考验。
借助于主政古吉拉特邦长达12年的成功经验,莫迪在2014年以压倒性胜利出任印度第14任总理,而在抵达总理官邸不久,莫迪便接收了一份令他十分不快的数据:世界银行的一份统计报告表明,当年印度70%以上的农村地区缺乏完备的卫生设施,超过56%的印度人无法享用基本的卫生设施,同时国际慈善机构“水援助组织”的一项研究报告也警示,印度是全球范围内卫生设施建设最差的国家。
客观事实其实比权威报告的描述更令人扎心。从比例上看,当时印度近70%的人家里没有厕所,也就是超6.2亿人都是在露天大小便,由于粪便中携带着病毒和细菌,地下水和水井水源受到污染,包括腹泻、霍乱、痢疾等疾病在附近聚居的人群中广泛传播,每年印度有12.6万人死于腹泻,还有数百万人在与慢性肠道感染疾病斗争,数百万儿童因受污染的水源或粮食生病,超半数五岁以下的儿童发育迟缓。
莫迪上任伊始就做出承诺,要在满首任五年即印度国父“圣雄甘地”诞辰150周年前,新建至少1.2亿个家庭厕所,基本消除露天排便现象,为此,莫迪在全印推动展开了“清洁印度计划”,他不仅拿着扫帚,亲自在首都德里市的大街上扫垃圾,还特意在一次重大活动中当着许多人的面为一位厕所清理工洗脚,以消除人们对厕所环卫工的歧视;不仅如此,为了鼓励老百姓建造厕所,莫迪政府还给予每个家庭1.2万印度卢比(约合1000元人民币)的补贴,而凡是不修厕所的家庭则领不到这笔补贴。
作为“莫迪经济学1.0”版本的最核心内容,修厕所工程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成效。莫迪首任结束时,印度国内建造出了超过一亿间厕所,用莫迪自己的话说,就是厕所覆盖率达到99%,比他上台前增加了40个百分点。而因为“清洁印度计划”的成就,莫迪也获得盖茨基金会颁发的“全球目标守卫者奖”。超出莫迪的意料之外,“清洁印度”还带来了“厕所经济”,印度混凝土建材的销售量增加了约81%,与厕所和卫生用品相关的产品销量增长了约48%,如果再加上对排泄物的处理与再造,全印度与厕所相关的产业规模至2021年达到620亿美元。
不过,印度国家统计局(NSO)随后公布的数据却打了莫迪的脸。在一份名为《印度饮用水、卫生设施和住房条件》调查报告中,NSO指出印度全国仍有28.7%的家庭无法使用各种形式的厕所,其中农村家庭厕所拥有率没有超过七成。另外,印度农村修建了不少厕所,但很大一部分极其简陋,不少家庭只是在建筑物的一面用薄转砌出一个不大的围圈,不仅如此,印度城乡的大部分公厕都是男女厕不分,且没有隔挡街上视线的墙,女性根本无法使用公厕。
更为重要的是,印度的排水设施基本都是英国殖民地时期所建造,虽然建设了很多的厕所,但与厕所配套的污水处理排水厂少之又少,全印只有大约800个污水处理厂,其中大部分的产能仅能使用30%,导致许多化粪池管道直通排水沟;特别在印度农村,厕所的粪便与污水更是直接排放到河里甚至是别人家的门口,恶臭无比,由此带来的健康危害丝毫也不比露天排便要小。
首任期间莫迪不遗余力地推进“清洁印度计划”,但作为一国领导人他也更感产业立国与强身的极端重要性,因此,狂修厕所的同时,莫迪也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制造业计划”,首先抛出的举措就是在厂房、土地、税收等方面向外资企业进行大幅让利,果然,在莫迪首任的第一年,印度的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就创下了小高潮,达到了451亿美元。及至开启总理第二任的窗口,莫迪更是将“制造业计划”上升到了首要战略高度,并誓言要在2025年前将制造业占GDP比重提升至25%,“莫迪经济学2.0”版的核心内容初现端倪。
与服务业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印度GDP中的占比不断上升完全不同,印度制造业却始终处于低迷状态,国内占比一直徘徊在13%左右,对外在全球商品出口中的份额也停滞在1.8%附近的水平,受到影响,印度对外贸易常年显示为逆差。不过,印度的劳动力资源丰富,这也是其发展制造业的最大优势。数据显示,印度人口总量超14亿,为世界第一大人口国,不仅如此,印度人口年龄的中位数是28岁,15~59岁年龄组的劳动力占总人口比重高达80%,25岁以下人口占到总人口的一半,可谓全球最为“年轻”的国家之一。
印度的产业基础总体来说也不算薄弱,其中印度是全球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纺织品生产国,药品产量位居全球第三,疫苗产量占全球60%、仿制药供应量占全球20%,此外,印度的汽车制造、轮胎生产等发展也不错。不仅如此,印度的IT技术较为发达,直接可为国内制造业配置强大的驱动引擎。一方面,众多的远程信息与软件设计公司可以为制造企业提供从产品设计到客户定制的服务支持,增强企业生产的柔性度与市场响应的灵敏性;另一方面,IT企业可以通过技术输出为企业从生产到销售、从人力到财务、从仓库到车间的智能化改造进行赋能,提升企业的全流程管理效率,而且IT科技企业还能与制造企业进行资本深度整合,更快捷地生成制造业服务化的全新生态。
不同于首任期内仅仅是提供要素的优惠供给,“莫迪经济学2.0”重点是加大了市场与制度性开放的力度。在将航空、能源、电信等领域私有化的同时,莫迪政府不断优化与升级各种激励措施,其中2020年面向消费电子等14个行业推出了总额为260亿美元的生产挂钩激励计划;2021年,又专门面向半导体公司推出了100亿美元的专项资金安排,以鼓励内外企业在印度建厂;2022年,莫迪特设“总理速度的力量”项目,继续动用60多亿美元的资金对半导体行业提供支持;2023年,莫迪政府专辟1700亿印度卢比(约合148亿人民币)的财政激励计划,以吸引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其他电子设备硬件制造商在印度开设工厂;与此同时,印度政府将电子元件进口关税从15%降至10%。
系统性举措的确收获了相当不错的效果。过去10年,印度FDI(外国直接投资)累计流入量超过9600亿美元,年度实际利用外资从最初的243亿美元上升到710亿美元,涨幅为290%,同时全球营商环境从142名上升到63名,而在涌入印度的跨国公司中,很容易看到苹果、特斯拉以及三星等全球制造业头部公司的身影,与此相对应,印度实现了电视机100%的本地组装,整体手机市场出货量的98%以上由本土制造,而受益于电子元件进口关税的降低,电子产品的进口成为印度继石油、宝石和珠宝之后的第三大进口产品。
然而,要说“莫迪经济学2.0”完全取得了成功则为时尚早。宏观上看,制造业在印度GDP中占比目前还是15%,明年实现25%的目标几乎不可能,与此同时,印度制造业占全球出口的份额目前也只有2%,等于过去10年没有任何改观;而更重要的是,制造业也并没有像莫迪二任开始时做出的要给印度创造一亿个就业岗位的承诺那样,相反后来的五年时间丢掉了约2500万个岗位,如今印度失业率也高达8.1%。在外界看来,虽然印度占据了发展制造业的人口红利,但印度成年人文盲人数高达2.8亿,5.42亿劳动力中只有7300万人接受过某种形式的职业培训,正式技术工人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仅为3%,低素质工人群体既不利于企业的技术进步与创新,也抑制了印度制造业改写固有技术落差的效度。
在明确了到2030年将印度打造为“全球制造业中心”这一远大愿景的同时,接下来的五年执政计划安排中,莫迪明确将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重点集中发力,其中未来两年投入基础设施的资金规模将达到44.4万亿卢比,相当于过去10年内建造的所有基础设施经通胀调整后的价格,最终成就出一个“闪耀的印度”。
回过头去看,莫迪首任期内在全国大修厕所当然是其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迈出的第一步,策应第二任期内“印度制造”计划的实施,莫迪继续向基建领域疯狂砸钱,而且重点对准交通基础设施。这样,2014~2023年,莫迪政府在基础建设领域的投资达到了惊人的43.5万亿卢比,该项投资占GDP之比也从2019年的3.5%大幅增加到2023年的4.5%,而枯燥的数字背后涌动的则是印度基础设施前所未有的崭新格局。
公路方面,过去10年印度的国家公路总里程从最初的9.13万公里增加至2023年的14.56万公里,公路密度超过美国的三倍;铁路方面,印度政府翻新升级了1218座火车站,铁路网总里程延伸至6.6万公里;航空方面,印度政府推动了74个新机场和473条新航线投入运行,将全印投运的机场数量从2014年的74个提高至2023年的148个;港口方面,印政府批准70个总额为28.56亿卢比的海港建设项目,其中15个已完工项目将印度12个主要港口的吞吐能力提高了65%。另外,印度地铁运行里程已达895公里,分布于20个城市。
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产生了较为明显的“乘数效应”,根据印度经济监测中心提供的数据,私营企业在2023年新投资项目超过了2000亿美元,为十年来的最高水平;当然,莫迪在过去十年内将印度经济增速带入年均7%的轨道并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大型经济体,基础设施建设功不可没;另外,由于基础设施的改善,印度在世界银行2023年物流绩效指数的排名升至第38位,比莫迪二任期开始时提高了六位。
不过,莫迪说以上只是“开胃菜”,而真正的“主菜”将在其第三任期中呈现。作为基建投资的第一道“主菜”,莫迪政府已在2024年年度预算中宣布了一个震惊全球的数字:将拨款11.11万亿卢比用于基础设施发展,从而成就印度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年度资本支出,这还不够,莫迪政府随后两年又追加了44.4万亿卢比的投资,如果按照这样的年度预算规模,理论上第三任期内莫迪可能将基础设施公共投资扩大到至少55万亿卢比。但计划安排是一回事,有没有充足的真金白银则是另一回事。目前印度政府的债务占比为88%,总额为155万亿卢比,为1980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而且负债水平远高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的60%的债务上限,也超过了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平均水平;不仅如此,印度政府的财政赤字去年升高至6.8%,远高于IMF建议的3%。偿债压力本就不轻、财政收支缺口依旧不小,印度能否有更多的增量资金支撑起基建大盘,显然充满了许多的不确定性。
不得不承认,莫迪之所以能在基建领域大把烧钱,前期完全是建立在印度人民党强势执政的背书基础之上,可接下来的第三任,情形却大不一样。在悬浮议会与盟友掣肘的中坚力量对垒格局中,不仅莫迪的个人权威将遭遇空前挑战,任何一项重大决策方案的出台都势必变得十分艰难,自然也就不可能像往日那样在基建领域长袖善舞了。
上周,素有“全球资产定价之锚”之称的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上涨4.1个基点,为三周以来的首次周线上涨。美国良莠不一的经济数据表现,持续成为债券市场交易员的关注重点。而本周五即将出炉的美国5月核心PCE物价指数,可能令市场在上半年步入尾声之际,进一步迎来一个“小高潮”。
从行情走势看,美债收益率上周在“短交易周”的淡静交投中其实颇为摇摆不定。标普全球上周五公布的调查显示,6月追踪制造业和服务业活动的美国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微升至54.6。这是2022年4月以来的最高水平,5月终值为54.5。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PMI均远高于预期和前月水平,似乎暗示美国第二季度经济正重新以稳健的态势收尾。
但在另一边,上周公布的其他5月数据却呈现出另一番景象:零售销售在4月下降后几乎没有增长,房屋开工为近四年来的最低水平,初请失业金数据也表明美国劳动力市场正在降温。
这些良莠不一的数据表现,无疑令市场人士颇为纠结。富国银行投资研究所全球固定收益策略主管Brian Rehling就表示,指标10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正处于4.70%-3.80%的宽幅区间内运行——大致相当于在4月触及的高位和12月触及的低位之间,人们正聚焦于收益率究竟会朝哪个方向突破。
“如果消费保持韧性,就业市场坚挺,股票市场坚挺,美联储就会推迟降息,那么收益率可能会从现在的水平上涨;但如果情况开始恶化,美联储就可能会提前采取行动,那么收益率可能便会进一步下跌。”Rehling说。
对于本周的市场,道明证券首席美国利率策略师 Gennadiy Goldberg指出,周五的个人消费支出(PCE)物价指数可能会是市场即将关注的主要事件,因为这是长期以来美联储最为青睐的通胀指标。
目前,一个好消息是这份通胀数据有望进一步降温。根据媒体调查的中值预测,经济学家目前预计5月PCE指数环比涨幅将从0.3%回落至0%,不包括食品和能源的核心指标将微涨0.1%。
此外,预计总体和核心PCE物价指标的同比涨幅将均为2.6%。核心PCE物价同比涨幅预计将回落至2021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该指标能更好地反映潜在的通胀情况。
美联储官员此前已表示,自5月议息会议以来,尽管包括消费者价格指数在内的其他通胀数据的回落令人鼓舞,但他们仍需再看到数月的通胀进展后,才会决定降低利率。
无论如何,如果最新数据能证实美国通胀正继续降温,这可能会进一步巩固市场对美联储今年两次降息25个基点的预期,并增加9月份首降的可能性。根据芝商所的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目前交易员们预计美联储在9月降息的概率高达65%。
本周除了包括PCE物价指数在内的诸多经济数据外,美国财政部还将标售总计约1830亿美元的两年期、五年期和七年期美国国债,这同样也值得债市交易员保持留意。
值得一提的是,在上周,美国投资级公司债券收益率与美国国债之间的利差已飙升至了三个多月来的最高点。不少业内人士表示,这也是在法国议会选举等政坛不确定性事件下避险情绪升温的一种表现。根据日程,法国国民议会的第一轮选举将在6月30日举行,美国总统候选人拜登与特朗普则将在美东时间6月27日晚上9点展开2024年大选的首场电视辩论。
作为高等级债券的常用基准,ICE美银美国企业指数(ICE BofA U.S. Corporate Index)与美国国债的利差上周升至96个基点,为3月中旬以来最高。
巴克莱银行策略师上周五在一份报告中称,美国企业债遭遇抛售的部分原因是政治不确定性导致的“安全投资转移”(Flight to Quality),投资者转向更安全的美国国债,美国国债在本月通胀数据好于预期后也出现反弹。他们还指出,投资级企业债发行量高于预期也是利差扩大的原因之一。
对于蒙特利尔银行资本市场固定收益策略总监Daniel Krieter来说,现在就断言近期企业债抛售是买入机会,还是息差在今年早些时候的强劲需求之后步入了新的交易区间,还为时尚早。
他在上周五的一份报告中表示,“我们认为,在法国议会选举结束之前,我们可能无法得出结论,利差至少在这一事件风险消除之前不太可能有实质性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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