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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香港法律体系和监管框架相对健全,但港股市场仍然存在一些特定的风险和挑战,如港币与美元挂钩,外地投资者可能会面临汇率波动;中国内地的政策变化和经济状况对港股的影响等。
投资港股费用结构与税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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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历经15个月,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哈马斯终于达成了停火协议。②特朗普称若非其胜选,停火协议不会出现,并强调其政府将寻求和平。
历经15个月,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哈马斯终于达成了一项“可能持久”的停火协议。但没过多久,华盛顿就爆发了一场抢功的“口水战”。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周三表示,如果不是他在去年11月的美国大选中击败了副总统哈里斯,就不会有如今的停火协议。
他在其社交媒体Truth Social上发帖称,“这项历史性的停火协议只有在我们11月取得历史性胜利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因为它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信号,即我的政府将寻求和平,并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以确保所有美国人和我们盟友的安全。”
“我们甚至在白宫之外就取得了如此多的成就。”他补充道。
面对特朗普的说辞,拜登回应道,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停火协议是以他去年五月提出的框架为基础的。随后在有记者问道:“历史书”会把此次功劳归功于现任总统还是特朗普时,他回答称:“这是个玩笑吗?”
不过,也难怪外界会有此疑问,此次停火协议达成的时机很是微妙,说不清到底是拜登总统还是特朗普的功劳。
有分析指出,拜登说的也没错,框架确实是他去年5月提出的,但问题是:为什么是现在?就在拜登即将把权力移交给特朗普的时候,一项八个月来一直未能达成的协议突然达成,这仅仅是巧合吗?
一些业内人士认为,特朗普曾威胁称,如果哈马斯不在他下周一宣誓就职之前释放人质,他们将“付出惨痛代价”,这可能有助于迫使哈马斯谈判人员做出让步。也刚好,协议的第一阶段将于1月19日(特朗普就职仪式的前一天)开始实施,哈马斯将释放33名被扣押人员,以交换以色列释放巴勒斯坦被扣押人员。
还有媒体报道称,特朗普的中东特使史蒂夫·维特科夫在上周末的面对面会谈中加大了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压力,迫使其同意达成协议。
在上述帖文中,特朗普还表示,维特科夫与拜登总统的谈判代表密切合作,就这项协议达成了结论。他还称,维特科夫和他即将上任的国家安全团队“将继续与以色列和我们的盟友密切合作,确保加沙再也不会成为恐怖分子的避风港。”
“我们将继续在整个地区通过力量促进和平,我们将在这次停火的势头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历史性的《亚伯拉罕协议》。这仅仅是美国乃至全世界伟大事业的开始!”他补充道。
2020年9月15日,以色列和阿联酋、巴林在美国白宫签署了一项被称为改变中东格局的历史性和平协议——《亚伯拉罕协议》。特朗普还在去年9月份表示,他可以说服伊朗加入《亚伯拉罕协议》。
宏观策略师指出,2025年最大的特征之一是美元兑其他法定货币达到峰值,这将是一个大趋势的开始。
随着美元在2025年开始站稳脚跟,在债务不断增加和全球资本流动不断变化的背景下,这种强势能持续多久的问题仍然存在。
有弹性的经济指标和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提振了美元,但Crescat Capital的宏观策略师Tavi Costa警告称,这种主导地位可能很快就会动摇。
Costa在接受采访时解释了为什么他认为今年是美元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并强调了这对黄金、白银和全球市场的影响。
近年来,美元走强一直是全球市场的一个显著特征,受到资本稳步流入美国资产的支撑。然而,Costa认为,在不可持续的财政政策的推动下,结构性转变即将到来。
“2025年最大的特征之一是美元兑其他法定货币达到峰值,”Costa说。“不仅对有形资产,而且对其他法定货币。这将在2025年第一季度或第二季度发生。这将是一个大趋势的开始,它将推动西方以外的其他市场达到我们很长时间没有见过的程度。”
Costa表示,历史上的美元周期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他以10年滚动变化为例,强调了长期周期是如何在美元升值和贬值之间交替进行的。
美元走强带来了复杂的后果。虽然它帮助抑制了进口价格,但它也降低了美国出口商和跨国公司的商品和服务的竞争力,给它们带来了压力。此外,Costa认为,美国积极的财政扩张正在制造可能加速逆转的脆弱性。
“美国股市的估值比1929年大萧条前还要高。为什么人们认为这里有更多的价值?如果我们在2025年初看到大的冲击,我一点也不会感到惊讶。我真的很担心风险,这将导致美元贬值。这将是未来几年宏观经济的下一个篇章。”
对投资者来说,美元可能见顶为黄金和白银等有形资产提供了机会。Costa强调,黄金的表现可以对冲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和货币贬值。他表示:“随着各国央行继续增加购买量,黄金的吸引力只会越来越大。”他指的是近期各国央行对黄金需求的激增。
与此同时,他认为白银是一个被低估的机会。“黄金与白银的比率为83比84。当黄金出现真正的牛市时,我们往往不会看到这些东西持续下去。银有货币和工业金属的双重作用。看到历史价格的可能性很大。我忍不住要专注于持有与白银相关的资产。”
Costa还提请注意全球市场,随着资本流动从美国股票转向日本、印度和南美市场,机会可能会出现。
通胀和利率仍然是这个等式中的关键变量。尽管在将通胀从2022年的高点降下来方面取得了进展,但Costa警告说,结构性问题,如去全球化和大宗商品生产投资不足,可能会使通胀居高不下。
不过,他确实认为美联储将大幅降息。“他们将被迫降息。如果市场出现任何形式的冲击,他们将借此机会进一步降息。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我们可能会看到美联储大幅降低利率。”
德国联邦统计局15日发布数据显示,2024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经价格调整后比上年实际下降0.2%,2003年以来首次连续两年负增长。分析人士指出,德国经济正面临周期性与结构性问题,加之美国新一届政府贸易政策和即将到来的德国大选带来的不确定性,预计2025年德国经济增长面临较大压力。
德国工业产值长期占经济增加值约四分之一。然而,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德国不含建筑业的工业产出继续萎缩3%,其中机械设备和汽车工业产出降幅尤为明显。相比之下,服务业总体保持增长,引发对德国“去工业化”的担忧。
荷兰国际集团宏观研究主管卡斯滕·布热斯基指出,当前德国工业产值仍比与新冠疫情前低约10%。
2024年,德国拉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的出口、投资和消费均受挫。德国联邦统计局在声明中说,受电气设备、机械设备和汽车出口下降影响,德国出口比上年下滑0.8%,而进口小幅增长0.2%;固定资产投资下降2.8%,其中机械及其他设备投资降幅达5.5%;被视为经济复苏重要驱动力的私人消费增幅仅0.3%。
德国市场研究机构捷孚凯发布报告指出,自2024年中期以来,德国消费者信心陷入停滞,消费环境持续低迷。报告说,由于食品和能源价格高涨,企业裁员潮加剧消费者不确定感,储蓄倾向居高不下。
在劳动力市场方面,2024年德国就业人数创下新高,达到4610万。然而,德国联邦劳工局警告说,经济疲软已开始对劳动力市场产生负面影响,2024年失业人数增至278.7万人,年均失业率上升0.3个百分点至6%。
舆论分析认为,疫情和俄乌冲突暴露出德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的结构性问题,依赖廉价能源和易获取的出口市场优势已难以为继。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德国亟需通过结构性改革寻找新增长动力,以摆脱停滞困境。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德经贸研究中心主任史世伟告诉新华社记者,投资不足是拖累德国经济重要原因,公共投资长期短缺导致基础设施老化、数字化发展滞后,严重削弱私人投资意愿;同时,在人口老龄化和能源转型等挑战下,企业还面临成本高企、技术工人短缺等问题,经济政策摇摆不定进一步加剧企业经营规划不确定性。此外,地缘政治紧张、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国际竞争加剧也对德国出口造成冲击。
德国慕尼黑经济研究所发布的商业景气指数显示,由于在德企业对经济前景持悲观态度,2024年12月该指数降至4年半以来最低水平。低迷营商环境伴随企业破产数量激增。德国信用报告机构“信贷改革”公司数据显示,2024年德国企业破产数量比上年增加近25%至2.24万家,为2015年以来新高,预计2025年企业破产数量将进一步增加。
史世伟认为,德国政府需推进结构性改革以扭转经济颓势,改善企业经营和投资环境,为创业创新“松绑”,允许困难时期更多举债,并确保扩大的政府债务用于公共投资。
德国“债务刹车”机制要求,联邦政府每年结构性新增债务不得超过GDP的0.35%,一定程度限制了政府公共投资能力。布热斯基指出,德国公共和私人投资缺口高达6000亿欧元,相当于GDP的15%。未来十年,如果每年没有占GDP1.5%以上的额外财政刺激,德国经济可能长期停滞不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去年10月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德国2025年经济增长预期从1.3%下调至0.8%。德国主要经济研究机构普遍认为,2025年德国经济将在零增长至增长0.4%之间。
德国央行最新报告指出,德国经济下行和通胀上行风险占主导地位,可能陷入“滞胀”局面。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干扰供应链,进口成本上涨加剧通胀压力,而美国新一届政府可能实施的贸易限制政策和德国大选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也为经济前景蒙上阴影。
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此前宣称,将对包括德国在内国家的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分析认为,美国作为德国商品在欧盟以外最大出口市场,其限制性贸易政策对德打击将尤为严重,或令德出口尤其是汽车行业雪上加霜。德国慕尼黑经济研究所所长克莱门斯·菲斯特指出,特朗普提高进口关税,大幅限制国际贸易,预计将使德对美出口下降约15%。
德国央行模型预测显示,关税等美国因素将是干扰德国经济复苏最大变量。数据显示,2024年前11个月,德国对美贸易顺差已达创纪录的650亿欧元,超过2023年全年总额。德国《商报》分析认为,这一巨额顺差可能促使美国对德采取更严厉惩罚性关税措施。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跨大西洋专家凯瑟琳·阿什布鲁克表示,预计特朗普上任后,将迅速采取关税措施破坏全球供应链,并通过减税促使“在美经营的德国企业转变为美国企业”,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大压力。
此外,德国即将在2月提前举行的大选也为经济政策走向增添不确定性。有望执政的党派在税收和债务改革等领域分歧明显,可能加剧投资者对德国经济前景担忧。
北京时间周四午后,亚洲市值最高上市公司台积电(TSMC、2330.TW)发布超越市场预期的四季报,在AI芯片需求激增的背景下,公司四季度净利激增57%。
台积电刚刚公布的财报显示,去年四季度的合并营收达到8684亿新台币,税收净利润为3746亿新台币,每股盈余为14.45新台币,折合每股ADR 2.24美元,均续创历史新高。营收和净利润的同比增速分别为38.8%和57%。
对于这份财报,分析师之前给出的一致预期为营收8500亿新台币,净利3666亿新台币,结果是均被轻松超过。
结合公司上周公布的12月营收数据,台积电2024年营收总额达到2.89万亿新台币,也是公司上市30年来的新高。
随着先进制程的产能提升,台积电Q4毛利率攀升至59%,营业利润率达到49%,均达到或超过此前的公司指引。
台积电披露,去年四季度3nm制程工艺贡献的利润占比升至26%,加上5nm制程总共提供60%的营收。
作为“AI盛世”的印证,Q4台积电的HPC(高性能运算)业务贡献了公司53%的营收,环比增速达到19%,智能手机业务也取得17%的环比增长。
在整个2024年,HPC业务占到台积电营收的51%,同比增速达到58%。
下午举行的法说会上,台积电也披露2025年一季度的营收指引为250-258亿美元,毛利率指引为57-59%,营业利润率指引为46.5%-48.5%。在2025年营收增长24-26%的基础上,未来5年复合增长率能达到20%。
公司也披露,2024年的实际资本支出为297.6美元,稍稍低于300亿美元的预估。但2025年将挑战把资本支持提高至380-420亿美元,这也将会是历史新高。
对于外界传言的“CoWoS砍单”,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家直言“谣言多”,公司将继续扩产来满足客户需求。
财报发布后,在台证所交易的台积电股票(2330)拉涨超3%,迫近历史高位。更加夸张的是,台积电的美国存托凭证,在美股夜盘市场被炒高超6%。台积电的财报,也带动英伟达等美股半导体公司夜盘走高。
据悉,台积电ADR与台股的转换比例为1:5。按照219美元的最新价格计算,相当于7212新台币,而台积电台股的价格为1105新台币。美股相对台股的溢价已经达到30%。
台积电的美股溢价,核心原因是外资要买台股并不容易,而要将台股转换为美股更是困难重重。台积电在芯片制造领域的龙头地位,也吸引全球投资者热烈炒作,进一步推高估值。
对于一般的股票而言,高额溢价会吸引对冲基金做空美股、做多台股,通过溢价收敛来获利。但问题在于,即便台积电的美股存在较大溢价,机构投资者也不太敢下注做空人工智能热潮的宠儿。
昨夜,随着最后一份完全属于拜登任期内的月度CPI报告出炉,人们或许已经可以对拜登四年任期里美国通胀变化,作出一番总结了……
正如同共和党人在去年大选期间,喜欢把各种生活物资价格飞涨的、导致美国民众生活开销负担大幅加重的现象,统统讽刺为“Bidenflation”(拜登通胀)一样,通胀确确实实也成为了拜登四年总统任期内一个最大的意外祸根。
2021年,通货膨胀毫无征兆地袭来,2022年年中更是达到了逾9%的40年来最高水平。而2024年,通胀毫无疑问也成为导致副总统哈里斯在总统大选中失利的原因之一。
虽然美国经济在高通胀中的表现要好于许多经济学家的预期——美联储的连续大幅加息帮助通胀在2022年至2024年间迅速下降,同时并没有出现大规模货币紧缩经常导致的经济衰退。随着拜登卸任,美国经济似乎已实现了“软着陆”,即经济增长和就业保持稳定,通胀则有所降温。
但许多美国人仍然抱怨称,生活必需品价格高得令人难以负担,而且还在持续上涨,同时对他们的购买力造成了持久的损害。
那么,美国民众们的感受是真实的吗?眼下,人们也许已经可以用官方数字来解答这个问题……
根据截止2024年12月的官方数据,美国CPI在过去四年时间累计攀升了约21.2%。而作为对比,在此期间家庭收入增长了19.4%。
因此,在拜登担任总统期间,美国普通家庭确实没能跑赢通胀:物价上涨幅度超过收入上涨幅度,这意味着典型的薪水在年底所能购买的东西往往比年初要少。
从购买力来看,通货膨胀将拜登的总统任期分为了两个阶段,一个是崩溃阶段,另一个是修复阶段。
如上图所示,从2021年4月到2023年5月,美国家庭的实际收入为负增长,这意味着收入增长低于通胀率。实际收入增长直到2023年6月才转为正值,并一直保持这种状态至今。
但对于拜登和他的民主党同僚来说,这一修复过程还是来得太晚了。2024年大选的计票结果和相关民调清楚地表明,选民们依然感觉到通货膨胀的打击,并将责任归咎于拜登,进而归咎于哈里斯。
选民们更信任特朗普在通胀问题上的表现——由于两人任期相连,数据也确实支持着他们的这一观点,并能提供直观对比。
在特朗普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家庭收入增长幅度其实要低于拜登任期,但通胀率相比则要低得更多,因此普通家庭的实际收入增长是极为明显的。
在特朗普的四年任期内,通胀率上升了7.9%,而收入增长了15.4%。选民们可能不喜欢特朗普在2020年对新冠疫情的处理,这是他们四年前用拜登取代特朗普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至少,特朗普1.0时代的通胀率是温和的。
有业内人士统计了在拜登担任总统期间,美国26个主要大类的通胀情况,这些类别涵盖了人们花钱购买的大多数东西。最终的结果显示,其中12个类别的价格涨幅超过了收入涨幅——包括了住房、交通和食品领域,这是美国典型家庭花费最多的三个地方。
而在特朗普的四年里,这26类领域中每一类的物价涨幅都没有超过收入涨幅。
从某种程度上说,拜登其实也是挺“倒霉”的:他的四年任期就是一部与通胀的“抗争史”。
造成“拜登通胀”的因素有很多,包括新冠疫情时期供应链中断造成的短缺、新冠疫情期间和之后美国民众消费模式的巨大转变、2020年和2021年政府的巨额刺激政策以及2022年俄乌冲突带来的全球供应链变化。
拜登唯一能控制的是2021年针对疫情的“美国援助计划”,但这其实也只占国会在2020年和2021年颁布的所有刺激措施的三分之一。当拜登试图向美国人保证他正在解决通胀问题时,一连串的冲击随即接踵而至。
2022年初俄乌冲突爆发,食品通胀率一路接近两位数,油价的飙升也将美国汽油价格推高至每加仑5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由于燃料是生产和运输的必需品,能源成本的飙升又进一步推高了食品和其他商品的价格。
美国人不仅开车所需的汽油越来越贵,买车也越来越贵。2022年,新车零部件的严重短缺导致新车价格上涨了10%,二手车价格上涨了13%。2022年1月,二手车涨幅同比一度达到了惊人的41%。
多年来,全美范围内其实就一直存在着住房短缺问题,这主要是由于国家和地方法规,导致很难在人们希望居住的地区建造房屋。这又与新冠时代的木材和建筑材料短缺相叠加,导致住房成本在2022年上涨 7.2%,2023年上涨了6.4%,2024 年上涨了4.4%。同期房租也有着类似幅度的上涨。
随后,由于汽车价格上涨、维修成本增加以及更多自然灾害毁坏车辆,车险费也随之飙升。2023年,汽车保险费用上涨了 17.4%,2024年又上涨了17.8%。
事实上,在2021年-2022年很长时间里迟迟不肯加息、将通胀归因于暂时性因素的美联储,身上的锅也不小。但选民们选不了美联储主席,更多还是会将物价上涨的责任完全归咎于拜登,原因很简单,因为当物价开始上扬时,拜登是坐镇白宫的美国总统。
如果说,高通胀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拜登和民主党的支持率,帮助特朗普去年11月赢得了总统宝座的话。那么,即将再度入主白宫的特朗普,眼下也不应该感到任何自满。
未来很有可能被证实的一个情况是:特朗普的第一个总统任期(2016年-2020年),已经是美国过去三十多年低通胀时代(1990年至2020年)的最后一个总统任期。
新的页岩压裂技术推动了能源繁荣,钻井商们以牺牲利润为代价争夺市场份额,令特朗普在第一任期从中受益匪浅。这使得汽油价格持续走低,但却也导致了2020年的行业大屠杀,能源公司曾誓言不再重蹈覆辙。
而随着特朗普和其他政府高官避开廉价的外国产品,并试图重建曾经引以为豪的国内产业,贸易壁垒正在增加,这只会推高物价。
天量的美国国债规模也可能导致联邦政府不得不减少福利,增加税收。而愈发恶劣的气候变化似乎肯定会导致灾害加剧,使保险和其他生活费用更加昂贵。
拜登的经历或许可以为未来的总统们敲响警钟,尤其是对于即将上任的特朗普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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