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史上最年轻总理接棒，他能否有力推进马克龙改革？

Kevin Du

政治

摘要:

马克龙借阿塔尔来加强对政局掌控力的打算十分明显，以至于左派媒体直接在头版使用“马克龙（是）总理”字眼来讽刺这项任命的意图。

当地时间1月9日，法国总统马克龙任命国民教育和青年部长加布里埃尔·阿塔尔为新一任总理。

阿塔尔年仅34岁，他的任命打破了法国最年轻总理的纪录。此前法国最年轻总理纪录是社会党人法比尤斯（Laurent Fabius）创下的，1984年他出任总理时是37岁。

在总理的交接仪式上，阿塔尔说，“共和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任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理。我想将其视作大胆和运动的象征。也许最重要的是，这是对年轻人拥有信心的象征。”

图：当地时间1月9日，法国总统埃马克龙任命国民教育和青年部长加布里埃尔·阿塔尔为新一任总理。

阿塔尔的首要任务将是在“重振法国”的目标下组建新政府。马克龙此前在新年致辞中承诺要“重振工业、经济、欧洲”。马克龙将在未来数天内与阿塔尔一起组建新政府，一些关键部长料将留任。马克龙在社交平台X上发文，表示相信阿塔尔的能力和魄力，能够落实推进法国改革和重振计划。

新秀接棒推进马克龙改革

阿塔尔2018年成为法国最年轻的政府成员。2022年，马克龙成功连任总统后，阿塔尔被任命为财政部主管公共账务部长级代表，他还担任过马克龙政府的发言人。2023年7月，阿塔尔担任十分受到重视的国民教育部部长，仅仅5个月后，便升职为法国总理。

教育部长一职为缺乏政治资历的阿塔尔提供了些许资本。去年夏天结束、即将开学之际，他在法国电视一台上宣布，为维护法国的世俗原则，学校将明确禁止学生在校园内穿穆斯林传统女式长袍“阿巴雅”（abaya）。开学首日，面对一些不服从禁令的女学生，阿塔尔下令将她们直接送回家。

阿塔尔本来出身左翼，但这类针对宗教保守服饰的措施在目前的法国政治中受到右翼的认可，加上他的精英“人设”，阿塔尔能够得到主流各派的接受。更重要的是，在他时间不长的从政生涯中，阿塔尔一直对马克龙表现出忠诚。

2017年，阿塔尔就曾表示：“我相信马克龙，我对他怀有真正的忠诚。”2020至2022年间，阿塔尔作为法国政府发言人，积极为马克龙辩护，坚定立场。他的男友斯蒂凡·塞茹内则身兼欧洲议会议员和马克龙的政治顾问双重职位。

图：当地时间2021年12月21日，法国巴黎，时任法国政府发言人阿塔尔举行新闻发布会。

自马克龙赢得2022年大选以来，他的多项改革都遭遇重重掣肘，而总理成了分担其政治压力的不二角色。法国自1958年第五共和国成立起，就实行“半总统制”。总统为普选产生，掌握实权，但总理和内阁也享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传统上总理偏重内政。

原先法国总统的任期为7年，总理任期5年，两者并不重合，有时还会出现“左右共治”局面，总理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上世纪90年代，密特朗在第二任期内将总统任期也改为5年（自2002年希拉克第二任期开始生效），自此总统和总理任期完全一致，总理职位的影响力有所下降，开始变为总统的执行者。

因此第五共和国时代法国总理常成为各种政治动荡和各方博弈的牺牲品，更迭远较总统频繁。在马克龙的这一任期上，退休延迟、移民管理等改革措施都需要专攻内政的总理出面承担压力。在此情形下，博尔内在不到两年的总理任期内多次动用宪法特殊条款，押上政府遭弹劾解散的“赌注”，绕过国民议会投票，“强行”通过一些法案。博尔内政府被国民议会弹劾28次，创历史之最。

在退休改革受阻时，博尔内曾自比随时牺牲自我的“保险丝”。待到新移民法案通过后，博尔内对媒体说，“感到已完成任务”。如今博尔内“功成身退”，目前马克龙需要新的政府班子。

自2022年6月以来，马克龙政府施政面临更多阻力。法国政治左右分裂进一步加剧，极右翼“国民联盟”一跃成为第一大反对党，让政府凝聚共识难上加难。

在政府频繁受到挑战的现实面前，马克龙想平息反对、继续推进改革就必须改组内阁。阿塔尔上任后的首要任务将是在“重振法国”的目标下组建新政府。马克龙此前在新年致辞中承诺要“重振工业、经济、欧洲”以及“公民教育”，最后一点涉及的正是时任教育部长阿塔尔发起的各种重要学校改革。

此外，分析人士还认为，阿塔尔标志着执政党针对今年六月欧洲议会选举的“进攻性战略”，目前的预测均显示，极右翼将在法国继续坐大。近日法国媒体采访了两名前总统萨科齐和奥朗德的政治顾问，两人称眼下的法国正经历着“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民主危机”，而主要原因就是极右政党的崛起。另外，两份由民调机构和主流媒体于12月中旬出炉的民调均显示，国民联盟在欧洲议会选举中有望达到约30%的得票率，马克龙的执政党则预计只能拿到20%左右。

在法国极右翼势力上升背景下，法国媒体分析认为，借助阿塔尔的人气与极右翼抗衡是马克龙选择阿塔尔的考量之一。阿塔尔可与极右翼“国民联盟”主席、28岁的巴尔德拉针锋相对。法国埃拉贝民意调查公司年初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阿塔尔“好评率”为39%，巴尔德拉为33%。巴尔德拉年仅28岁，同样拥有高媒体出镜率。

过于年轻尚未服众

马克龙借阿塔尔来加强对政局掌控力的打算十分明显，以至于左派媒体直接在头版使用“马克龙（是）总理”字眼来讽刺这项任命的意图。这与当年同样的媒体以“密特朗（是）总理”来嘲讽年轻的法比尤斯出任总理（1984年）如出一辙。

但政府内外很多人都对这项任命质疑重重。法国总统府本应在当地时间8日晚上宣布任命，但后来直到9日中午才宣布了任命消息。据法媒称这与政府内部的不同意见有关。

法国媒体报道称，法国官员们8日晚上的电话会谈一直持续到深夜，这项任命遭到法国财政部长勒梅尔、内政部长达尔马宁、前总理菲利普、总统府秘书长科勒等人的反对，特别是勒梅尔和达尔马宁一度拒绝服从阿塔尔的领导。他们的一位同事透露，得知任命消息后，“布鲁诺和热拉尔德尖叫了起来”。

“勒梅尔不想为一个34岁的孩子工作。”一位接近勒梅尔的多数派成员说。另一名勒梅尔顾问表示，“他（阿塔尔）一点也不成熟”。

不过勒梅尔和达尔马宁均否认了这件事。一位接近达尔马宁的人说，“他绝对没有反对”。勒梅尔的团队成员同样表示，勒梅尔和阿塔尔的关系“非常好”，而且对阿塔尔“充满尊重和友谊”。

极左“不屈的法兰西”党（LFI）领导人梅朗雄嘲讽阿塔尔是单纯的“发言人”：“总理的职能消失了，总统君主将与朝臣独揽朝政”。社会党（PS）秘书长福尔批评说，“马克龙自己接了自己的班”。

极右翼的勒庞则表示，“法国人（对阿塔尔）不抱有任何希望”。右派共和党（LR）党魁西奥蒂称，“公关必须让位于强硬且明确的政策”。

由于阿塔尔的升迁极为迅速，他在地方上任职的经历严重不足。这对于他的成功施政是一种掣肘和考验，对于参选而言更是如此。第五共和国的法律规定，各总统候选人必须获得地方市长、大区区长、参议员等一系列地方政界人士所提供的提名票背书。阿塔尔严重缺乏的地方经历，是争取提名票和党内角逐的重要限制因素。

另外，阿塔尔身上脱不开巴黎精英阶层的标签。他父亲伊夫·阿塔尔先后担任律师和电影制片人，母亲玛丽·德·库里斯曾是一家制片公司的员工，后来成为市长。阿塔尔少年时期在巴黎六区的私校阿尔萨斯中学就读，后来进入巴黎政治学院。并于2013年获得大学学院文凭和公共事务硕士学位。

阿塔尔公开申报的财产包括价值近150万欧元的人寿保险合同，一套租金超过3.6万欧元的法国住房储蓄计划公寓，以及一个以投资科西嘉岛别墅为主业房地产公司11%的股份（市价约13万欧元）。

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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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社会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机制和金融稳定治理框架进行反思和改革，构建了微观监管和宏观审慎并举的金融监管框架，凸显信用风险和资本金的重要性，同时，深化了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政策的内在统筹机制，并着力完善问题机构处置机制，为危机后国际金融稳定提供了保障。

但是，2023年美欧银行业风险演进显示，机构破产不是源于信用风险而是利率风险，以资本金为核心的监管有效性存在一定缺陷，货币政策调整对金融稳定产生显著冲击，问题金融机构处置出现政府强力干预的趋势。美欧银行业风险凸显全球金融危机后构建的风险应对、问题金融机构处置和金融稳定治理的政策框架仍有待改进。

未来需要强化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政策的再权衡，加强金融监管体系与机构风险管理的匹配性，考虑以资本金为核心的微观监管和宏观审慎的潜在不足，同时需进一步优化问题金融机构救助中的政府职能与市场职能。

2023年3月份以来，以硅谷银行、签名银行、瑞士信贷、第一共和银行等破产或被收购为代表的美欧银行业风险暴露，演化成了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重大的银行业风险事件，一度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警觉。在美欧政策当局的强力救援下，美欧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威胁实质性降低，中短期内继续升级为系统性风险的概率较小。即便如此，美欧银行业风险值得从金融稳定机制或金融监管制度完善的角度深入分析并汲取教训。

一、美欧银行业风险演进与救助

2023年3-5月美欧银行业风险暴露具有市场预期逆转快、风险暴露速度快、市场冲击较显著等特征，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较为凸显的风险事件。本轮美欧银行业风险暴露具有一般银行业危机的普遍性，但也具有全球金融危机后显著的特殊性。

存款流出挤兑引致负债端崩溃是本轮美欧银行业风险暴露的表征，也体现了银行业风险暴露和挤兑等普遍性特征。美欧银行业风险演进主要有三个特殊性。第一，安全优质资产引致风险溢出。比如，美欧快速加息后美国国债等“无风险资产”演变为高风险资产。第二，资产负债错配引致流动性风险。由于问题金融机构资产端和负债端的风险交织传染，机构流动性陷入枯竭并形成负反馈，最后导致问题机构破产。第三，利率风险而非信用风险是本轮金融风险被触发的主要原因。本轮美欧银行业风险暴露与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问题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偏低、杠杆率偏高、过度冒险等情况存在实质性差异。

美国金融管理当局进行有效救援。本轮救援具有金融风险应对处置的一般性举措，同时，也有特色化的救助举措。一般性政策举措包括流动性支持、重组与恢复等举措。在特色化救助举措方面，主要涉及例外条款下的担保和行政干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利用“系统性风险例外”条款，为硅谷银行和签字银行的所有储蓄提供全额保障。瑞士政府同样承诺对瑞士信贷储户提供全额保障。这与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不救援原则具有巨大的差异性。

二、美欧银行业风险暴露与金融监管反思

美欧银行业风险暴露大概率上不会进一步演化升级为系统性风险，但是，美欧银行业风险直接暴露了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金融监管体系和金融稳定治理框架等存在的不足或问题。需要着重考虑微观监管和宏观审慎政策构建、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政策统筹以及问题金融机构处置机制等的改革与完善。

（一）微观监管与宏观审慎

微观监管以信用风险为主。最低资本金要求、外部监管和市场约束成为银行监管的“三大支柱”。巴塞尔资本监管体系具有三个重要的特征：第一，信用风险的主导性较为凸显；第二，资本金是核心监管指标；第三，风险资产计量是关键。金融危机后，一级资本充足率从4%提高至6%，信用风险防控要求被强化，同时杠杆率和流动性等监管要求加强并设立了杠杆比率、净稳定资金比例等监管指标。《巴塞尔协议III》是一个以信用风险防控为主导、以资本金监管为核心举措、兼顾杠杆率和流动性等要求的微观监管框架。

宏观审慎政策仍以资本金为核心工具。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宏观审慎政策成为最重要的政策选择，维持金融系统整体稳定成为宏观审慎政策的首要目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从提高金融系统抗风险能力、防止时间维度系统性风险和防止空间维度系统性风险三个方面对宏观审慎政策目标及政策予以界定。一是在系统性风险评估、监测和防控上表现为以信用风险为核心的资本金要求和以资本金为核心的风险管理逻辑；二是在时间维度的系统性风险防控方面，突出逆周期资本的应用；三是在空间维度的系统性风险防控方面，强调系统重要性的应对。

2023年美欧银行业是以利率风险为主的风险暴露。本轮美欧银行业风险暴露与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问题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偏低、杠杆率偏高等情况存在着实质性差异。美欧银行业整体对信用风险管理及资本金充足率管理是稳健合规的，本轮美欧银行业危机并非主要是金融机构自身过度冒险所引致的，信用风险俨然不是本轮美欧银行业风险暴露的主因，而美联储利率调整是风险暴露的主因。这说明以信用风险为核心、以资本金为核心的宏观和微观监管政策有效性或针对性不充分。

（二）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政策的统筹

平均通胀目标制的实施。2015年后，杰克逊霍尔共识又盛行起来，金融稳定政策框架相对被弱化，美国货币政策目标更多考虑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对金融稳定充满信心。美联储认为，以零利率、负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为代表的非常规、扩张性货币政策可有效缓释风险、提振经济复苏，且不会引发显著的通胀压力。2020年8月美国正式推出平均通胀目标制，希望通过物价跨期平均甚至“超调”来实现复胀以更好促进就业。但是，美欧货币政策目标更多倾向于充分就业且实施极为宽松的政策举措，为后续通货膨胀“失锚”埋下货币种子。

货币政策成金融稳定的冲击因素。由于多重因素的影响，2021年中期后，美国物价水平开始上扬，迅速改变市场对低通胀的预期。2022年6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高达9.1%，这已严重偏离平均通胀目标制的“均值”目标，甚至面临显著的“脱锚”风险。为了捍卫通胀稳定，美欧货币当局不得不以快速的政策转向和强悍的政策力度来重塑抑制通胀的政策信心。从2022年3月至2023年9月美联储加息11次后，通胀压力可能迫使美联储继续加息并将高利率维持较长时间。

无风险资产成为风险资产。美欧持续加息引致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显著改变金融资产秉性，金融机构持有的无风险资产或低风险资产。由于利率上升、国债收益率上升使资产端无风险资产变成风险资产，触发资产负债错配严重恶化。一是资产价格波动性加剧；二是金融机构将被迫面对资产减计压力和资本补充压力；三是流动性存在内生紧缩螺旋；四是新增融资可得性将更困难，且成本将保持高位。

（三）问题金融机构救助与处置

问题金融机构救助与处置是每一次金融风险暴露的基本任务。2023年美欧银行业风险暴露既有瑞士信贷这等系统重要性机构的救助和处置，又有硅谷银行、第一共和银行、签名银行等中小银行的救助和处置。美欧银行业的救助和处置又显示出新的特点。

“例外式”风险管理与“兜底式”行政干预。问题银行处置主要由紧急贷款、担保、资产托管、处置与重组、资本注入、行政干预以及其他政策（比如窗口指导）等政策类别所组成。经过各国风险事件应对和监管机构总结，处置与重组是问题银行救助的核心举措，大致可以分为内部救助和外部救助。

2023年美国银行业风险的应对中，出现了三个重大的新变化。一是对银行业风险进行提级管理，对硅谷银行、第一共和银行等的风险暴露采用“系统性风险例外”条款进行应对和处置。按照美国金融监管框架，硅谷银行等并不是美国和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二是采用多项行政干预而非依托市场机制来进行风险应对和机构处置。三是本轮救助打破了风险共担原则，政府直接采取“兜底”举措保障储户权益。

美欧这种“例外式”“兜底式”救助是美欧一种新的金融风险应对现象。客观的，这种应对方式具有三个重要的优势：一是决策速度非常快。二是针对性非常强。三是市场信心修复非常显著。但是，这种“例外式”“兜底式”举措会放大道德风险这一传统问题，另外，可能会使得政府责任无限扩大，市场出清机制被弱化。

三、未来金融监管体系的演进趋势

（一）美欧银行业风险演化为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较小

美欧银行业风险暴露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较为显著的风险事件，引发了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笔者认为，美欧银行业风险的确存在进一步深化的可能性，但是，美欧金融管理当局对风险应对处置较为有力，风险应对针对性和有效性较强，美欧“例外式”风险管理和“兜底式”行政干预使金融风险迅速缓释甚至出清，美欧银行业大概率不会引发系统性风险，爆发新一轮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不大。

（二）货币金融体系演进对金融监管提出新要求

美欧货币金融体系演进对金融监管体系提出新的要求。一是金融监管体系需要更多考虑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对金融机构、市场和系统的稳定性冲击，特别要着重防范货币政策转换和利率调整等的潜在风险。二是金融监管体系需要更多考虑央行资产负债表操作的潜在冲击。三是金融监管体系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需要更多考虑外溢性冲击，需要注重金融机构和整个经济体的汇率风险、债务风险以及潜在的债务货币“双危机”威胁。

最值得关注的是，国际社会构建的以信用风险为主导、资本金监管为核心的微观监管，以及关注系统稳定和系统重要性的宏观审慎监管及其以资本金为核心的监管架构，需要进行反思和改进，以提高对包括利率风险或其他政策风险的监管反应能力和稳定保障能力。

（三）政府将在金融风险应对中发挥更重要作用

政府将在金融风险应对和问题机构处置中发挥更加主导的作用。美欧银行业风险救助和处置中，金融管理当局承担了主导功能，而市场化处置机制则没有发挥核心作用。一定程度上，美欧处置金融风险的方式类似于中国金融风险处置中的“刚性兑付”或“政府兜底”。美欧金融风险应对和机构处置的超预期举措严格意义上是更加凸显政府救助职能，而弱化了市场机制的应有作用。从趋势上判断，预计未来美欧政府将在风险应对和机构处置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四、结论与启示

虽然美欧银行业风险演进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较小，对中国金融稳定的影响较为有限，但是，对中国优化金融稳定和发展新机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当然，中国金融风险的来源和美欧可能存在显著的差异，金融监管改革优化还要考虑中国国情的基本情况和现实约束，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

（一）防范货币政策对金融稳定溢出冲击

统筹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政策，防范货币政策可能的负面溢出效应。中国要以美欧教训为警戒，充分认识货币政策具有潜在的金融风险外溢性，比如过度宽松或过度紧缩都潜藏重大风险外溢性，着力处理好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的内在关系。在调整货币政策时应根据经济周期、结构调整和金融体系变化有序实施，要着重考虑货币政策对金融稳定的溢出效应，避免货币政策转向所产生的负面作用。

（二）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

补足监管短板，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国际社会以信用风险为核心的风险管理框架和以资本金为核心的风险应对逻辑未能有效应对利率风险，这反映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所构建的银行业监管体系和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存在短板。

中国需要进一步完善微观监管和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一是构建更加完善的风险识别和应对机制，防范基准利率变化以及其他经济政策变量可能引发的金融资产定价机制扭曲。二是优化资产质量管理规范，针对中国金融机构资产配置潜藏的特殊性，着重对金融机构资产总量、构成和风险计量等进行专项检查，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到期金融资产等特定账户进行客观有效评估。三是及时动态地做好银行压力测试，完善金融机构常规性压力测试的要求和标准。四是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深化金融监管体系改革，构建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监管等相融合的监管体系。五是吸取美欧教训，对同样实施以信用风险为主导、资本金为核心的中国微观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优化，将货币政策操作、重大政策指标等纳入金融监管体系之中并考虑设置相应的监管指标。

（三）完善问题机构处置机制

稳字当头，优化政府功能，统筹政府与市场关系，完善问题机构处置机制，防范问题机构风险升级传染。一是将问题机构处置放在更加重要的政策优先级上。二是针对问题银行处置，要有果断的政策反应、充分的管理权限、匹配的政策工具、足够的资金支持和通畅的市场沟通，必要时迅速引入系统性风险应对机制。三是加快风险应对和机构处置法律建设和机制改革，夯实法律与制度基础，提升风险应对和机构处置的及时性、果断性和针对性。

（四）优化金融风险应对和机构救助功能

有效统筹政府与市场关系，注重政府政策救援层次性，优化外部救助退出机制。一是充分评估问题机构外部救援必要性。二是注重政府行政干预和外部救助的适宜度。政府救助问题金融机构时要有效遏制风险传染，同时更要考虑政府救助是否破坏市场机制。三是要充分考虑外部救援的潜在风险和退出机制，当涉及机构收购重组时需要警惕该行为潜在的风险扩大效应；当涉及公共资金参与救助时需考虑公共资金安全性以及未来的退出机制。四是强化金融消费者或金融投资者的权益保护，特别是要强化存款保险制度以及特别情况下政府资源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中的地位和作用。

文章来源：“国际经济评论”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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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1月中旬，也门胡塞武装开始对途经红海的“与以色列有关的船只”实施袭击，随后扩大到所有驶向以色列的船只，严重影响了海运要塞苏伊士运河的往来船舶的通行安全。

苏伊士运河至红海连接了亚非欧三洲，是全球最繁忙的贸易路线之一。数据显示，苏伊士运河航道承载着全球超过20%的海运集装箱贸易，以及全球20%的海运汽车贸易和12%的石油贸易，其中包括10%的原油的和15%的石油制品。另外还有11%的化工品贸易，以及9%的液化天然气（LNG）、6%的干散货和5%的液化石油气。

这次红海航运危机发生在红海南端的曼德海峡，是从亚丁湾进入红海的咽喉要道，往返苏伊士运河的商船都要经过此地。从红海危机发生以来，红海航线上的商船运输活动大幅减少，通行苏伊士运河的船舶总吨位和船舶数量也已经出现下降。

随着红海冲突升级，全球航运企业可能不得不面临一个艰难的决定，是否继续冒险通过苏伊士运河，还是耗费更多的时间和燃料绕道远行。

如果商船走红海航线，那么就要冒着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的风险，并承担大幅上涨的保险费。另一种选择，是绕道非洲多航行6400多公里，这将会增加10天航程，并消耗更多燃料。而这些增加的成本，最终可能会以提高商品价格的方式转由消费者承担。

分析人士称，目前红海问题还没有像新冠疫情那样严重地扰乱全球供应链，但似乎事态正朝着那个方向发展。

不同类型的船舶面临的困难也大不相同。从目前来看，油轮几乎没有受到影响，仍在继续使用红海航道，胡塞武装似乎对它们没什么兴趣。但其他商船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汽车运输船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从亚洲前往欧洲的汽车运输船如果绕道非洲航行的时间较长，目前对全球汽车业来说尤其具有破坏性。

根据伦敦航运数据公司巍威信息咨询提供的数据，相比之下，去年12月经过红海的专用汽车运输船只有42艘，比2022年12月减少了一半以上，而今年至今只有一艘通过了红海航线。

近几周以来，遭到胡塞武装袭击的第一艘船是“银河领袖号（the Galaxy Leader）”汽车运输船，它于去年11月19日装载数千辆汽车返回亚洲时被劫持。25名船员也遭绑架，这些船员主要是菲律宾人，似乎至今仍未获释。

尽管之前美国领导的部队在红海集结以阻止胡塞武装的袭击，但目前袭击仍在继续。

现在，包括宜家和英国零售商Next在内的一些零售企业，已经表示将避开苏伊士运河绕道非洲，这可能会推迟产品抵达的时间。

苏伊士运河是中国和欧洲之间海运贸易的主要航线。截至2021 年4 月，中国对欧盟出口货物的60%通过苏伊士运河。根据ERAI 统计，2021 年欧盟出口中国乘用车的海运占比约75%，汽车零部件的海运占比约82%。

中国汽车制造商近年来迅速增加对欧洲的出口，尤其是电动车，推动汽车运输船租金快速上涨。在红海危机之前，跨洋汽车运输船的日租金就从两年前的1.6万美元飙升至10.5万美元。而红海冲突如果暂无法缓解，那么中国汽车运输船可能将面临更加高昂的运输成本。

红海冲突仍面临诸多不确定风险的情况下，各家航运集团不得不在成本和安全之间进行选择。

去年12月中旬，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航运公司MSC表示将避开红海航线。而第二大航运公司马士基在11月暂停了红海航线，但到12月底又重返该地区。然而，当船舶“马士基杭州号”遭受袭击后，马士基于今年宣布再次暂停该航线。

法国航运公司达飞集团（CMA CGM）在声明中表示，其部分船舶已通过红海，并计划逐步增加穿越苏伊士运河的航线。声明还表示，“我司正密切关注局势进展，并随时准备根据需要迅速重新评估和调整我们的计划。”

总部位于德国汉堡、拥有250多艘集装箱船的赫伯罗特（Hapag-Lloyd）公司的发言人表示，公司计划在1月9日之前绕行非洲，随后再对形势进行评估。

中国航运巨头中远集团目前尚无对此置评。

据物流技术公司飞协博（Flexport）提供的一项分析显示，截至1月4日，已有389艘集装箱船已经或正在改道，避开苏伊士运河。这部分集装箱船数量已经占全球集装箱运力的五分之一以上。

然而，跟踪航运的网站marinetraffic显示，目前在连接苏伊士运河和地中海、阿拉伯海和印度洋的红海上仍有大量船只。这些仍在使用红海航线的一些集装箱船可能是往来于附近地区的港口，如沙特阿拉伯。出于经济原因，一些较小的集装箱船也继续通过红海往返于欧亚之间。

但规模最大的那些航运公司已经大幅减少或完全停止了在红海的活动。运载大量集装箱的大型航运集团负担得起绕行非洲的额外成本，但航程拉长后，可能导致运载5000个以下集装箱的船舶血本无归。

图：监测图像显示，红海上仍有大量船只冒险通行

从中国到美国东海岸港口的最快航线是走巴拿马运河。但在红海航运中断之前，巴拿马运河因干旱导致水位下降，减少了可通过的船只数量。这迫使许多船只选择经苏伊士运河前往美国的更长航线。而目前红海危机，使得大量船只不得不绕行至非洲好望角，耗费更长的时间和燃料成本。

图：全球主要航运路线图

据飞协博公司统计，船只走好望角要比走巴拿马运河多花10天，也就是多出约40%的时间。

数字货运平台Freightos的首席执行官兹维·施赖伯表示，从中国到美国东海岸港口运输一个集装箱的成本已从红海袭击前的2300美元飙升至3900美元左右。不过，在过去疫情期间航运拥堵最严重之时，这个数字可能超过2万美元。

此外，保险费通常不会超过船舶每次航行货运价值的0.2%，但对于要走红海的船舶，保险费飙升至0.7%。

不过，施赖伯表示，他预计航运企业仍能够应对目前的运输受阻的情况，因为他们近年来购入了更多船舶，有足够的闲置运力来解决航运时间拉长的问题。

文章来源：“希瑞归来”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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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东时间1月11日，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12月CPI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3.4%，超出市场预期，也高于去年11月。剔除燃料和食品等不稳定因素的核心CPI同比涨幅为3.9%，创下2021年5月以来最低，但高于市场预期的3.8%，环比增长0.3%，与市场预期一致。

美国去年12月CPI数据高于预期，美国民众的住房和医疗保健等成本上升，这暗示美联储今年3月开始降息可能为时过早。数据公布后，美联储降息预期一度降温，但随后又意外重新回升。

这一点也和市场表现相呼应，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CPI数据公布后一度走高，但随后迅速回落，在4%关口附近徘徊。1月11日，10年期美债收益率尾盘下跌4.9个基点至3.980%；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下降1.4个基点至4.187%，2年期美债收益率下跌11.1个基点至4.259%，创下去年12月中旬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

美国CPI为何超预期反弹？

在美国通胀仍居高不下背后，去年12月交通服务价格同比增长9.7%、住房增长6.2%、医疗保健商品增长4.7%，均显著高于整体和核心CPI。另外，二手车价格也连续二个月环比上涨，打破了下跌的预期。

牛津经济研究院美国经济学家Michael Pearce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去年12月，美国整体和核心CPI上涨速度高于预期，部分原因是二手车和新车价格意外上涨。不过，拍卖价格的下降和新车库存的复苏表明，汽车价格将在未来几个月下降。得益于供应链状况的改善，更广泛的商品价格压力仍然不大。但需要警惕的是，巴拿马运河干旱以及红海局势导致全球航运价格飙升，对通胀构成上行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剔除住房的核心服务通胀同比增长3.87%，这一“超级核心CPI”中几乎每个分项都有所上涨。

整体而言，此次CPI数据可谓是喜忧参半。PIMCO（品浩）董事总经理兼经济学家Tiffany Wilding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令人意外的是二手车价格的增长，但预计这将在未来几个月内逐渐消退。住房通胀继续缓慢降温，而住房以外的服务业通胀在工资增长的带动下维持粘性。

在信安资产管理公司分析师Seema Shah看来，CPI数据并不算太坏，但确实表明，通胀回落进展仍然缓慢，不太可能直线下降到2%。此外，只要住房通胀仍然居高不下，美联储就会继续抵制即将降息的想法。

降息预期坐上“过山车”

令人意外的是，高于预期的CPI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联储降息的预期仅在短时间内回落，随后又开始回升。

从利率市场的定价看，芝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1月11日交易员对美联储今年3月降息的概率押注升至75%，较1月10日高出约7个百分点。市场还再度预期美联储年内将降息150个基点，相当于6次25个基点的降息。

这背后的原因在于，1月11日公布的CPI数据并未出现明显趋势性信号，不太可能改变美联储今年的政策前景，未来几个月的CPI数据可能会对美联储首次降息的时点产生更大的影响。

官方层面，里士满联储主席巴尔金一语中的：对于正在考虑今年可能开始降息的美联储决策者来说，去年12月的CPI数据几乎没有让通胀路径更加清晰。CPI报告“与预期大致相符”，他仍在寻找更多证据，表明通胀正朝着目标迈进。

Michael Pearce分析称，对美联储来说至关重要的是，服务业仍有逐渐降温的迹象。住房通胀正在缓慢下降，并将在2024年继续下降。更广泛的服务业通胀趋势将由工资增长的强度决定，由于劳动力市场状况正在正常化，工资增长仍在冷却，只要进一步的证据表明就业市场在未来几个月继续放缓，预计美联储将在今年5月进行首次降息。

抗通胀之战已经出现不少进展。纽约联储近日公布的调查显示，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已降至三年来的低点，去年12月份的通胀预期从去年11月的3.36%下滑至3.01%。通胀预期的持续回落也将助力实际通胀回落。

尽管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将在今年降息，但仍有机构预计，美联储转向时间可能会相对偏晚，美元仍可能在今年走强。德意志银行外汇研究主管George Saravelos表示，和美国相比，G10集团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与通胀降温这两方面的综合情况更为糟糕，预计其他经济体将不得不更早转向降息。而美国在放松货币政策上面临的紧迫性最小，预计将在更长时间内维持高利率，这将为美元提供进一步支撑。

3月是否转向迷雾重重

喜忧参半的通胀数据并未一锤定音，美联储今年3月是否会降息仍未明朗。

嘉盛集团资深分析师Jerry Chen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数据暗示通胀压力仍然存在，CPI数据好坏参半，核心通胀放缓，而总体数据回升，这有可能使美联储将利率维持在高点更长时间。美联储和市场在利率前景上的不一致可能会在第一季度持续，双方都在等待数据来确认自己的观点。

官方层面的表态也模棱两可。芝加哥联储主席古尔斯比称，2023年是通胀下降的“殿堂级”年份，为美国2024年降息铺平了道路。古尔斯比还表示，他需要看到更多数据证实近期物价压力有所缓解，才能判断应该从何时开始降息以及以何种速度降息，现在就今年3月利率做出决定还为时过早。

与此呼应的是，克利夫兰联储主席梅斯特也表示，最新的CPI数据显示，通胀率回到美联储2%目标的道路坎坷不平，这意味着美联储今年3月下调利率可能为时过早。在现在的政策阶段下，美联储应充分评估物价和就业数据。

在第一公民银行财富管理公司市场和经济研究主管Phillip Neuhart看来，CPI数据释放了关键信号：将通胀降至美联储的目标水平需要时间。由于核心通胀率仍接近美联储目标的两倍，仍然怀疑美联储是否会在今年3月份的会议上降息。

Michael Pearce对记者表示，去年12月CPI高于预期，这将逆转一些激进的降息押注。通胀率回到2%的目标是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预计美联储第一次降息将在今年5月进行，今年年内将降息75个基点。

从短期来看，美联储仍将维持紧缩货币政策，确保顽固通胀问题彻底解决。从中长期看，美联储开启降息、停止缩表已是大势所趋，只是时间尚不确定，抗通胀“最后一公里”的艰巨程度将决定货币政策转向的速度。

面对紧缩过度和紧缩不足的双重风险，“走钢丝”并不容易，需要艰难掌握平衡。美联储利率点阵图也暗示未来存在重重不确定性，19位官员中有11位预计2024年至少降息三次，5位官员预计至少降息四次，甚至有1位“鸽王”预计今年将降息六次，未来存在各种不同的可能性。

但不管怎样，今年政策转向已几无悬念，只是时间问题。Tiffany Wilding对记者表示，通胀报告并没有改变我们的观点，对核心CPI年底回落至2.5%—3%的预测保持不变，美联储可能在今年3月份的会议后继续维持利率不变，而在年中开始降息周期。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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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

债券

近日，美国国债总额首次历史性突破34万亿美元。多年来，连续财政赤字令美国债台越筑越高，犹如一颗“定时炸弹”，高悬头顶。

这一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五大疑问：美国债务问题背后成因如何？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这颗“巨型炸弹”何时可能爆炸？美国政府为何不加以控制？风险外溢至全球，谁可能为“美元霸权”买单?

四个月飙涨上万亿美元，美债提前五年触达新高

“经过多年债务稳步增加后，美联邦政府支出猛增，使美国债务达到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外交关系协会近日发文称。

一份来自美国财政部的报告显示，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美国债务再度增加1万亿美元。此前，美国会预算办公室2020年1月曾预测，2029财年联邦债务总额将超过34万亿美元。如今，这一预测竟然提前五年成真。

分析指出，美国税收的下降和联邦政府支出的增加，导致政府财政赤字不断上升，造成此次美国国债飙升。

首先，美国税收不断下降。白宫发言人迈克尔·菊川称，由共和党2017年减税政策推动的“涓滴债务”导致债务增加，该政策“使企业和富有的美国人受益”，同时，通过削减社保、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迫使勤劳的美国人付出代价”。

分析称，从财政收入看，目前美国难以实现税收明显增加，这就使得美国财政只能通过增加债务规模来进行融资，从而造成融资成本和债务规模同时快速攀升的局面。

与此同时，美联邦政府支出不断增加。美联社指出，“目前，国债似乎并未对美国经济构成压力，因为投资者愿意借钱给联邦政府，这种贷款使政府能够在不加税的情况下继续进行项目支出。”

据美国财政部官网数据显示，美国2023财年政府支出6.13万亿美元，超过同期收入从而导致赤字。其中，美国政府用于社会保障、国防和净利息的支出分别占到22%、15%和14%，占据其支出总额前三位。

分析称，在近年来激进加息的背景下，不断上升的利率使美国债务成本越来越高。财政监管机构警告称，未来三十年，债务利息成本将成为美国最大的支出。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最近，美国政府正在投入更多资金来支付国债利息。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财年净利息支出飙升至6590亿美元，相比上一年增加1840亿美元。

分析进一步指出，由于国债增加和美联储一再加息，利息支付急剧增加，这使得两党立法者在国会山实现其财政优先事项变得更加困难。

美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主席玛雅·麦吉尼亚斯称，希望决策者采取进一步行动，通过提高税收、减少支出或成立财政委员会来减少借贷。

赤字“病根”难除，两党陷入“债务上限”僵局

由于长期“入不敷出”，美国政府预算赤字“病根”难除。

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收支报告，2023年，美国政府预算赤字约1.7万亿美元。财政部官网数据还显示，过去50年来，美联邦政府预算只有五次出现盈余，最近一次是在2001年。

这些年来，美联储通过量化宽松政策，创造出不断膨胀的财政赤字，支撑美国股市的虚假繁荣，也导致美国国债的急剧膨胀。

美国不断提高法定债务“天花板”背后，围绕“债务上限”问题，两党继续相互指责，谈判仍无实际进展，美债危机加剧。

实际上，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在2023年1月19日就已达到31.4万亿美元的法定债务上限。美国财政部已于当日开始采取非常规措施，以避免政府债务违约，而后美政府一再呼吁国会提高债务限额。

美国知名智库“对外关系委员会”(CFR)介绍，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设立以来，美国债务上限已上调数十次。该机构指出，近年来，这种“曾经司空见惯的行为”，已成为一种具有高度党派色彩的边缘政策游戏，多次导致美国濒临违约。

早些时候，美国总统拜登就共和党债务上限法案发表讲话，表示共和党应无条件避免债务违约；共和党方面则指责拜登没有诚意进行谈判。围绕“债务上限”问题，两党仍互不相让、相互指责，未能打破僵局。

“超级印钞机”持续“吸血”，谁为“美元霸权”买单？

美债问题的实质是“美元霸权”。

美国长期维持对外贸易赤字，滥发美元，向全球输出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美元贬值的代价，最终却将由全世界来共同承担。

分析称，由于美国国债至今仍是全世界流动性最好的投资标的之一，美国通过大量发债，形成美元回笼的“债务循环”体系。极低的借贷成本，使美国愈发举债成瘾。

事实上，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美元一直是世界储备货币。凭借这一优势，美联储长期开启“超级印钞机”模式。当下，在一些国家持续减持美国国债的情况下，美国还在从盟友那里“吸血”。

“对外关系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债持有者中，国外投资者(主要是政府)持有总量的30%以上。截至2023年10月，日本持有最多，超过1万亿美元；另外，英国、卢森堡、比利时等国也占据前列。

专家分析，一方面，由于英国、日本等盟国增持美债，起到支撑美元走强的作用，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减缓美元的下跌；另一方面，随着美债下跌，持有国将承受一定的亏损。

分析指出，自2022年9月以来，美元指数已下跌约13%。美元疲软正在侵蚀国外投资者的回报。

“美财政状况犹如炸弹”，美债危机反噬美国

长期以来，美国把债务当成“免费午餐”，不断举新债还旧债。美国“债务炸弹”还未真正爆炸，但在这场不断扩大的“滚雪球”过程中，后果可能已经开始反噬美国。

分析称，美国不断累积的巨额赤字，与其长期缺乏增收或减支的政治意愿，重新引发了国际舆论场关于国债带来危机的争议。

美联社指出，这预示着未来几年，美国在改善资产负债方面将面临经济和政治挑战。

一方面，巨额债务可能会拖累美国经济，进一步引发财政危机。

多名经济学家表示，迅速增加的债务负担或将很快削弱美国经济增长，限制政府在重要项目上的支出，并增加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他们认为，一旦超过临界点，大量累积的政府债务就会开始减缓经济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可能会对美国政府调整财政状况的能力失去信心，不愿在利率不大幅提高的情况下为美国借贷提供融资。

分析称，这将造成更大的借贷成本,或引发“债务螺旋”现象。而这种性质的财政危机，可能导致突然的支出削减或增税。

美国福克斯商业新闻电视台指出，现在的美债规模几乎是过去的三倍，这充分说明事态失控的速度有多快。报道称，“美联邦政府的财政状况，就像动画片中典型的炸弹，形状呈球形，引信长得不切实际。”

另一方面，美国国会陷入资金斗争，党派纷争和政治极化加剧。

美联社指出，随着美债飙升，美国目前的财政情况，已成为美国政府政治分裂的紧张根源，如果年度预算没有到位，政府可能会部分关门。

尽管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呼吁削减债务，但他们对减债方式存在分歧。实际上，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两党围绕债务上限的问题，就曾经多次发生冲突，从而导致美国政府多次停摆。

此外，美国债务问题对普通民众的生活也造成冲击。

近年来，美国为了应对新冠疫情和经济衰退，大量印发美元和发行美债，导致货币贬值和债务飙升。在此背景下，最近几年的高通胀，对低收入和中产家庭而言,等同于变相加税，这也导致美国社会贫富差距扩大。

专家还认为，由于国债的持续增长，美国在世界各地用于军事、外交和人道主义行动的资金会减少，或将削弱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虚假繁荣泡沫或将破灭

美国摩根大通集团用“温水煮青蛙”这一比喻，形容美国目前的债务状况，警告称更高的赤字与不断膨胀的偿债成本很容易变得不可持续。

分析指出，如果美国债务持续上升至未知水平，风险将是长期的。较高的债务负担，可能会给通胀带来上行压力，导致利率保持在高位，这也可能增加偿还国债的成本。

美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到本世纪30年代初，美国的福利支出、强制性支出和债务利息支付净额将超过政府的总收入。美国的债务状况在未来几年只会恶化。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经济学家估计，金融市场无法再承受美国二十多年的赤字。他们认为，到那时，无论增加多少税收或削减支出，都不足以避免“毁灭性的违约”。

如今，美元的地位正受到巨大挑战，多国已经开始减少美债的持有量。彼得森基金会一项分析表明，外国持有的美国国债比例在2011年达到峰值49%，但到2022年底已降至30%。

洛约拉马利蒙特大学经济学教授孙圣源(Sung Won Sohn)认为，美国的经济前景相当严峻。他说，“截至目前，美国一直在花钱，就好像拥有无限的资源一样。但最重要的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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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n

经济

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显示，本应是全球发展突飞猛进的十年将近过半，但全球经济2024年底交出的答卷将令人遗憾——30年来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最慢的五年。

从一个指标来看，全球经济状况要好于一年前：美国经济强劲，在很大程度上减弱了全球经济衰退的风险。但是，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可能会给世界经济带来新的近期风险。与此同时，在大多数主要经济体增长放缓、全球贸易低迷以及数十年来最为紧缩的金融条件下，许多发展中经济体的中期前景变得黯淡。2024年全球贸易增长预计仅为疫情前十年平均水平的一半。而发展中经济体（尤其是信用评级不佳者）的借贷成本很可能继续高企，因为经通胀调整后的全球利率仍处于四十年的高位。

预计全球经济增长将连续第三年放缓——从2023年的2.6%降至2024年的2.4%，比2010年代的平均水平低近四分之三个百分点。发展中经济体预计仅增长3.9%，比上一个十年的平均水平低一个多百分点。低收入国家去年的表现令人失望，今年预计增长5.5%，弱于此前预期。到2024年底，大约25%的发展中国家和约40%的低收入国家的人口仍将比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前更加贫困。预计发达经济体增速将从2023年的1.5%放缓至今年的1.2%。

世界银行集团首席经济学家、高级副行长英德米特·吉尔表示：“如不进行重大调整，2020年代将成为错失机会的十年。近期增长仍将疲软，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贫困国家陷入困境：债务压力沉重如山，近三分之一的人口缺乏食物保障。这将阻碍许多全球优先事项取得进展。但扭转颓势的机会依然存在。这份报告明确指出了前进道路：报告阐明了政府立即着手加快投资、强化财政政策框架可以实现的重大转变。”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在2030年前实现其他关键性全球发展目标，发展中国家需要大幅增加投资——每年约2.4万亿美元。如果不出台全方位的政策组合，实现大幅增资的前景并不乐观。2023年至2024年，发展中经济体人均投资增长率预计仅为 3.7%，略高于前二十年的一半。

报告基于35个发达经济体、69个发展中经济体过去70年的经验，首次对产生持续投资热潮的条件进行了全球性分析。报告发现，如果发展中经济体人均投资增长率提高到至少4%，并持续6年或更长时间，则往往获得额外的经济收益：与发达经济体收入水平接轨的步伐加快，贫困率下降更迅速，生产率增长翻两番。投资热潮期间还能收获其他好处，包括通货膨胀率下降，财政及外部收支状况改善，人们接入互联网的机会迅速增加等。

世界银行副首席经济学家、预测局局长阿伊汗·高斯说：“投资热潮具有推动发展中经济体变革的潜力，助其加快能源转型，实现广泛的发展目标。要想引发投资热潮，发展中经济体需要出台全方位的政策组合，改善财政和货币框架，扩大跨境贸易和资金流动，优化投资环境，完善机构体制。任务很艰巨，但许多发展中经济体曾经做到过。再次做到，本个十年剩余时间潜在增长率的预期放缓可能就不会成为现实。”

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还阐述了三分之二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大宗商品出口国——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避免繁荣与萧条的周期变化。报告发现，这些国家政府往往采取加剧繁荣和萧条的财政政策。例如，如果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带来1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政府增加支出的方式就会使经济增长再提高0.2个百分点。一般来说，经济形势好的时候，财政政策往往会使经济过热。而在不景气时，财政政策则加深了低迷。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相比，出口大宗商品的发展中经济体的这种“顺周期性”要高出30%，财政政策波动性要高出40%。

财政政策更高的顺周期性和波动性带来的不稳定因素长期拖累了发展中经济体大宗商品出口国的增长前景。但这种拖累可以减轻，包括通过建立有助于节制政府支出的财政框架，采用灵活的汇率制度，以及避免限制国际资本流动。平均而言，这些政策措施可以帮助发展中经济体大宗商品出口国每四五年将人均GDP增长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各国建立主权财富基金以及其他应急基金以备不时之需也是有益之举。

地区展望：东亚与太平洋地区

近期经济形势：2023年，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的增长率从2022年的3.4%回升至5.1%，这主要得益于年初中国解除疫情封控措施后经济活动的短暂激增。然而，中国经济重启的效应消退很快。投资增长受到房地产行业持续疲软的拖累，销量价格双双走低增加了房地产开发商的资金压力。出口部门面临外部需求不振的挑战，尽管年底消费有所改善，但消费者信心仍远低于疫情前的水平。

本地区其他国家2023年经济增长放缓，国际货物贸易疲软是部分原因。几个大型经济体在2023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商品出口都有所下降，不过国际旅游业的持续复苏带动服务出口走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出口颓势。此外，大多数经济体受益于劳动力市场状况良好和通胀降温，货物贸易疲软被强劲的居民消费所抵消。

经济前景：预计东亚太平洋地区2024年增速降至4.5%，2025年降至4.4%，主要原因是中国增长放缓。除中国以外的地区增长将温和加速，2024、2025两年都将达到4.7%的稳健增长。在旅游业持续复苏的推动下，预计今年太平洋岛国经济增速将更显著回升。与之前预测相比，2024年、2025年本地区的增长率预计将低0.1个百分点。这一下调意味着预计本地区在本预测期内的产出会进一步低于疫情前的水平。

预计2024年中国增速将降至4.5%，2025年进一步降至4.3%。与6月份的预测相比，2024年、2025年的增速均下调了0.1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内需有所减弱。在情绪低迷和经济不确定性加剧的情况下，预计消费将大幅放缓。投资增长方面，虽然基础设施支出提供了支撑，但受房地产行业持续疲软的影响，预计仍将保持低迷。在预测期内，债务增加、劳动人口老化和萎缩、生产率追赶增长空间缩小等结构性阻力预计将对经济活动造成压力。

本地区除中国以外，稳健的国内需求，特别是私人消费，有望成为增长的主要动能。温和通胀，以及大多由蓬勃的服务活动支持的强劲劳动力市场，预计将持续支撑居民支出。一些经济体增加政府支出，包括用于社会保障和公共部门工资的支出也将支撑需求。2024年到2025年，很多经济体的投资增长预计将更加低迷，低于疫情前的平均水平。这反映出私人投资面临的各种不利因素，包括货币政策收紧的滞后效应、政策的不确定性（在一些国家与政府换届有关）和债务上升。此外，公共债务增加和财政空间缩小预计将制约公共投资增长。

风险：本地区的增长基线预测存在下行风险，主要影响因素是中国增速低于预期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的可能性。中东冲突可能升级，增加不确定性并扰乱能源供应。其他下行风险包括全球贸易长期疲软、金融条件紧于预期以及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破坏性极端天气事件。不确定性上升或贸易持续疲软可能导致投资增长持续不振，损害该地区本已预期走弱的潜在产出增长。另一方面，美国增长高于预期对预测构成上行风险。

文章来源：世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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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

股市

2023年12月29日，港股在2023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天港股变动不大，在人民币走强与沪深股市靠稳支撑下，恒生指数险守万七关收官，收市报17047点，升3点，主板成交752亿元（港币，下同）。至此，恒指2023年全年累计下跌2734点，跌幅达13.8%，港股总市值31万亿元，按年蒸发4.6万亿元，以年度计则是连续4年下跌，累计跌11142点或39％。以2018年1月所创历史收市新高33154点计，6年累计下跌48.6%。同时，港股创下自恒生指数1969年成立以来，首次录得连续下跌4年的历史纪录，也是恒指制订以来首次跑输全球主要股市。

2023年的香港股市，可以用“黯然”来作结。

港股“独憔悴”，黯然“四连跌”

港股2023年的“黯然”还在于，它是在一片亮眼成绩单中“失色”。2023年，港股跑输环球大市，几乎成为“众人皆升我独跌”的寥寥疲弱股市之一。环视全球主要市场、其他资产类别的回报，即使美联储大幅加息，美股走势仍由年头升至年尾，道指及纳指更创出历史新高，黄金价格亦近历史高位，虚拟资产比特币更大升一倍重回四万多美元。回顾全年表现，道指累升13.6%、标指累升24.5%、纳指大升44.2%；日经则累升28.5%、台湾加权指数累升26.6%。相比较下，跌幅达13.8%的港股可谓“独憔悴”——港股在2023年1月见全年高位22700点后就反覆下跌。恒指首季录得618点或3.1%升幅，接下来的三季均向下，其中第二季跌7.3%，为今年最大单季跌幅，今年第四季恒指累跌4.3%。恒指年内跌穿16000点，最低见15972点，跌幅高达3成。

“连跌四年”——这是大部分港媒用来形容2023年香港股市的另一个关键词。疫情复常之后的香港股市，没有承载住市场年初期盼的“终见曙光”，不论是新股上市、指数价位及成交等，都令人颇为失望。

交投量方面，港股持续下跌令总市值减少，交投量也持续萎缩，由2022年日均成交金额1249亿元跌至2023年1056亿元。美国、德国、法国、日本、台湾地区及印度等地股市屡创新高，港股成为亚太主要股票市场中表现最差。根据世界交易所联合会（WFE）公布数据，截至11月底，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的总市值为3.989万亿美元，超越了香港的3.984万亿美元总市值，成为全球第七大股市，排于纽交所、纳斯达克、上海、泛欧、日本及深交所之后。

新股上市方面，12月12日，会计师行德勤发布《2023年中国内地与香港新股市场的表现回顾及其2024年展望》，据德勤的统计及预估，2023年全年香港新股市场公开招股（IPO）集资总额为458亿元，共有65只新股上市，分别按年跌54%及23%。在2018年、2019年，港交所在全球IPO市场的排名均是第一。但此后港股IPO走向低迷。2022年，港交所的名次降至第四，全年港股IPO募资额仅有2021年的三分之一。2023年全年IPO集资额，是继2001年的257亿元以来的22年低位。德勤料以集资额计，香港今年全年于全球交易所排第6，港交所IPO排名继2021年、2022年跌出全球前三之后，2023年进一步下滑至全球第六位。前五位分别是上海证券交易所（集资额为2144 亿元）、深圳证券交易所（集资额为1640 亿元）、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集资额为916亿元）、纽约证券交易所（集资额为795亿元）及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集资额为487亿元）。

2023年以来，港股成交惨淡，也造成本地券商经营困难。港媒统计报道，年内共有32家券商停业，过去三年已有逾100家券商结束营业。香港证监会季报显示，截至9月30日，香港持牌机构及持牌人士分别为3236家及45014人，与2022年同期相比减少38家机构与570人。

港股劣势成因多，多方位寻出路

综合分析港股市场，无论一级市场还是二级市场，资金都来自全球。虽然随着与内地互联互通的不断深化，内地南下资金的分量在逐年加重，但目前港股市场仍受外资主导。香港作为小型外向型经济体，港股市场缺乏本地“在岸”资金长期护盘，极易受到外部环境冲击，这也是近四年来全球局势震荡导致港股疲弱不堪的原因。

2023年，环球金融市场表现向好但香港股市表现令人失望，与中美角力、美国加息，以及内地经济不似预期等等“内忧外患”有关。内地在今年经济复甦之中表现出一定波动性，加上房地产行业持续低迷，亦导致投资者对投资市场表现出更为审慎的情绪。外围方面，美联储延续2022年以来的加息周期，2023年累计加息4次，紧缩环球资金的流动性。同时，中美关系前景未明朗，对国际投资者而言，中美地缘政治风险成为投资中国资产的障碍。加上美息持续高企，削弱股市吸引力。尽管港股估值处于历史低位，但外资未敢贸然入市，令港股估值、走势持续低迷。

业内认为，2023年以来，港股市场承压，面临流动性不足、估值过低、融资难三重难题，香港资本市场必须正视。其中有多重因素影响，包括美联储激进加息背景下，新兴市场的流动性皆会受到一些负面影响，同时香港的货币政策也跟随收紧，导致港股流动性变差的情况相对明显；中国经济正处在巩固复甦基础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市场预期和实际经济恢复的步伐存在一定的不匹配，进而影响市场对资产的预期和估值；同时，也有观点认为港股市场本身存有结构性问题。

改善港股市场流动性及扩大资金来源，是2023年港府和港交所的为港股寻求的出路。

流动性、估值、融资功能环环相扣。港股市场需要提高市场流动性及开放性，提高国际投资者对港股市场的了解和参与度，做好各方之间的连接。据港交所官网数据，2023年前11个月的日均成交额为1056亿港元，较2022年同期下跌。其中11月当月的日均成交额为956亿港元。从个股来看，流动性不足的压力更加明显。Wind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12月29日收盘，有822只个股年内日均成交额不足10万港元，有76只个股年内日均成交额甚至在1万港元以下。在成交额持续下滑、个股流动性两极分化的背后，港股市场正陷入"流动性越差—估值越低—融资效应越差"的恶性循环。为扭转这一局面，2023年8月29日，在提振流动性的民意呼声中，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成立促进股票市场流动性专责小组，用以全面检视影响香港股市流动性的因素，并向行政长官李家超提交改善建议。

在2023年度《施政报告》中，李家超宣布将港股交易印花税税率由0.13%调回至2021年8月前的0.1%。基于小组的建议，港交所和香港证监会还将探索收窄股票买卖价差、港交所降低市场资讯征费、促进海外发行人上市、便利上市人回购股份、维持恶劣天气下交易、优化交易机制和拓展市场推广，落实GEM的改革等。

业内认为，《施政报告》中披露的港股流动性治理措施只算“小修小补”。特区政府仍需要为香港股票市场注入动力。

为搞活港股，2023年，港交所拉开了新一轮改革序幕，互联互通扩容，冀提升市场潜力。港交所推出“18C章”，放宽“特专科技公司”上市要求，吸引未有盈利但前景良好的“硬科技”公司来港上市。同时，港交所GEM（香港创业板）上市改革已啓动，新的“简化转板机制”于2024年1月1日生效。

2023年，港交所3月宣布，符合条件的在港主要上市外国公司股票，将被纳入“港股通”股票标的，以吸引外国公司来港上市。5月，“北向互换通”启动，便利国际投资者交易内地利率互换产品；6月，港交所再强化港股“双柜台”买卖，推出“港币─人民币双柜台模式”，24只股份同时以港元和人民币交易。9月26日，港交所发布GEM一系列改革建议，包括拟重新引入2018年废除的GEM上市公司转主板机制、专门为从事大量研发活动的高增长企业引入新的上市财务资格测试、缩短GEM（香港创业板）公司控股股东IPO后的禁售期等。

11月17日，港股印花税正式下调。11月22日，港交所首次公开招股结算平台FINI正式启用，港股从IPO定价至发行由五个工作日（T+5）大幅缩短至两个工作日（T+2），提升了香港新股上市的效率。11月30日，港交所就极端天气维持开市展开咨询，建议在恶劣天气下向所有投资者如常开放其证券和衍生品市场，包括沪深港通南向及北向服务、衍生品假日交易和盘后交易。这一建议若顺利落地，将促进港股市场的运作与全球其他主要市场同步，更好地确保全球投资者能继续管理其投资组合和相应的风险。有利增强港股的竞争力，推进互联互通的运作。

此外，港交所宣布换将，原本被寄予开拓港股国际市场重任的行政总裁欧冠升将不连任，现任港交所联席营运总监陈翊庭——被外界解读为有丰富经验且更能把握国家政策和香港优势——将自2024年5月24日起接棒欧冠升，成为港交所下一任CEO，也是交易所首位女CEO。客观上，地缘政治与高息环境非香港所能左右，但面对新环境新形势，港交所领导层要有愿景和策略，市场期待港交所高层换人可以带来新气象，提振投资信心，擦亮金融中心的招牌。

另外，港股市场“硬件”升级也在加速。2023年，从推出沪深港通交易结算加速平台HKEX Synapse，到实施无纸化证券市场制度，再到启用新股结算平台FINI以及开发综合基金平台，港交所推出了多项数字化举措，降低交易成本、优化交易程序。在优化市场生态方面，港交所亦频频出手，加速劣质股出清。Wind数据显示，去年全年58家港股退市，其中44家公司被港交所强制摘牌，显示出其净化市场生态的决心。

另一方面，港股流动性萎缩，与欧美资金撤出息息相关。香港具领先的国际化历史，在香港股市的外国投资者中，欧美投资者占47.6%。因此在现时国际形势背景下，吸引欧美以外的资金输入“新血”，是特区政府与港交所寻求的解决之道。内地企业已逐渐成为港股IPO市场的重要角色，而近年来，全球经济重心东移，东盟经济发展良好，形成一定的财富积蓄，东南亚、中东等成为资本增长热土。开拓东南亚、中东等新市场，吸引增量资本，成为业内共识。

2023年2月，香港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签署13份合作备忘录或意向书，涉及金融、商务等领域；7月，香港与东盟三国签署共33份合作备忘录或协议，包括金融、投资、商贸等领域。在2023年，港交所分别与沙特交易所、印尼证券交易所签订了合作备忘录，并于2023年9月及11月，将两个交易所依次纳入认可证券交易所名单，使得在沙特和印尼交易所主板上市的公司可在港交所申请第二上市。

2023年11月29日，亚洲首个追踪沙特股票市场的交易所买卖基金“南方东英沙特阿拉伯ETF”在港交所挂牌，并获得沙特主权基金——沙特公共投资基金（PIF）以锚定投资者（Anchor Investor）身份背书，切实加深了香港与中东的联系。12月还有两笔重磅投资官宣——卡塔尔投资局拟以近16亿港元认购金蝶国际股票；阿布扎比投资机构CYVN向蔚来追加22亿美元投资。值得注意的是，中东大型主权基金规模约4万亿美元，通过香港投资中国市场的规模只占其中的1%至2%，还具很大的提升空间。

业内认为，多项港股改革措施已在2023年陆续落地，新兴市场及新资金也在逐步打开。即使不能立刻见效，但待市场信心回稳后，必然有助港股向前发展。香港必须适应新时代新形势，在新的现实条件制约下，寻找新出路。

展望2024，低位或见曙光

宏观来说，当前影响港股走势的决定性因素与一年前并无二致，首先是美国货币政策，即美联储何时、以什么节奏启动降息；其次是中国经济复苏动力，尤其是房地产和消费两方面的前景；第三是中美关系在美国大选及多地区的选举之年将有何起伏。

对于2024年港股走势，外围息率环境及内地经济表现将会是两大关键因素。在外围方面，随着通胀的缓步回落，美债息跟随回落将会成为主线。另一方面， 2024年的地缘政治风险不可小觑。台湾地区、美国、俄罗斯均要举行选举，印度和南韩国会也要改选。尤其民进党一旦再连任，相信两岸关系只会进一步紧张。美国大选年，相信各候选人会大打“中国牌”，渲染中国威胁论来讨好选民，不能排除令刚缓和的中美关系随时出现变量，继而影响港股再起波澜。而内地方面，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仍不足，内地房地产表现料疲弱，以及企业盈利有下调压力。但结合现时内地对稳定经济增长的决心，未来内地经济亦有机会出现回稳局面。

整体而言，首先，港股估值已跌至较低水平，随着预期A股可望回升，港股将渐见曙光。换句话说，港股已跌至够低，情况一般来说很难再差。业内认为港股的下跌受到西方全方位的做淡影响，而以真实的实体经济情况和可计算和预计的投资回报率来看，港股不少个股的估值都已经跌到过去近20年来最低的位置，只要实体经济没大变化，最终总会价值回归。

同时，港股IPO市场预计也将回暖。普华永道和德勤都判断，预计2024年香港会有80只新股上市，集资额达1000亿港元。并有望重新成为全球首3大集资市场。德勤预计，随着美国加息周期结束，资金将会回流亚洲，增加市场流动性并改善估值。伴随港交所已推出的多个资本市场新制度、改革及市场推广，加上香港特区政府成立的促进股票市场流动性专责小组，致力改善市场流动性，香港新股市场应该会很快再次变得活跃和强劲。

其次，是信心问题。市场普遍认为，目前投资者并非没有资金。根据银行系统存款的指数增长判断，投资者仍有额外存款和储蓄，港股市场资金仍然充裕，投资者却步只是信心问题，观望心态为主。实际上，一个地区的金融中心地位，并不是基于一年的表现就能轻易界定，香港目前面临一些困难也很难说就代表香港长期衰落。香港多年来的积累和发展，拥有坚实的基础，香港的金融体系具有先天的全球化优势，资金、人才自由流动。这些优势不会短期内消失。香港市场要有强大的信心可以克服暂时的困难。而如何让投资者建立信心，则是香港将要好好完成的命题。

香港的历史优势在于“一国两制”，未来，香港要保持国际化，增强资本市场吸引力，让存量资本有所作为；同时，吸引增量资本，开拓新兴市场。当然，改善流动性，重塑市场吸引力，非一朝一夕之功。港股市场改革会是持续的过程。香港这次金融的低迷现象，既有中国内部的因素，也有外部的干扰，但香港在应对时如何更好地未雨绸缪，做好防御措施，也是需要思考的。

文章来源：东方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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