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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央行连续第二次会议降息，使指标利率降至 3.00%，参与调查的38位经济学家中只有四位预见到了这一结果。韩国央行七位委员中五票赞成两票反对。

韩国央行周四意外降息，并暗示继续降息，因经济增长乏力，决策者谨慎关注特朗普第二任期带来的贸易风险。

韩国央行连续第二次会议降息，使指标利率降至 3.00%，参与调查的38位经济学家中只有四位预见到了这一结果。韩国央行七位委员中五票赞成两票反对。

行长李昌镛表示，由于前总统特朗普的回归给韩国依赖出口的经济前景蒙上了阴影，三位委员对未来三个月进一步放宽政策持开放态度。“与主要国家的出口竞争似乎在加剧，同时我们还注意到特朗普胜选后未来的贸易环境存在不确定性。”

周四的降息是自2009年初以来首次连续降息，在通胀压力似乎已得到控制的情况下，政策制定者希望重振经济增长。韩国面临关税提高的风险，而其最大的贸易伙伴亚洲大国可能面临高达60%的关税。

2023年，韩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到了创纪录的444亿美元，超过其他任何一个贸易伙伴。对于尹锡悦政府来说，特朗普的当选也加剧了保护关键增长引擎的紧迫性，其中就包括本土芯片产业。韩国政府周三宣布了加强对本土芯片产业的支持计划。

新韩证券分析师Ahn Jae-kyun表示：“虽然有两名委员反对降息，但有三位委员对近期降息持开放态度，这意味着李昌镛实际暗示未来将继续降息，尤其是他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支持经济增长。”Ahn Jae-kyun认为韩国央行将在第一季再次降息。

由于民间消费复苏放缓和出口停滞，韩国第三季经济仅增长0.1%，逆转前季萎缩态势，勉强避开了技术性衰退。当地媒体上周报道，韩国政府正考虑明年初制定追加预算，以应对消费支出下滑和经济增长放缓的问题。

当被问及该央行是否已准备好应对韩元进一步下行压力时，李昌镛表示，他将与政府合作，在必要时稳定外汇市场。韩元是今年亚洲表现最差的货币。

韩国央行下调了对今年经济增长和通胀的预测，将2024年的增长预测从之前的2.4%下调至2.2%，将明年的经济增长预测下调至1.9%，低于之前预测的2.1%。韩国央行现在认为今年的通胀率为2.3%，低于之前预测的2.5%。

来源: 中国金融信息网

特朗普在经济政策上组建了一个可以被称为“对手队伍”的团队。但当谈到特朗普议程的一个关键部分——关税时，投资者应该关注特朗普本人。

首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特朗普经济团队的候选人名单：对冲基金经理贝森特（Scott Bessent）被提名为财政部长，尽管马斯克为Cantor Fitzgerald首席执行官·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进行了游说，但贝森特还是得到了这个职位，而卢特尼克被选为商务部部长。据报道，在财政部的职位上发生了激烈的争斗。

Pangaea Policy创始人特里·海恩斯（Terry Haines）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写道：“特朗普团队在经济政策上是‘对手团队’的说法几乎名副其实：贝森特与卢特尼克之间的强烈对立现在已被公开报道。”

特朗普还选择了格里尔（Jamieson Greer）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并任命哈塞特（Kevin Hassett）为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为贸易谈判和延长减税计划安排了关键职位。

这些人选对关税的看法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特朗普正在推进征收关税的提议，尽管内阁的一名关键人选贝森特最近在10月份表示，特朗普提议的增加关税是可协商的。他后来在福克斯新闻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更有力的增加关税的理由。

Beacon Policy Advisors在周三的一份报告中写道：“虽然贝森特被提名让市场得到安慰，但他对特朗普的关税计划几乎没有控制权。卢特尼克会有更大的影响力，但考虑到他们两人被选中的部分原因是特朗普认为如果出现分歧，卢特尼克和贝森特二人不会阻碍他的决定，这意味着在关税等问题上，特朗普将拥有最终决定权。”

与此同时，格里尔和哈塞特被提名向投资者发出了一个信号，即特朗普并没有缓和他在关税问题上的强硬立场。

Veda Partners的亨丽埃塔·特雷兹（Henrietta Treyz）在周三的一份报告中写道，格里尔“支持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和竞选期间提议的关税和保护主义贸易政策”。她还指出，哈塞特是特朗普关税和贸易战略的支持者。

当被要求就特朗普的经济团队发表评论时，特朗普-万斯过渡团队发言人卡罗琳·莱维特（Karoline Leavitt）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人民以压倒性的多数重新选择了特朗普，这给了他履行竞选承诺的授权，他的内阁人选反映了他的‘美国优先’原则。”

除了贸易和宏观经济政策外，特朗普还提名众议员洛丽·查韦斯-德雷默（Lori Chavez-DeRemer）为劳工部长，查韦斯-德雷默得到了像AFL-CIO这样的主要工会的欢迎。

AFL-CIO强调，虽然该组织主席指出了查韦斯-德雷默在国会中的“亲劳工记录”，但工会对于她在特朗普政府下能取得什么成就持观望态度。

来源: 金十数据

站在相似的起跑线上——几乎同时进入现代化，大约同期对外开放，都拥有丰富的人口资源禀赋，甚至连对外开放时的GDP总量都旗鼓相当，但在不到半个世纪后，中国经济体的规模已经是后者的近五倍（18万亿美元vs3.7万亿美元）。

在全球化分工中，两国也扮演了截然不同的角色：中国崛起为制造业大国和“全球工厂”；而印度在服务业取得了显著成就，尤其是在软件服务和信息技术领域，成长为“世界办公室”、全球最大的信息产业外包提供国之一。

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分野？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是重要原因之一，比如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西莫格鲁就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里分析，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更容易实现经济政策的集中实施，例如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建设，而印度的民主制度在资源分配和改革执行上更加冗长；也有学者指向文化因素，认为中国“家国一体”的理念让政府与民众合作推动了经济发展，相比之下，印度的多元文化和宗教分化，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经济政策的统一性。

上个月刚刚发表的一项研究另辟蹊径，为此找到了一个新的解释——从现代化初始，教育路径的不同选择。尽管此前学者早就认识到人力资本差异对经济的深远影响，但巴黎经济学院的世界不平等实验室的Nitin Kumar Bharti和Li Yang关注的不只是短期和动态的人口红利的变化，而是聚焦于两国从1900年到2020年长达120年的教育体系的历史演变，从调研数据、教育文书和统计年鉴中解构两国人力资本变化，及其对两国经济道路分野的影响。

在这项论文中，他们总结了中印教育路线的三个主要不同点。首先，中国采取的是“自下而上”的路径，优先普及基础教育。教育资源最先是集中在小学教育阶段，到了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重心转移到了中等教育；从这之后到现在，高等精英教育获得了更多关注。

印度则正好相反，更关注高等教育和精英教育，教育普及是“自上而下”的过程。延续了殖民地时期的传统，印度的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中学和高等教育上，直到1990年才“后知后觉”，开始大力普及小学教育，2009年才开始实施义务教育，相比中国晚了近25年。

（数据来源：The Making of China and India in 21st Century:Long-Run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from 1900 to 2020，by Nitin Kumar Bharti and Li Yang。制作：界面新闻/闫桂花）·

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中国的文盲率从建国初期的80%多快速下降，到1988年达到22%，然后到2018年左右降到了5%；而印度文盲率虽也在下降，但到了2018年时仍高达29%，其中女性文盲率尤其高，达到了38%。

两国对教育“质”与“量”的权衡也采取了正好相反的做法。中国直到入学率超过70%以后才开始提高师生比，并在1980年开始增加教师相对收入；印度则采取了不同的策略，通过增加教师工资和创建示范学校的做法来提升教学质量，直到1990年后才改变立场，将目光更多放在了提高入学率上。

两国教育路径中更大的不同在于学科选择的差异上。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工程学、计算机科学、材料科学和相关技术领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据统计，高等学校中近半学生主修这类专业；相比之下，文学、历史、哲学等文科类专业在中国高等教育中相对受到了忽视，而近年来这种分化尤为凸显。但在印度，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法律和政治学，以及商科，如工商管理、会计学，在高等教育中占据显著比例，选择这类文科的学生占比达到了60%。

另外中国的教育体系也比印度更为多元，职校生在中等和高等教育阶段占比达到四分之一，而印度只有约2%。

(来源：The Making of China and India in 21st Century: Long-Run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from 1900 to 2020，by Nitin Kumar Bharti and Li Yang。其中社会学科包括人文、法律和商业。)

作者称，印度选择“自上而下”的路径、偏重质而非量以及更重文科的做法，可能跟英国殖民时期让教育服务于精英和公共管理的历史传统有关。

中国的低文盲率、高入学率、发达的职业教育，以及工科占优的高等教育，都为制造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高质量的人力资本；而文科教育和发达的信息产业（以及该论文中未提及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对英语的重视），则让印度成了国际服务业尤其是软件和外包产业最有竞争力的玩家之一。

这些教育体系的差异，又是如何影响了两国的经济发展路径？作者认为教育体系的差异从三个方面导致印度的经济发展速度落后于中国。第一，极低的劳动参与率，尤其是女性劳动参与率。2018年，印度20-60岁成年人中不工作的比例高达40%；而同期中国为23%。这部分可以归咎于基础教育不足、文盲率高企，因为通常来说，接受教育的年限越多，不工作的比例就越低，但在印度，哪怕是在高学历女性群体中，工作的比例也很低。第二，基础教育发展缓慢，掣肘了印度从农业向制造业和服务业转型的进程，因为大量人口因没有得到教育而只能被困在生产效率更低的农业。不仅如此，在农业、制造业各个领域，中国的劳动力接受的教育水平平均而言都要高于印度。

1980年代两国相继实施对外开放，进一步放大了这三大效应。彼时，年龄大于20岁的成年人中印度有60%是文盲，而中国该比例只有22%。教育不平等还加剧了印度的城乡和贫富差距，论文数据显示，该国约25%的工资不平等源于教育的不平等，相比之下，中国该比例只有2%-12%。

“中国劳动参与率更高、更多劳动力聚集在更有生产力的部门，更高水平的教育，也因此，并不奇怪198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表现更好。”作者写到。

当然，印度的精英和服务业导向的教育发展模式也并非全无优点。大量科技和管理人才从印度理工学院等精英学府毕业，在硅谷和全球科技公司担任要职，成了印度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有没有可能因为两国不同的经济发展类型——前者更关注商品，后者关注服务——促使两国战略性地调整了他们的人力资本发展模式？作者认为这不太可能。因为两国这种教育理念的差异在1980年以前就已经存在。1960年左右，中国的毕业生中35%专攻工程专业，而同期印度，人文和社科领域占比达到60%，工程专业的毕业生比例不到5%。

长期以来，经济学界一直在讨论教育如何影响经济发展。一个共识是，对科技和工程领域的高等教育的重视可以支撑经济增长，比如有研究显示，一国在工科领域的毕业生占比高，经济增长会更快；相反，法学院毕业生占比高可能会拖累经济增长速度。

然而在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可能需要适配不同的教育体系，对此，经济学家尚未达成一致。一些研究表明，当一个国家更接近技术前沿时，普通教育更能促进增长；相反，当国家远离生产力前沿时，职业教育被认为更能促进增长。也就是说，在一个国家的早期发展阶段，“自下而上”的教育扩张，结合强大的职业教育体系，可能更能促进增长。然而，作者指出，也有研究表明增加高等教育比扩大中小学教育对增长的影响更大。

庞大的人口规模都曾为两国都带来了人口红利，尤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受过教育的人才涌向劳动力市场，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将中国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工厂”。

但近年来中国人口老龄化加剧、新生人口数量下降，以及，伴随经济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中国开始面临工资上涨、生产率提升缓慢和产业升级困难等挑战，人口红利也已经成为过去式；更重要的是，中国还面临着从投资驱动型经济向着消费驱动型的艰难转型，在这个过程中，制造业升级的同时推动服务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过去几十年的教育取得了非凡成果，但眼下也面临着诸多挑战，无论是职业教育与产业需求的脱节，还是教育的日益内卷以及教育回报率的降低，以及产业升级背景下应试教育体系对创新需求的未达等等，教育的改革还需提上日程。

来源: 界面新闻

【技术分析】

欧日天图，昨天行情收出一根阴线但下影线较长，虽然跌破低点支撑但幅度却不大，跟其他日系差盘的波动不成正比，后市或有补跌的可能，日内密切关注再度出现的合理空头形态。

欧日4小时图，行情大幅震荡调整后从高位一路下跌走弱，跌破159.95一带支撑后目前进行了回测压制作用，目前的市场流向和运行仍然保持利空发展，后市凭借压制作用关注遇阻走弱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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