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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再度出任美国总统。当地时间2月1日,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基于《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10%的关税,新一轮中美贸易摩擦乃至全球贸易摩擦风雨欲来。
伊拉克石油部副部长巴斯姆•穆罕默德上周日表示,一旦石油输送恢复,伊拉克将通过伊拉克-土耳其管道每天从库尔德地区的油田出口18.5万桶石油,并逐步增加至40万桶/日。
巴斯姆表示没有具体的时间表,但期待土耳其在24小时内回应。巴斯姆表示,库尔德斯坦地区油田的产能为30万桶/日,其中一部分用于国内使用,其余18.5万桶/日将专门用于出口。伊拉克石油部上周六表示,恢复伊拉克-土耳其输油管道出口的所有程序都已完成,这可能解决一场持续近两年、扰乱原油流动的争端。
然而,恢复管道运输可能会让伊拉克陷入两难境地,作为欧佩克+协议的一部分,巴格达有义务削减原油产量,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呼吁欧佩克+降低石油价格。
八位直接了解此事的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特朗普政府正在向伊拉克施加压力,要求伊拉克允许库尔德重新开始石油出口,否则将与伊朗一起面临制裁。他们表示,美国新政府不断增加的压力是伊拉克宣布恢复上述出口的主要原因。
但伊拉克总理的一位顾问在一份声明中否认伊拉克政府在与美国政府的沟通中受到制裁威胁或压力。作为特朗普对德黑兰“最大限度施压”行动的一部分,华盛顿已承诺要将伊朗的石油出口削减至零,而伊拉克半自治的库尔德斯坦地区迅速恢复出口将有助于抵消伊朗石油出口可能出现的下降。
美国政府表示,它希望将伊朗孤立于全球经济之外,并消除其石油出口收入,以减缓伊朗发展核武器的步伐。伊朗认为其邻国和盟友伊拉克对于其在制裁中保持经济活力至关重要。但消息人士称,作为美国和伊朗的合作伙伴,巴格达担心自己会被特朗普挤压德黑兰的政策所牵制。 特朗普希望伊拉克总理断绝与伊朗的经济和军事联系。
八个消息来源中的四个也认为,伊拉克关于恢复出口的宣布过于匆忙,没有详细说明它将如何解决在重新开始出口前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伊朗通过其强大的什叶派民兵及其在巴格达支持的政党在伊拉克拥有相当大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美国加大施压的时机正值伊朗因以色列攻击其地区代理人而受到削弱之际。
自2023年以来,将库尔德原油输送到土耳其杰伊汉港的管道已经关闭,因此用卡车将库尔德石油走私到伊朗的活动日益猖獗。八名消息人士中有六人表示,美国正在敦促巴格达遏制这种走私活动。
一位了解原油卡车运输过境伊朗情况的伊拉克石油官员说:“华盛顿正在向巴格达施压,以确保库尔德原油通过土耳其出口到全球市场,而不是廉价卖给伊朗。”
据路透社去年报道,虽然土耳其输油管道的关闭导致库尔德人通过伊朗走私石油的活动增加,但自2022年伊拉克总理苏达尼上台以来,一个规模更大的网络在伊拉克蓬勃发展,一些专家认为该网络每年至少为伊朗及其代理人带来10亿美元的收入。
两名美国政府官员证实,美国已要求伊拉克政府恢复库尔德出口。其中一位官员说,此举将有助于减轻油价上涨的压力。当被问及政府向伊拉克施压要求开放库尔德石油出口时,一位白宫官员说:“允许我们的库尔德伙伴出口自己的石油不仅对地区安全很重要,而且还有助于保持天然气的低价。”
库尔德斯坦当局与美国在打击“伊斯兰国”的斗争中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军事合作。
特朗普上台后还承诺降低美国人的能源成本。伊朗石油出口的急剧下降可能会推高油价,进而推高全球汽油价格。库尔德出口的恢复将有助于抵消伊朗出口减少给全球供应造成的部分损失,但这仅能弥补伊朗每天200多万桶原油和燃料运输量的一小部分。
然而,事实证明伊朗过去善于寻找规避美国对其石油销售制裁的手段。盛宝银行大宗商品战略主管奥勒-汉森(Ole Hansen)说,库尔德斯坦重启出口有助于增加全球石油供应,而此时哈萨克斯坦等其他地区的石油产出已经中断。 他说:“目前,我认为市场对原油价格采取了相对中性但紧张的立场。”
库尔德地区的额外供应可能会使伊拉克超过欧佩克+的供应目标。一位伊拉克官员说,伊拉克有可能重启输油管道,并继续遵守欧佩克+的供应政策。
瑞银集团的商品分析师乔瓦尼-斯托诺沃(Giovanni Staunovo)说,恢复出口的总体影响可能不大。他说:“从石油市场的角度来看,伊拉克受欧佩克+产量协议的约束,因此我不会指望伊拉克在管道重启的情况下增加产量,而只是改变了出口方式。”
特斯拉早期投资者、格伯川崎财富与投资管理公司的CEO罗斯·格伯(Ross Gerber)日前再次表达了其对特斯拉的悲观态度,预言2025年该股可能崩跌50%。
在特斯拉成为华尔街和散户投资者最喜爱的股票之一之前,格伯是向该公司投入巨资的少数投资人之一。该项投入在2021年取得回报,当时特斯拉的股价创下历史新高,让格伯获利颇丰。
然而,自去年以来,格伯对特斯拉的态度明显出现了转向。他从马斯克的忠实信徒变成了直言不讳的批评者。
去年8月,格伯透露,由于担心特斯拉汽车的受欢迎程度下降,他已经抛售了约一半(价值6000万美元)的特斯拉持仓。去年9月,他还放言,若6个月内特斯拉业绩不改善就清仓该股。
在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后,格伯去年12月初表示,即使马斯克与总统的关系会带来任何积极影响,这种积极影响也微乎其微。
这些警告现在看来很有先见之明。在大选后最初的飙升之后,特斯拉股价2025年迄今已经下跌了近11%。
格伯认为,特斯拉的跌势恐将持续下去,并且有可能在2025年录得高达50%的跌幅。在最新采访中,格伯列出了他看衰特斯拉的四大理由。
格伯表示,马斯克计划于6月在德州奥斯汀推出自动驾驶出租车网络的目标过于雄心勃勃,看起來“几乎不可能实现”。
格伯还指出,核心问题在于特斯拉的自动驾驶平台没有使用其他无人驾驶系统(如Alphabet的Waymo)所依赖的激光雷达传感器,而是使用摄像头。他认为,使用激光雷达才能拥有一个足够安全的全自动驾驶系统,并称特斯拉“在自动驾驶出租车和自动驾驶方面远远落后”。
格伯指出,从经营特斯拉、SpaceX 和 xAI 等多家公司,到在 X 上发表大量推文,到牵头DOGE提高政府效率,再到成为11个孩子的父亲,可以肯定的说,马斯克一天的时间可能不够用。
格伯认为,这对特斯拉股东来说是个问题,尤其是考虑到马斯克最近几个月的唯一关注点似乎是人工智能。他指出,这对特斯拉的不利影响大于对xAI和其它所有业务的有利影响,并表示,“如果马斯克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全自动驾驶上,我会对特斯拉更有信心”。
格伯表示,尽管投资者对特斯拉炒作的重点主要集中于其自动驾驶和机器人方面的雄心,但汽车销售仍是其核心业务,可是这项业务的增长正在开始放缓。来自比亚迪的竞争,对特斯拉在美国以外的电动车业务构成真正的威胁。
他还指出,特斯拉面临的另一个威胁是马斯克与特朗普的密切关系。他指出,马斯克与特朗普的关系引起人们愤怒。虽然这种愤怒并不是针对特斯拉这家公司,而是马斯克,可是特斯拉成为人们发泄怒气的唯一方式。
特斯拉1月在欧洲市场的销量大幅下滑:在法国、德国和挪威的销量分别下滑了63%、60%和38%。一些人将马斯克过去几个月里一直公开干预欧洲政治引发不满列为特斯拉在该地区销量下滑的原因之一。
格伯指出,相对于其他汽车制造商和科技巨头,特斯拉的估值一直较高,但如果特斯拉的汽车销售持续放缓,这种溢价可能会大幅降低。
YCharts的数据显示,尽管特斯拉去年的利润仅为丰田的20%,但其市值高达1.1万亿美元,是丰田的近5倍。特斯拉预期市盈率为118倍,是“七巨头”股票中第二高的英伟达的三倍多,也高于其84倍的5年平均水平。
“因此,特斯拉的弱点在于,如果今年情况不顺利,该股可能会下跌50%。所以我们卖出特斯拉股票。我们仍然持有大量该股,我们卖掉它们,因为我们认为它被高估了。” 格伯表示。
乌克兰危机升级已三年。这场冲突剧烈冲击地区安全、经济、社会等诸多领域,同时深刻影响全球,阻碍世界经济复苏。
近来,特朗普政府与俄方展开对话,就结束冲突等达成共识。美俄单独互动引发乌克兰与欧洲多国不满。分析人士认为,目前各方利益分歧盘根错节,相互博弈仍在激化。
乌克兰危机升级三年,俄乌两国都付出沉重代价。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前所未有的制裁,导致欧洲能源短缺和多种大宗商品供应链不畅,成为近年来世界多个地区特别是欧洲国家高通胀的一个重要推手,严重影响各国民生。
三年来,在冲突延宕的背景下,一些欧洲国家民众失去对传统主流政党的信任,极右翼思潮在欧洲逐渐蔓延。德国《商报》认为,欧洲在这场冲突中遭遇了“战略上的失败”,影响力被削弱。
乌克兰危机的升级还影响全球多国的粮食安全。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是重要粮食出口国,俄罗斯还是重要化肥出口国。危机升级以来,供应链受阻,国际粮价高涨,部分国家粮食危机加剧,非洲、中东、南亚和拉美一些国家进口粮食的负担明显加重,粮食安全进一步受到威胁。
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周琪说,俄乌冲突不仅威胁到欧洲的稳定,还影响到全球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并将因此深刻影响未来的国际关系。
分析人士指出,凭借能源贸易与军火援助,美国实际上成为俄乌冲突的最大受益方。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欧对俄实施全方位制裁,导致原本依赖俄罗斯油气的欧洲国家能源供应受阻,而美国则利用“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等事件,不断削弱俄欧之间的能源合作,迫使欧洲高价购买美国天然气。美国目前已成为欧盟最大的液化天然气供应国。
克罗地亚政治分析家罗伯特·弗兰克指出,“俄乌冲突后,美国成功接管了欧洲天然气供应,并以远高于俄罗斯天然气的价格向欧洲销售,并希望长期控制这一市场。”
过去三年,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大量军事援助。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去年的一项研究说,美国对乌克兰的巨额军援助力美国国防制造业的振兴。美国《法律事务》网站去年7月发布调查报告称,美国绝大部分对乌军援并未直接流向乌克兰,而是留在美国国内补贴了至少31个州和71个城市的军工企业。乌克兰获得的大部分军援都是美国的老旧装备,美国军工企业将制造的新武器用于补充美军库存,并出售给北约盟国从中获利。
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专家安德烈·科尔图诺夫表示,俄乌冲突使美国国防工业顺势扩大了在欧洲军工市场的份额。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去年12月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指出,乌克兰如今已成为美西方军工复合体的“金矿”,他们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从中大赚特赚。
近来,美俄高层展开对话会晤,双方就结束冲突等达成共识,但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与乌方和欧洲盟友在乌克兰问题上矛盾加深。分析人士认为,鉴于美、俄、欧、乌利益诉求分歧明显,各方博弈仍将持续。
俄智库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认为,俄美两国在后续谈判中一定会坚持自身利益,未必能迅速达成共识。俄高等经济大学欧洲和国际综合研究中心副主任德米特里·苏斯洛夫表示,美国政府近来希望迅速推动对俄关系正常化,一定程度上说明美方只寻求实现冲突短期停火,而非如俄罗斯所愿彻底解决冲突的根源性问题。
乌克兰政策分析专家弗拉基米尔·沃利亚认为,实现停火与和平的前提是乌克兰获得可靠的安全保障,但目前美国提出的计划中并没有包含安全保障条款。此外,俄军目前占据战场优势,现在讨论停火为时尚早,俄方也不太可能立即就停火协议和安全保障问题与美西方达成一致。
爱沙尼亚安全问题专家赖讷·萨克斯同样对和平前景持谨慎态度。在他看来,单凭美俄之间的协议并不能完全决定乌克兰问题的走向。美方策略缺乏清晰规划,特朗普政府在处理相关问题时非常注重维护自身利益,这将使未来局势充满不确定性。“目前还没有真正的和平进程或明确的计划,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据央视报道,当地时间2月23日18时,德国新一届联邦议院(议会下院)选举投票正式结束,全国各地投票站关闭,随即进入人工计票阶段。
出口民调显示,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在选举中得票领先。
德国电视一台和德国电视二台发布预测显示,联盟党得票率为29%;选择党的得票率为19.5%,排在第二位;现任总理朔尔茨所在社民党得票率为16%,与选前民调趋势大致相符。
当地时间23日傍晚,数位在德国电视机前紧密刷数据期待结果的德国选民都对记者确认,“联盟党赢了,基民盟主席默茨要做新总理了。”
不过,根据大选前民调显示,️有45%选民担忧组阁失败,恐出现二战后首个少数党政府。
其原因在于,根据目前民调结果,如果联盟党同社民党组阁,其得票率为45%左右,并不能确保一定能建立拥有联邦议院多数席位的执政联盟,目前这一变数落在左翼小党莎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BSW)是否票数能超过5%上。
此外,此前联盟党方面曾反复作出三点表态,即不同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联盟、不同绿党联盟,同时寻求两党联盟,避免三党联盟。
组阁道路漫长。无论谁将成为德国下一任总理,其面临的主要挑战是重振德国经济引擎,同时还需应对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全球的政经格局变化。
意大利经济与财政部前首席经济学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欧洲研究所实践访问教授科多尼奥(Lorenzo Codogno)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如果选票支持,联盟党总理候选人默茨最有可能选择与该党立场最为接近的党派,除能源政策外,实际上绿党最符合条件。然而,在现任总理朔尔茨的领导下,社民党一直是一个可靠的主流温和派联盟党,可能为默茨提供更多稳定保障。”
科多尼奥称,虽然在德国这样习惯于政治妥协的体系中,三党联盟可能并不算坏结果,但对市场的友好度较低,同时也存在再次形成一个分裂的联合政府的风险,导致政府陷入瘫痪。
在德国政治历史上,其组阁的结合方式通常较为有迹可循,不是中右翼联盟党主导,就是中左翼社民党主导。但进入21世纪后,德国政坛局势也呈现碎片化发展,表现形式为边缘政党不断出现,且势力壮大,在今年则出现了极右翼德国选择党和从左翼党分裂出来的莎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
如前所述,此次是否能结成“黑红大联盟”(联盟党和社民党),其悬念也存在于莎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之上。
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终身讲座教授、全球研究中心主任辜学武则对记者解释道道,德国的选举制度使得大约10%的选票是“无效的”,因为有5%的门槛要求,即只有超过5%选票的政党才有资格进入议会,没有进入议会的党派的选票将会根据比例分配给已进入议会的党派。
根据德国最新出口民调显示,莎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得票率在4.7%左右,尚未超过5%,如最终该党投票率无法超过5%,则其选票会被按比例分配。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两个党派的选票加起来达到45%或46%,他们可以组成政府并执政。”辜学武对记者表示。
目前德国的人工计票尚未结束,最终结果存在悬念。若莎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最终投票率能达到5%,“黑红大联盟”恐无法达到半数,组阁将出现困局。
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的专家仍不看好再次出现“三党联盟”,理由是过去五年德国政府行政效率低下,德国民众对政府的内耗感到厌倦。
目前正在欧洲调研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巴黎索邦大学博士生导师赵永升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默茨所在的政党未能获得绝对多数,但进行联合组阁首先可以排除极右翼德国选择党。
他认为,虽然德国选择党势头越发强劲,同时,在欧洲一些较小国家的极右政党有可能掌握政权,但在像德国这样的(欧洲)大经济体中,至少在未来三至五年内,极右翼政党不太可能成为执政党。
尽管如此,赵永升表示,默茨已吸纳了一些极右的主张,尤其是在移民政策方面,这一议题也是选民普遍关注的问题。
科多尼奥也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政府联盟将可能是黑红联盟(联盟党与社民党)或者黑绿联盟(联盟党与绿党),当然也有可能出现黑绿红联盟。
组阁时,各方的利益难点又在何处?
赵永升对记者表示,德国政治体系强调的是联盟政府,通常单一党派独大并不常见。按照惯例,选举结果出炉后,党派间会进行详细谈判和分配,形成合适的联合执政形式,这次大选的重点将落在几个主要政党之间的合作与谈判,最终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分配部长职位。
“选举结果出来后,各党派将围绕部长职位展开进一步谈判。有的党派可能会提出要求,想要更多的部长职位,具体分配情况将依选举结果进行调整。虽然在德国多党制下,各党派联合执政几乎是必然的,但详细的部长分配仍然是一个需要谈判的细节问题。”赵永升称。
赵永升补充道:“朔尔茨政府在部长职位分配上曾有些失误,尤其是过于快速地推动环保和绿色政策,导致部分企业面临过大压力。因此,此次组阁,估计将更注重平衡各方利益,确保不会将关键职位过早交给过于激进的党派。”
赵永升认为,德国新政府面临的挑战主要集中在移民政策、经济增长、产业转型以及俄乌冲突等方面,这些问题将在未来几年内决定德国的政治走向与经济前景。
赵永升称,德国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当前萎靡不振的经济。“德国的经济仍然主要依赖传统制造业,特别是汽车和重型机械产业。然而,中美两国的竞争已经集中在人工智能领域。德法等欧洲国家都面临同样的经济转型压力。”他称,德国需要通过转型升级,摆脱依赖传统产业的困境,推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发展等新兴产业的崛起,这将是新政府的重要任务。
赵永升进一步表示,虽然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需要大量投入,但仅仅依靠投入是远远不够的,议会是否批准相关投资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因此,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特别是在通胀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下,如何实现经济复苏,成为德国政府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对于移民问题,赵永升表示,德国对移民的需求较大,因此,虽然德国政府在言辞上可能会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但在实际操作中,它不会像美国那样采取极端措施。
赵永升补充说,俄乌冲突也是德国未来的重要课题。“特朗普与德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截然不同。特朗普关注的是利益而非价值观,倾向于削减美国的国际支出。然而,俄乌冲突的问题最终将更多落在德国和法国的肩上,如何应对这一复杂局势,将是新政府面临的又一重大挑战。若美国逐步退出俄乌冲突,德国将需要承担更多责任。随着物资、人员和财力的紧张,德国经济本已承压,如何平衡这些需求,将是政府必须面对的一大挑战。”
科多尼奥认为,德国的政治体系和选民习惯于妥协和谈判,这并不意味着德国无法作出有效决策,因此换届后德国政治变化的影响可能并不大。他称:“移民政策可能会收紧,但如果是大联合政府,这一可能性会降低。无论是否取消债务刹车,军费支出都会增加。然而,气候变化政策存在风险。如果绿党未能入阁,气候变化政策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默茨拟议建设十座新的液化气电厂,这对绿党来说简直是‘毒药’。”
科多尼奥补充说,如果德国新政府未能解决德国困境的根本原因,极右翼德国选择党掌权的时机可能会在五年后到来。他称:“从经济角度来看,德国的表现不佳,国内存在不良情绪。此外,移民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例如频繁发生的恐怖袭击。因此,必须加强管理,即不侵犯难民的权利,但为德国公民提供足够的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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