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局 | 以伊冲突螺旋升级 “暴力循环”何时休？

此轮通胀抬高了美联储政策性利率中枢，抬高了国际金融市场资金名义价格成本。美联储能否永久性做到这一点，存在不确定性，这要看美联储能否长期中把通胀目标区间抬升，并控制在略高于2%的状态，挖掘出失业率下限下调的0.1个百分点和潜在产出增速上限提高的0.4个百分点。

从这一轮美国通胀和控通胀的进程来看，从2021年3月美国经济中PCE同比上涨2.7%，核心PCE同比2.2%，通胀突破目标值2%。美联储以供应链瓶颈等为由，同时财政政策顺通胀而加大力度，一直等到2022年3月才开启加息，此时美国经济中PCE同比上涨7.0%，核心PCE同比上涨5.6%。2022年3月PCE同比上涨7.0%仅次于2022年6月的同比上涨7.2%的峰值，而2022年3月核心PCE同比上涨5.6%是此轮通胀的峰值（图1）。

图1：美国经济通胀水平和联邦基金利率（FFER）

此轮美联储加息加在通胀的峰值，这在美联储的历史上是没有的；允许通胀超过2%12个月后才开始加息，这在美联储的历史上也是没有的。

美联储利率的计算公式为：政策性利率=中性利率+通胀率。关于这个公式本身并没有太多争议，争议最大的是“中性利率”（the Natural Rate of Interest），包括中性利率的定义及计算方法。美联储纽约分行网站提供了2种关于中性利率的定义和计算方法。也有学者直接从债券市场来估算中性利率，还有学者认为中性利率就是自然失业率状态下的利率。这里按照纽约联储的两种方法测算的结果，截至2024年2季度，依据LW模型两种测算方法的估计，美国经济中性利率均低于疫情前，但相对于次贷危机之后中性利率快速下降后的低点（2008-2013年）要高出60个BP左右。而依据HLW模型的估算，美国经济中性利率也低于疫情前，下降幅度达到了40-50个BP。

那么问题就出现了：中性利率下降，美联储要推高联邦基金利率，消除有效利率下限(ELB)的风险，美联储只能提升通胀水平。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美联储这一轮控通胀采取了与历史完全不同的方法，最大限度允许通胀“超调”。

我们可以从美联储2019年9月和2024年9月两次关于《经济预测摘要》中的数据做一个对比，观察美联储是怎么做的。

2019年9月，美联储预测美国长期潜在产出增速中值为1.9%，长期区间1.7%-2.1%。长期失业率中值4.2%，区间3.6%-4.5%。长期通胀PCE和核心PCE均为2.0%。联邦基金利率长期中值2.5%，长期区间为2.0%-3.3%。

2024年9月，美联储预测美国长期潜在产出增速中值为1.8%，长期区间1.7%-2.5%。长期失业率中值4.2%，区间3.5%-4.5%。长期通胀PCE和核心PCE均为2.0%。联邦基金利率长期中值2.9%，长期区间为2.4%-3.8%。

相比2019年9月，2024年9月的预测信息可以看出的差异包括：（1）经济潜在产出下调了0.1个百分点，但长期增速区间上限从2.1%提高到2.5%。（2）失业区间下限下调了0.1个百分点。（3）联邦基金利率长期中值提高了0.4个百分点，长期区间下限提高了0.4个百分点，上限提高了0.5个百分点。

上述信息揭示最大的问题是：在保持通胀目标2%不变、潜在产出中值下降0.1个百分点的情况下，美联储政策性利率中枢却提高0.4个百分点，提高幅度16%，而政策性利率下限和上限幅度分别提高了20%和15%。

美联储如何做到这一点？答案只能是靠通胀。2020年8月的货币政策新框架将绝对通胀目标2%修改为弹性平均通胀目标2%，不再采用绝对值，而且美联储偏好略高于2%的通胀要远甚于略低于2%的通胀。

这个改变是我们观察未来美联储货币政策取向的关键点。通胀略高一点没关系，但就业不能脱轨。法律赋予美联储两大基本任务中排在前面的是最大化促进就业，只要通胀压力明确缓和，收敛于2%趋势明确，货币政策就可能会向就业优先回归。

长期中美联储能做到这一点吗？存在不确定性。这要看美联储能否长期中把通胀目标区间抬升，并控制在略高于2%的状态，挖掘出失业率下限下调的0.1个百分点和潜在产出增速上限提高的0.4个百分点。

来源: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

从“三国杀”到“双龙会”

图：全球造船业市场份额变迁

图：2024年前三季度中国造船三大指标以载重吨计分别占全球总量比重。

从追赶到引领

图：新燃料分类

图：绿色船舶在新船订单中所占比例

乘势而上

图：中国、希腊、日本持有船队的规模

来源：“正解局”微信公众号

近期，德国政府及多家德国研究机构和媒体等都预计今年德国经济将连续第二年出现衰退。除了周期性因素外，从长期来看，德国经济的结构性挑战也是德国这一欧洲经济“火车头”熄火的重要原因。德国经济的疲弱也加大了欧元区经济面临的挑战。

德国经济持续疲弱

德国经济部日前宣布，将2024年德国经济增长预期从增长0.3%下调至-0.2%。这意味着德国经济可能继2023年萎缩0.3%后，连续第二年出现衰退。德国《南德意志报》此前已报道称，预计德国经济将连续第二年萎缩。德国《世界报》网站9月也曾报道，德国主要经济研究机构在秋季联合报告中均大幅下调德国今年经济预期至-0.1%，并预测今年平均失业率可能升至6%。

最新数据显示，德国9月综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初值连续第四个月下降，制造业PMI初值40.3，创近一年来新低。

德国慕尼黑经济研究所（Ifo）公布的9月商业景气指数已连续四个月下滑。经季节调整后的8月工业部门订单量环比下降5.8%，是自1月以来的最大降幅。其中，国内和国外订单量分别下滑10.9%和2.2%，汽车、化工和机械制造等关键行业均受到影响。观察人士认为，这是对德国工业发展状况的又一个警示信号。

德国工业界情绪也处于2020年6月以来的最低点。德新社报道称，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VDMA）首席经济学家拉尔夫·维歇斯认为，机械制造业的经营环境继续受各种危机的影响，且看不到有效解决这些危机的政治决心。《世界报》网站援引VDMA经济专家奥拉夫·沃特曼的观点指出，德国机械制造商的订单量尚未见底。

巴登-符腾堡州银行的专家延斯-奥利弗·尼克拉施指出，先行指标下滑，预测数据遭下调，坏消息接连不断。一切都感觉像经济衰退。

结构性难题亟待破解

二战后，德国只在2002年和2003年出现过连续两年的负增长。经济学家们认为，此次德国经济不仅仅是周期性下滑，而是陷入了结构性危机。结构性危机远比周期性下滑更难应付。

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罗伯特·哈贝克说：“除经济风险外，德国的结构性问题现在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他列举了人口结构变化、严重的技术劳动力短缺、积年累月的基础设施投资不足、繁琐的官僚程序等问题。

在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主席弗里德里希·默茨看来，大众汽车公司近来遭遇的困境是对德国联邦政府经济政策敲响的警钟。默茨说，大部分德国工业现在不再具有竞争力，包括汽车工业、化工业和机械制造。

Ifo景气部门负责人蒂莫·沃尔默斯霍伊泽也认为这是一场结构性危机。他指出了企业面临的挑战：气候目标、数字化、能源问题、人口结构变化以及与一些国家日益加剧的冲突都给现有的商业模式带来压力。因此，深刻调整生产结构变得势在必行。

制造业原本是德国的强项，但目前德国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明显下降，能源密集型产业尤为明显。据统计，能源困境加上外部竞争加剧，迫使德国制造业巨头削减成本，缩小经营规模。2023年7月至2024年7月，德国工业产出下降5.3%，制造业产品订单也以类似幅度减少。

鉴于德国的资本投资几乎没有增长，劳动人口甚至还将减少，生产率成为经济增长的一大关注点。德国“五贤人”委员会（即德国经济顾问委员会，由德国总统任命的5名经济专家组成）成员马丁·韦丁表示，德国“生产率增长”陷入停滞，本世纪初，德国的生产率还增长近1%，2010年增长0.6%，今年预计只增长0.3%。

德国在经济转型及寻找新经济增长点方面缺乏活力，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新能源车等行业发展步伐缓慢。劳动力市场改革曾帮助德国建立了一个灵活的就业市场，但目前德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技术工人更是不足。此外，前几年充当德国经济最重要推动力的出口引擎如今也运转不畅。世界贸易组织、慕尼黑经济研究所等机构都认为，今年全球贸易将实现增长，但德国无法从这一势头中获益。

欧洲经济受拖累

德国经济的表现打击了各界对德国经济前景的信心。为应对挑战，德国政府推出了“增长倡议”，旨在通过刺激投资、简化行政程序以及实施就业激励等来解决结构性弱点，到2025年重新激发经济增长动力。德国经济部预计，随着私人消费和投资活动的反弹以及国际对工业品需求的增加，德国经济将开始复苏，2025年预计增长1.1%，2026年增长1.6%。

“德国之声”网站注意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德国各届政府都承诺要减少官僚障碍，以促进投资，但这类承诺很少得到兑现。

不仅自身经济重振需要时间，曾经是欧洲经济“火车头”的德国甚至还会拖累欧元区经济增长。荷兰国际集团（ING）日前预测，欧元区四季度经济增长将停滞不前，温和复苏预计要到明年二季度才会出现，因此再次下调2025年的欧元区经济增长预期至0.6%，与2024年的增长预期相同。

目前市场普遍预计，欧洲央行会在10月会议上再次降息。一些经济学家还认为，欧洲央行将加快实施宽松政策，到2025年底将借贷成本降至不再制约经济的水平。

来源: 经济参考报

在10月14日大跌约2%后，15日油价一度暴跌逾5%，WTI原油期货一度跌破70美元/桶关口。

地缘冲突一度推动国际油价大涨，但这样的势头未能持续太久。

10月14日，欧佩克公布月报，预计2024年全球石油需求将增加193万桶/日，低于上个月预计的203万桶/日，调整后2024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预计约为1.041亿桶。欧佩克还将2025年全球需求增长预期从174万桶/日下调至164 桶/日，调整后2025年日均石油需求预计约为1.058亿桶。

相距不足24小时，10月15日，国际能源署（IEA）在最新月报中表示，目前供应仍在继续流入市场，如果未发生重大中断，新的一年市场将面临相当大规模的过剩。IEA将2024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下调至86万桶/日，之前预测为90万桶/日。IEA将2025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上调至100万桶/日，此前预测为95万桶/日。

除了需求阴霾，供应利空也接踵而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告诉美国政府，以方不打算打击伊朗的石油及核目标，而将打击伊朗军事设施。这暗示以色列将采取更有限的反击，以防止爆发全面冲突。

在多重利空冲击下，国际油价重挫，在10月14日大跌约2%后，15日油价一度暴跌逾5%，布伦特原油期货一度跌破74美元/桶关口，WTI原油期货一度跌破70美元/桶关口。

欧佩克三度下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

在石油需求增速再度下调背后，欧佩克解释道，这一修正“主要是由于收到的实际数据以及一些地区略低的预期”。

事实上，全球主要地区的需求都出现了疲软迹象。能源专家瞿新荣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从1960年以来的经验看，在美联储降息初期，美国经济增速会放缓，近期的就业等数据已经走弱，原油需求回落。在中国一揽子增量政策出台前，国内石油需求相对较弱，新能源汽车对石油需求造成了冲击，汽油和柴油需求也受到天然气重卡销售的影响，现在天然气的价格比柴油便宜。此外，欧洲经济增长疲软，德国经济处在衰退边缘。

金联创原油分析师奚佳蕊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欧佩克连续三个月下调需求增长预测，表明其对石油前景的悲观态度，一些地区的石油消费量低于预期，并且未来可能面临更加艰难的时期。今年以来，全球的经济恢复情况不太理想，加上能源转型的推进，影响了消费，主要石油消费国的需求正在放缓。

不过，即便经历了连续三个月的下调，欧佩克对全球石油需求的估计仍比华尔街的预期更乐观，欧佩克的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也几乎是IEA的两倍。

未来仍有一些积极因素可以期待，中国的刺激政策和美联储的降息都有望提供支撑。嘉盛集团资深分析师Razan Hilal对记者表示，中国正在寻求更积极的刺激措施，目标是实现5%左右的GDP增长目标，如果这些措施成功，可能会促使全球石油需求上调，尤其是在2024年第四季度和2025年。

供应中断风险暂时解除

自10月1日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导弹袭击后，以色列方面誓言必将予以报复，放话或将打击伊朗石油设施。好消息是，在多方斡旋下，以色列的态度有所软化，同意将对伊朗的报复限于军事目标，避免攻击伊朗的能源及核设施。

中东冲突下的原油供应中断风险有所缓解，但奚佳蕊提醒，未来供应层面仍存在一系列不确定性。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矛盾是否会扩大并影响到中东地区原油的生产与输出？欧佩克+是否进一步放松减产政策？没有完成减产任务的产油国是否会补足欠量？

瞿新荣也认为，未来供应方面的不确定性仍在，主要风险在于中东地缘冲突，尽管以色列表态不会攻击伊朗的石油和核设施，但美国大选之后以伊冲突仍可能有新的变数，还要进一步跟踪。俄乌冲突下西方对俄罗斯的投资退出，俄罗斯石油产量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在地缘冲突风险缓解之际，欧佩克是否按计划增加供应成了另一大阴霾。由于油价大跌，9月5日，欧佩克在官网宣布，八个国家同意将自愿减产计划延长两个月至2024年11月底，将从12月1日按新计划取消220万桶/日的自愿减产。但欧佩克补充道，参与国可以根据需要灵活地暂停或撤销这些产量调整决定。

欧佩克正面临两难，如果继续减产，可能会失去更多的市场份额；但如果不采取长期行动来应对全球过剩，油价将进一步走弱。

如果油价继续疲软，欧佩克会再度推迟恢复部分产量吗？这一问题仍存在悬念，欧佩克尚未决定。奚佳蕊分析称，由于长期的减产导致部分产油国丢失了市场份额，而且油价对于减产的利好已基本消化，因此在减产无法有效提振油价的前提下，为了挽回丢失的份额，欧佩克推迟增产的概率不大。

而在瞿新荣看来，欧佩克推迟增加产量是有可能的。尽管前段时间有消息称沙特放弃100美元/桶的目标价，但在美国和俄罗斯目前没有大幅增产的情况下，沙特还是有一定的控盘能力，短期内应该不会大幅增产。不过，沙特的表态也体现了从关注价格到关注市场份额的微妙转变，未来减产的力度可能会比之前弱一些。

油市迈向“供过于求”？

在油价大跌背后，油市供过于求的担忧正在升温。

IEA在月报中表示，以色列和伊朗之间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可能给该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带来危险，但在欧佩克+闲置产能接近纪录水平之际，美国产量的增长将在2025年初造成供应过剩。

欧佩克+减产协议的执行也一直是个大问题。由于伊拉克、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国未完全兑现减产承诺，欧佩克+提振油价的努力受到了影响。

欧佩克报告显示，伊拉克9月产量削减了15.5万桶/日至411.2万桶/日，接近目标400万桶/日，但仍然超出配额，而且未能弥补此前超出的产量；哈萨克斯坦9月石油产量增加了7.5万桶/日至154.5万桶/日，也未能兑现减产承诺；俄罗斯9月石油产量减少了2.8万桶/日，但仍维持在约900万桶/日，超过了配额。

Oil Price Information Service全球能源分析主管Tom Kloza表示，石油市场将在2025年进入动荡的一年，原油价格可能会跌得“非常低”。交易员不应该押注中东的供应中断，全球石油供应已经如此过剩，价格必然会下跌。

Kloza预计，2025年石油产量将超过世界实际需求，如果欧佩克+带着之前削减的部分产量重返市场，2025年的情况将更加糟糕。

奚佳蕊对记者分析称，随着供应的逐步增加，而需求却持续疲软，油市的基本面并不理想，并有进一步向供大于求的趋势演变。受此影响，原油价格或呈现阶梯式下行的态势。但在美联储降息及美国大选期间，油价或保持观望式震荡。此外，如果地缘紧张局势升级，则不排除短期内提振油价的可能性。

展望未来，瞿新荣认为，今年四季度到明年上半年油价可能会偏弱，但从大方向看，布伦特原油价格在70美元/桶下方深度下探的可能性不大。美联储降息、中国刺激政策等因素会支撑油价。策略方面，可以关注布伦特原油价格在65~70美元/桶底部买入的机会。

来源: 21经济网

自9月初以来，全球市场情绪明显改善。美国9月非农表现超预期，叠加中国央行放大招，全球经济的前景正变得更加明朗，中国和欧美股市一度携手大涨。

但进入10月，美国9月CPI全面超预期，油价近日反弹，市场的焦点正在转回通胀。高盛最新研报指出，随着投资者情绪出现了微妙变化，全球市场的核心叙事正在从“金发姑娘”经济转向 “再通胀”。

当地时间周一，高盛的Andrea Ferrario分析师团队发布报告称：

从9月初开始，市场的整体情绪变得更加乐观，我们的风险偏好指标在上周有了明显的积极变化，这是由对增长的看涨重新定价驱动的。9月份，货币政策因子PC2与全球增长因子PC1同步上升，反映了市场对“金发姑娘”经济环境的预期。

然而，从10月初开始，PC2已经下降，定价更接近于“再通胀”环境。我们预计市场将在今年年底前在“金发姑娘”和“再通胀”两种经济环境之间持续波动。

高盛认为，“再通胀”环境下，市场可能会更偏好那些能从经济复苏和通胀上升中受益的资产。高盛对未来一年风险资产的回报持乐观态度，将未来三个月的股票和信贷评级从中性调整为超配。

增长预期成为资产上涨的更大动力

经济增长的重新定价还直观的反应在市场走势上，高盛报告指出，过去几个月全球市场对宏观数据的反应发生了显著变化：

今年上半年，经济的“坏消息”被市场解读为美联储降息的“好消息”，但到了夏天，市场对“坏消息”的反应变得更加真实和直接，“坏消息”依旧是“坏消息”。

最近，“好消息”对增长定价来说是“好消息”，但对政策定价来说则不那么明显，因为投资者预期经济衰退风险降低，并且对通胀重新加速有所担忧。

实际上，市场已经显著降低了美联储快速降息的可能性，降息速度预期正在与全球其他央行趋于一致。

当下，高盛认为，增长预期已成为跨资产回报的更重要驱动因素。

“再通胀”环境下，高盛更看好股票和信贷

高盛报告指出，随着核心叙事从“金发姑娘”经济转向 “再通胀”，不同资产类别的表现力也发生了变化。

具体而言，在“金发姑娘”环境下，市场通常偏好稳定增长和低风险的资产，而在“再通胀”环境下，市场可能会更偏好那些能从经济复苏和通胀上升中受益的资产。

以近两个月的全球资产表现为例，高盛报告指出：

9月，欧洲和日本的周期性股票相对于防御性股票出现了更明显的上涨，但美国周期性股票相对于防御性股票在本月的上涨更为强劲。9月下半月，受中国影响的资产，如中国股票和铜，在标准差回报方面表现最强。广泛的股票指数和信用利差也表现出相对强劲的回报。

然而，自10月初以来，由通胀盈亏平衡和石油引领的顺周期重新定价——我们的利率团队认为，长期美国通胀多头可能对抗关税风险的潜在对冲工具。美元也对周期性和“安全避风港”货币都有所走强。

 高盛对未来一年风险资产的回报持乐观态度，将未来三个月的股票和信贷评级从中性调整为超配。同时，由于潜在的市场波动性，高盛认为应该选择性地进行对冲。

尽管目前处于经济周期的后期，这通常意味着增长可能放缓，但高盛相信股票市场仍有潜力通过公司盈利的增长、估值的提升以及一些结构性的增长机会来获得良好的投资回报。相比之下，信贷资产的回报可能相对有限。

来源: 华尔街见闻

货币国际化是一个由世界经济格局、历史窗口、眼光和抉择、权衡和取舍共同作用的一国经济地位外部显化过程。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走向强国进程中的重要一环。人民币作为一种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创造性地发展出了离岸模式的本币国际化路径，占据了全球储备货币的重要地位，这在人类货币体系的漫长演进历史中极为罕见。

人民币于2016年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篮子，成为继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后的第五个成员，这也是SDR创建以来首次纳入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也是唯一一种没有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而获得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币种。人民币独特的国际化路径和地位引发了世界广泛的热议和思考。

塞缪尔森说经济学中很多想法要么太显而易见，要么就不符合事实。我们的研究始于观察分析那些既统一又矛盾的经济现象。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弗拉明和罗伯特·蒙代尔于20世纪60年代分别提出经典的“三元悖论”。2013年，经济学家Hélène Rey质疑了“三元悖论”的有效性，认为在全球金融周期背景下，只有通过宏观审慎政策直接或间接管理资本账户，独立的货币政策才有可能，这相当于给“三元悖论”附加了一个额外条件。这当中隐含的问题是，本币国际化是否必然以资本账户的完全开放为前提？管控跨境资本流动是否必然会影响国际货币的储备地位？事实上，最经典的经济理论也常常充斥着矛盾，运用其解释中国问题时，更需要加倍小心。

香港地区是国际金融中心，内地借助香港离岸市场，通过打造一个强大的人民币离岸中心，有控制地、稳慎地推动人民币跨境使用，同时不断地扩大在岸资本项目的可兑换程度，并将风险隔离在在岸市场之外，这种离岸模式的本币国际化路径，创新且独特，成为人民币国际化路径的最优选择之一。与此同时，通过对在岸和离岸市场的管理和调适，利用丰富的“互联互通”工具，中国可以实现对短期目标和长期战略的协调控制，这就解释了为何上述互不兼容的经济目标可以同时实现，这个独特的政策实践不妨称为“超越不可能三角”。

人民币具有世界上特殊的“一种货币，两个市场”的结构。人民币（RMB）在岸市场使用货币符号CNY，离岸市场使用货币符号CNH，两个市场运行着两套规则不同的货币系统，形成了两个不同形态的资本和金融市场，成为世界上结构最复杂的货币综合体。

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开启和运用是一个相当自然的过程。离岸人民币的使用首先从经常账户下的贸易结算开始，随着中国贸易份额的持续扩大，逐渐延展到资本项目下的使用。这一自然而然的过程还在于，当人民币成为主要的贸易计价和结算货币以后，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本币头寸，由此产生相关的金融安排，人民币离岸市场便由此开始。

人民币国际化离岸发展模式为什么可行，且行之有效？有三个支柱至关重要：其一，中国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香港地区“一国两制”的政治架构，这是人民币离岸市场得以建立和发展，并在中国在岸市场尚未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情况下，稳健迅速推动人民币跨境使用，并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制度基础和根本前提。其二，中国在岸市场和离岸市场有着顺畅和密切的沟通机制，使得人民币综合体的价格联动关系虽然处在“三元悖论”框架下“非角点解”的不稳定系统中，但仍然可以实现审慎的监管和精准的调适。其三，中国经济有很强的韧性，在岸市场有很强的调控能力，这释放了离岸市场运用各类创新机制和金融工具的时间和空间，得以有效防范离岸市场有时表现出的剧烈波动对在岸市场的影响冲击。上述三个支柱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的“定海神针”。

当世界进入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后，国际货币格局的“中心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中国经济的韧性决定了货币政策的较大空间，但香港实行货币局下的联系汇率制度，受美联储的政策影响较大。当中美出现利率倒挂时，会对两个市场的沟通、协调和调适提出更高的要求，这考验信心和定力，考验社会普遍共识的形成，尤其是在关键时刻你是否相信市场经济？你相信到什么程度？

国际货币体系仍在博弈中滚滚向前，地缘政治冲突加速了这一进程，人民币在国际舞台中的作用更为重要。与此同时，科技力量也在推动金融变革，区块链和数字货币也逐渐进入公众的视野，香港地区更是在区块链技术的实践中敢为人先。我们坚定地认为人民币会在未来的国际货币格局中占据更大份额，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来源: 证券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