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加速全球價值鏈重建: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全球價值鏈貿易加速重建。其一,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歐美發達經濟體經濟成長明顯放緩,而新興市場國家受影響相對較小,成為了全球經濟成長的主要動力,承接了更多的全球需求;其二,疫情衝擊下全球產業鏈分工體系的脆弱性有所凸顯,各國日益重視供應產業產業的國家開始扶持本土產業的國家開始扶持本土產業。在此背景下,東協、拉丁美洲等地區在全球價值鏈貿易的地位明顯提升。這一輪全球價值鏈的重構表現為三種形式,一是本土化,部分延申在外的價值鏈環節回流國內;二是區域化,區域價值鏈聯繫加強;三是多元化,廣泛佈局可替代的價值鏈。三種形式的價值鏈重構都會帶來全球範圍內的產業轉移,本土化要求製造業回流,區域化和多元化也將帶來全球生產的重新配置。
我國仍處於全球價值鏈偏下游的位置:從我國全球價值鏈參與度的變化趨勢來看,2017 年開始的中美貿易爭端是我國全球價值鏈參與度發生轉變的一個重要節點,2017 年以前我國全球價值鏈前向參與度逐步提升,後向參與度逐步走鏈,整體上游從全球價值轉移到全球價值鏈前向參與度逐步提升,後向參與度逐步走鏈而在2017 年中美貿易爭端以來,我國全球價值鏈前向參與度整體有所下行,後向參與度再度走高,整體仍偏向下游加工組裝的角色。究其原因,包括美國在內的歐美主要經濟體在重要原材料以及核心技術零件等領域對我國施加了封鎖與遏制,部分核心領域的「卡脖子」技術是我國從全球價值鏈下游向上游轉移的主要限制。
關稅或透過全球價值鏈對我國出口帶來間接衝擊:美國的關稅政策在對我國直接出口美國產品造成影響的同時,也會透過全球價值鏈的管道對我國出口至其他國家的中間產品出口造成間接影響。一方面,對於我國出口的中間產品或我國進口再出口的產品而言,其在多次轉口的過程中也會伴隨著多次的關稅累計,儘管部分關稅不直接由我國承擔,但多重稅賦壓力下主要貿易夥伴對中間品的進口需求或受到影響;另一方面,在全球價值鏈的視角下,總輸出被拆分為國內產品的總額增加值,這可能會出現某些產品需要付出的關稅高於產品的國內增加值,即該產品的出口並沒有帶動經濟的實際增長。
全球價值鏈視角下我國對美出口貢獻度大於傳統貿易視角:橫向對比各國出口中國內增加值佔比來看,截至2022 年,我國總出口中國內增加值佔比達到了83.6%,處於全球較高水平,高於墨西哥、加拿大、巴西和越南等已經被加徵關稅或有較大價值的經濟體概率被加徵價值的經濟體,這可能反映我在全球範圍內關稅或相對關稅的經濟體上相對價值的經濟體,這可能反映我在全球範圍內關稅或相對關稅的經濟體上。從美國進口的角度出發,截至2022 年美國從中國進口金額佔比為16.5%,而美國從中國獲得的增加值佔比為19.4%,對比之下2022 年美國從墨西哥進口金額佔比為14.0%,從墨西哥獲得的增加值佔比為9.8%。而與2018 年相比,2022 年美國從中國進口金額佔比降低了4.7 個百分點,從中國獲得的增加值佔比反而增加了2.7 個百分點。結合這兩個數據可以看出,其一,美國進口份額的高低並不意味著實際需求的高低,從增加值拆解的角度更能反映美國進口對我國的依賴程度;其二,儘管中國對美直接出口有所下滑,但通過轉口貿易的形式,出口產品的增加值最終經由第三方國家流到了美國,從這個角度講,加徵關稅並沒有減少第三方國家的實際需求。
電氣設備和精煉石油出口或更易受到關稅影響:從行業結構出口的增加值拆解來看,我國出口行業中紡織服裝、食品飲料、皮革製鞋和非金屬礦物製品的國內增加值相對較高,這些行業產品出口的增加值更多留在了國內,而在中高技術的電氣和光學設備、機械設備以及石油化工等特徵環境變化的影響。進一步從我國對美出口的產業增加值拆解來看,其結構與我國整體出口的增加值拆解結構相類似,截至2022 年對美出口中精煉石油(29.9%)和電氣設備(24.3%)的國外增加值佔比均較高,這些行業其更容易受到加徵關稅的衝擊。
我國如何因應全球價值鏈重構:第一,持續加大科技支援力度,力爭早日突破「卡脖子」技術對我國高技術製造業嵌入全球價值鏈的限制。橫向比較來看,截至2024 年我國RD 支出約3.6 兆元,佔GDP 比重約2.68%,成長較前兩年放緩,而美國、日本及德國等已開發經濟體RD 支出佔GDP 比重多高於3%,表徵我國在研發投入方面仍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第二,加強區域協作,透過建構區域內部的價值鏈以避免多重關稅帶來的負面影響。相關研究顯示2018 年美國加徵關稅後,部分國家的反制措施會透過全球價值鏈將部分稅負轉移至我國,因此我國應深化與「一帶一路」國家以及RCEP 成員國等在內國家的區域協作,建構穩定、高效的區域價值鏈,盡可能的規避外部環境變化所帶來的額外成本。第三,適時推出一系列針對性的支援舉措,鼓勵企業加速出海。在關稅政策影響下,我國企業應加速出海進程,積極佈局海外供應鏈的建設,以規避加徵關稅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1 月15 日,工信部發布了《中小企業出海服務專案行動》,從跨境金融服務、人才服務等六個維度對中小企業出海提供了政策支持,而往後看,政策可進一步聚焦於拓寬出海企業融資管道、降低出海企業稅負等角度展開,切實解決出海企業的後顧之憂。
風險提示:
(1)美國關稅政策不確定性仍高,關稅政策路徑對我國出口造成擾動;(2)全球價值鏈相關數據測算方式較多,不同測算方式下結果可能存在誤差;(3)發達國家製造業回流超預期,全球貿易需求不如預期。
全球化經歷了兩次國際分工,第一次是生產與消費的分離,有些國家生產,有些國家消費,消費者不必再依賴國內供應鏈,生產者也不只面向國內市場。第二次是生產內部的分離,同一件商品生產過程的不同環節,根據更精確的比較優勢,在全球各地劃分分工。
第二次國際分工後,形成了全球價值鏈貿易,全球貿易模式從貨物貿易轉變為任務貿易。而近些年隨著逆全球化進程的再次抬頭、中美貿易爭端以及地緣政治等事件的影響,國際分工面臨進一步的調整,全球價值鏈重構的進程有所加速,我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也發生了顯著變化。在此背景下,複盤全球價值鏈的發展歷程並總結我國在全球價值鏈中扮演角色的變化,對於我國未來進一步實施高水平開放,化解貿易保護主義對我國出口可能帶來的風險、保護我國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 1. 本土化與區域化:全球價值鏈重構的新特徵
新冠疫情加速全球價值鏈重構我們以全球價值鏈參與度衡量全球價值鏈的發展趨勢,前向參與度表徵某一經濟體出口產品的國內增加值佔該經濟體出口總額的比重,前向參與度越高表明該經濟體主要出口中間產品和服務,處於全球產業鏈的上游;後向參與度數位再出口產業鏈的下游。
圖一展示了1995 年以來全球價值鏈的前向參與度及後向參與度變化,從全球層面來看,全球價值鏈的發展歷程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95 年-2008 年金融危機前,受全球經濟和貿易快速增長帶動鏈,全球價值鏈貿易快速發展,前向參與度和金融危機前,受全球經濟和貿易快速增長帶動鏈,全球價值鏈貿易快速發展,前向參與度和貿易危機前,佔了全球貿易而重佔全球價值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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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是2008 年金融危機至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前,受對外直接投資增速放緩、勞動力成本上升以及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等因素影響,全球價值鏈貿易進入發展相對緩慢的階段,前向參與度和後向參與度增速均明顯放緩,特別是2017 年中美貿易爭端,全球貿易爭端後的第三度參與度後20 年。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全球價值鏈貿易已加速重建。
其一,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歐美發達經濟體經濟成長明顯放緩,而新興市場國家受影響相對較小,成為了全球經濟成長的主要動力,承接了更多的全球需求;其二,疫情衝擊下全球產業鏈分工體系的脆弱性有所凸顯,各國日益重視供應產業產業的國家開始扶持本土產業的國家開始扶持本土產業。在此背景下,全球價值鏈貿易呈現本土化、區域化等特徵,且東協、拉丁美洲等地區在全球價值鏈貿易的地位明顯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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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全球價值鏈貿易的發展與全球化的發展息息相關。 1980 年代以來,全球價值鏈貿易經過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1980 年代到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前夕,全球價值鏈貿易快速發展,佔國際貿易的比例超過一半,達51.8%。第二階段是2008 年至今,全球價值鏈貿易基本上陷入停滯,與之對應的是貿易全球化指數在金融危機之後也沒有成長。逆全球化抬頭,全球價值鏈首當其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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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而言,這一輪全球價值鏈的重構表現為三種形式,一是本土化,部分延申在外的價值鏈環節回流國內;二是區域化,區域價值鏈連結加強;三是多元化,廣泛佈局可取代的價值鏈。三種形式的價值鏈重構都會帶來全球範圍內的產業轉移,本土化要求製造業回流,區域化和多元化也將帶來全球生產的重新配置。不同國家在全球價值鏈重構上也有不同選擇。
對中國而言,向外的區域化在增強,表現為轉移到東南亞地區的「溢出」式產業;對美國而言,則表現為政策驅動式的向內收縮的本土化。中國價值鏈的下游組裝加工環節,因附加價值較低,而人力、土地等成本上升較快,轉移到成本較低的東南亞國家。但價值鏈的上中游大部分環節仍保留在國內,與轉出的下游仍保持連接,就像水滿而溢,裡層保留而表層溢出。這種跨國不跨區的「溢出」式產業轉移,加強了中國與東南亞的經濟聯繫,推動亞洲地區價值鏈活動加速整合。美國的價值鏈則在政策驅動下向本土收縮,2017 年川普上台後提出“買美國貨,僱用美國人”,頻繁發起貿易摩擦。疫情發生以來,美國政府啟動《國防生產法案》,更進一步推動本土生產的發展。
中美價值鏈活動的變化體現在亞太和北美的區域價值鏈連結上,亞太區域連結加強,北美連結減弱。以區域價值鏈參與度和全球價值鏈參與度的比值來衡量區域價值鏈活動的相對起伏,根據亞開行數據,2017-2020 年,北美地區的區域價值鏈相對參與度從0.77降至0.68,亞太地區則從0.7 增長到0.75。說明在亞太地區的區域價值鏈連結加強的同時,北美和歐洲的區域價值鏈連結卻在減弱,這是中美兩國截然不同的供應鏈活動所引起的變化。
我國仍處於全球價值鏈偏下游的位置從我國來看,截至2022 年我國全球價值鏈後向參與度為0.195,前向參與度為0.156,後向參與度高於前向參與度顯示我國在全球價值鏈中仍主要處於下游位置,而從整體參與度來看,我國2022 年全球價值鏈中仍主要處於下游經濟.顯示傳統貿易仍是我國出口的主要組成部分。
從趨勢來看,2017 年開始的中美貿易爭端是我國全球價值鏈參與度發生轉變的一個重要節點,2017 年以前我國全球價值鏈前向參與度逐步提升,後向參與度逐步走低,整體呈現從全球價值鏈下游向上游轉移的過程,且在2016 年前向參與度首次超過後向參與度。而在2017 年中美貿易爭端以來,我國全球價值鏈前向參與度整體有所下行,後向參與度再度走高,整體仍偏向下游加工組裝的角色。究其原因,包括美國在內的歐美主要經濟體在重要原材料以及核心技術零件等領域對我國施加了封鎖與遏制,部分核心領域的「卡脖子」技術是我國從全球價值鏈下游向上游轉移的主要限制。
而從美國和日本疫情後全球價值鏈的參與度來看,其在製造業回流的背景下,同時又在重新加深嵌入到全球價值鏈當中。自2020 年以來,美國和日本的全球價值鏈前向和後向參與度均在提高,且技術方面的優勢使其仍佔據全球價值鏈上游的核心位置。
東協和拉美等地區則持續扮演全球價值鏈下游加工者的角色。以東協各國為例,其在2022 年全球價值鏈的後向參與度均明顯高於前向參與度,其中越南已成為全球價值鏈下游生產和加工的重要一環,其在2022 年全球價值鏈後向參與度高達0.640,而前向參與度則僅有0.053。在低勞動成本以及多項貿易協議的加持下,印度在紡服、電子等產品的加工貿易方面具有顯著的比較優勢,這兩大類產品佔越南出口的比重接近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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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價值鏈視角下我國出口仍舊處於「量重於質」階段從我國製造業細分行業在全球價值鏈所處的位置來看,截至2022 年數據,我國在紡服、木材和皮革製品等勞動密集型行業中處於偏上游的位置,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前向參與度以實現在全球價值鏈低位上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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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在中高技術製造業方面多數處於全球價值鏈的上游位置,尤其是電氣和光學設備方面,前向參與度顯著高於後向參與度。而在資源品、紡織品以及皮革製品等品類上,美國處於全球價值鏈的下游位置,更大程度上依賴我國等上游位置國家對其出口,一定程度上表徵我國在這些行業的對美出口或具有一定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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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稅或透過全球價值鏈對我國出口帶來間接衝擊電氣設備和精煉石油出口或更易受到關稅影響美國的關稅政策在對我國直接出口美國產品造成影響的同時,也會透過全球價值鏈的管道對我國出口至其他國家的中間產品出口造成間接影響,這意味著全球價值鏈會放大關稅對於我國出口的影響。一方面,對於我國出口的中間產品或我國進口再出口的產品而言,其在多次出口的過程中也會伴隨著多次的關稅累計,儘管部分關稅不直接由我國承擔,但多重稅賦壓力下主要貿易夥伴對中間品的進口需求或受到影響;
另一方面,在全球價值鏈的視角下,總出口被拆分為國內增加值和國外增加值兩部分,我國出口中間產品的國內增加值即使僅佔中間產品總值的一小部分,也會以產品總值為基準加徵關稅,這可能會出現某些產品需要付出的關稅高於產品的國內增加值,即該產品的出口並沒有帶動經濟的實際增長。橫向對比各國出口中國內增加值佔比來看,截至2022 年,我國總出口中國內增加值佔比達到了83.6%,處於全球較高水平,高於墨西哥、加拿大、巴西和越南等已經被加徵關稅或有較大概率被加徵關稅的經濟體,這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國在全球價值鏈渠道上受到較小的間接影響或相對關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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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美國進口的角度出發,截至2022 年美國從中國進口金額佔比為16.5%,而美國從中國獲得的增加值佔比為19.4%,對比之下2022 年美國從墨西哥進口金額佔比為14.0%,從墨西哥獲得的增加值佔比為9.8%。而與2018 年相比,2022 年美國從中國進口金額佔比降低了4.7 個百分點,從中國獲得的增加值佔比反而增加了2.7 個百分點。
結合這兩個數據可以看出,其一,美國進口份額的高低並不意味著實際需求的高低,從增加值拆解的角度更能反映美國進口對我國的依賴程度;其二,儘管中國對美直接出口有所下滑,但透過轉口貿易的形式,出口產品的增加值最終經由第三方國家流到了美國,從這個角度講,加徵關稅並沒有減少第三方國家的實際需求。
從產業結構出口的增加值拆解來看,我國出口產業中紡織服裝、食品飲料、皮革製鞋和非金屬礦物製品的國內增加值拆解來看,我國出口產業中紡織服裝、食品飲料、皮革製鞋和非金屬礦物製品的國內增加值相對較高,這些產業產品出口的增加值更多留在了國內,而在中高技術的電氣和光學設備、機械設備以及石油化工等資源品領域,我國產品的市場增加值偏高,表徵我國仍在國外的環境變化。
進一步從我國對美出口的產業增加值拆解來看,其結構與我國整體出口的增加值拆解結構相類似,截至2022 年對美出口中精煉石油(29.9%)和電氣設備(24.3%)的國外增加值佔比均較高,這些行業其更容易受到加徵關稅的衝擊。 2.2. 我國如何因應全球價值鏈重構在全球價值鏈日益呈現本土化、區域化和多元化特徵的趨勢下,我國應從以下幾個面向加以因應:
第一,繼續加大科技支援力度,力爭早日突破「卡脖子」技術對我國高技術製造業嵌入全球價值鏈的限制。在面臨半導體、人工智慧等核心領域脫鉤斷鍊的風險下,我國應進一步提升自主創新能力,並加大科技創新的支持力道。橫向比較來看,截至2024年我國RD 支出約3.6 兆元,佔GDP 比重約2.68%,成長速度較前兩年放緩,而美國、日本及德國等已開發經濟體RD 支出佔GDP 比重多高於3%,表徵我國在研發投入方面仍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此外,科學技術的進步也有助於推動我國產業鏈向高端化發展,在提升我國中間品出口附加價值的同時,也有助於提升高科技出口在我國出口中的比重。
第二,加強區域協作,透過建構區域內部的價值鏈以避免多重關稅帶來的負面影響。相關研究顯示2018 年美國加徵關稅後,部分國家的反制措施會透過全球價值鏈將部分稅負轉移至我國,因此我國應深化與「一帶一路」國家以及RCEP 成員國等在內國家的區域協作,建構穩定、高效的區域價值鏈,盡可能的規避外部環境變化所帶來的額外成本。此舉也有助於強化我國在區域協作中的戰略地位,透過多領域的合作培育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鏈主」企業,以更好的因應全球價值鏈重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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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適時推出一系列針對性的支援舉措,鼓勵企業加速出海。在關稅政策影響下,我國企業應加速出海進程,積極佈局海外供應鏈的建設,以規避加徵關稅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1 月15 日,工信部發布了《中小企業出海服務專案行動》,從跨境金融服務、人才服務等六個維度對中小企業出海提供了政策支持,而往後看,政策可進一步聚焦於拓寬出海企業融資管道、降低出海企業稅負等角度展開,切實解決出海企業的後顧之憂。
3. 風險提示
(1)美國關稅政策不確定性仍高,關稅政策路徑對我國出口造成擾動;(2)全球價值鏈相關數據測算方式較多,不同測算方式下結果可能存在誤差;(3)發達國家製造業回流超預期,全球貿易需求不如預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