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航运市场新动向：中国调整粮食进口策略

Thomas

大宗商品

经济

摘要:

自2024年起，中国粮食进口量出现明显下降，而墨西哥则成为当年全球最大的粮食进口国。预计2025年，中国粮食进口量将继续保持下降趋势，表明中国在粮食自给自足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中国调整粮食进口策略正在引发全球市场的广泛关注。随着国内粮食生产能力和自给率的不断提升，中国正在逐步减少粮食进口。这一变化不仅重塑全球粮食贸易格局，还对航运市场特定航线的巴拿马型船（Panamax）运价产生了显著影响。

中国粮食进口动态变化

过去几年，中国粮食进口经历了一段快速增长期。然而，自2024年起，中国粮食进口量出现明显下降，而墨西哥则成为当年全球最大的粮食进口国。预计2025年，中国粮食进口量将继续保持下降趋势，表明中国在粮食自给自足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同时，中国作为全球重要的粮食生产国和出口国，其粮食生产和供应的稳定性也在不断提升，国内粮食生产持续向好。

2020年后，中国粮食进口量的快速增长曾受到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等因素的影响。然而，随着国内粮食市场的供需变化和战略调整，中国逐步转向以国内生产为主的发展模式。2024年，巴西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玉米进口来源国，但中国玉米进口量已大幅下降。

这一转变的背后是中国粮食生产的持续增长。2023-2024年度，中国玉米产量增加了1200万吨，形成饲料用粮盈余，进一步降低了对进口的需求。美国农业部预计，2024-2025年度，中国玉米进口量将降至1000万吨，较此前预测减少近25%。作为全球第二大小麦进口国，中国因国内供应充足，2024年小麦进口量同比下降7%。从目前看，今年3月未有新的粮食订单，且4月前也没有新的货船装运计划。因此，美国农业部将2024-2025年度中国小麦进口预测下调了近25%。

对全球航运市场的影响

中国粮食进口策略的调整不仅影响了粮食贸易格局，也对全球航运市场产生了连锁反应。随着进口量的减少和国内产量的增加，将抑制巴拿马型船的吨海里需求。据航运咨询机构德路里（Drewry）统计，巴拿马型船承担了中国近75%的粮食贸易运输。随着巴西和澳大利亚等出口国之间的竞争加剧，该船型运价面临进一步下行压力。

2025年以来，反映巴拿马型船的波罗的海运价指数持续走低。与去年同期相比，截至当前的周运价平均下降了40%。特别是澳大利亚—中国粮食航线的运价自2024年下半年以来一直处于下行趋势，反映出两国粮食贸易的减少。尽管第一季度运价通常因季节性因素而下降，但2025年1月的运价同比降幅仍接近50%。如果中国进口量继续下降且国内产量持续增长，预计巴拿马型船运价在短期内难以恢复到2024年3月的水平。

来源：Drewry，编译：中国远洋海运e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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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n

大宗商品

经济

在世界第一大产油国美国，特朗普总统发出的增产原油号令似乎失效。虽然高喊“钻吧,宝贝,钻吧"(Drill, Baby, Drill)的口号，呼吁降低油价，但美国石油产业的动作却显得迟缓。原油期货处于2个半月以来的低点区域。

“要释放美国的能源”，特朗普总统在就任当天的1月20日签署了关于能源政策的总统令，敦促开发石油和天然气。特朗普倡导美国的“能源主导地位”。在竞选期间，主张大幅降低国内的能源价格。

但是，美国能源巨头对于增产表现出谨慎态度。雪佛龙计划将2025年的设备投资比上年减少20亿美元。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解释称，今年将保持“相对稳定的生产”。从1月底开始接连发布的各公司财报联袂强调了资本纪律和股东回报。

特朗普原油增产号令失效？_1

日本能源和金属矿物资源机构(JOGMEC)的首席经济学家野神隆之表示，“企业最重视的不是产量，而是收益。如果无法在一定程度上预见油价上涨，就不得不对开发保持谨慎”。同时还指出，由于无法预测现政府接连不断的政策，很容易陷入疑神疑鬼的状态。

在油价疲软的今天，“降价”和“增产”是难以兼顾的要求。WTI(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原油期货价格2月26日一度跌至每桶68美元左右，创出了去年12月以来的新低。对中国经济放缓和美国引发的关税大战导致的需求放缓具有强烈的警惕。

美国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去年实施的调查显示，对于管辖内的石油企业来说，新油井开采的损益平衡点按WTI计算为每桶59-70美元。在目前70美元左右的行情下，即使不出现亏损，也很难找到大胆的增产投资的合理性。

特朗普原油增产号令失效？_2

认为增产不会加速的观点出现是很自然的。美国能源信息署（EIA）在2月份的短期能源展望中预测称，美国2025年的原油产量为每日1359万桶，2026年1373万桶。虽然将不断增长，但预计2026年的增长仅为14万桶，增长率将下降到1%。

如果美国国内增产的口号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那么通过关税使进口原油处于不利地位的方案又如何呢？特朗普表示将对加拿大产能源加征10%的关税。如果启动关税，为了替代加拿大产，美国的原油产量可能会增加。但是，对此持怀疑态度的人很多。这是因为原油的性质不同。

美国高盛集团在2月21日的报告中分析称，“10%的关税并不会显著推动美国的生产”。美国的炼油厂需要加拿大具有优势的重质油。美国产主要是轻质油。即使增产，也无法生产出同样的石油产品。这就是美国在成为最大的产油国后，仍持续从加拿大进口原油的原因。

为了降低油价，还有向美国以外的产油国施压，要求大幅增产的方法。特朗普1月表示“将要求沙特阿拉伯和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压低油价”。但是，包括未加入的俄罗斯在内的“欧佩克+”在随后的会议上决定维持现行的生产方针不变。

今后具有通过分阶段增产来迎合特朗普的空间。但是，沙特等传统产油国不愿容忍直接导致税收减少的油价急剧下降。

沙特正在与美国进行复杂的交易。在提出对美国进行巨额投资的同时，在俄乌冲突的停战谈判中为美俄高级别会谈提供了场所。对特朗普来说，沙特的利用价值正在提高，在原油增产方面很难形成单方面让步的局面。

能源巨头和中东产油国将为了长期稳定的回报而调节生产。其时间轴与以4年为周期来回摆动的美国政治周期有所不同。特朗普有可能在美国原油产量并未像自己期望的那样增长的情况下迎来任期届满。

来源: 日经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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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mon

政治

▲当地时间2月23日，在德国柏林基督教民主联盟总部，联盟党总理候选人默茨向支持者致意。

“世界不会等待德国，我们必须迅速具备执政能力。”

当地时间2月23日傍晚，德国新一届联邦议院（议会下院）选举结果出炉后，德国基民盟主席、联盟党总理候选人默茨在柏林的竞选庆祝活动上宣布赢得选举，并呼吁尽快组成新政府，承诺将确保德国重新回到稳定、高效的治理轨道上来。

德国现任总理、社民党总理候选人朔尔茨则承认选举失利，称“这是一个痛苦的选举结果，也是一场选举失败”，同时向默茨的胜选表示祝贺。

这是一场在多重危机下举行的大选，欧洲正面临地缘政治挑战，美国特朗普政府近期的一系列动作，剧烈冲击欧美传统盟友关系。在此现实背景下，此次大选将如何改变德国？新一届联邦政府如何组建，德国未来之路在何方？这些议题都备受关注。

毕竟，德国是欧盟的最大经济体，作为欧盟发动机，德国也一直扮演着欧洲发言人的角色，在此历史关键时刻，德国新政府的组成将一定程度左右德国乃至欧洲的未来发展方向。正因此，默茨刚刚胜选就表达了“世界不会等待德国”的紧迫感。

两大民粹政党崛起

此次提前举行的联邦大选，整体归因为德国经济在多重危机的冲击下持续下滑，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社会冲突和暴力事件增多，民生不良，昔日的欧洲强国实力已不如从前。

更直接的原因则是，“交通灯”政府中多数内阁成员缺乏执政经验，矛盾不断，三大执政党在去年欧洲大选和东部德国三州选举中连连失利，最终因自民党的提前退出而导致政府破裂。

此次大选统计数据显示，传统建制派政党受到巨大冲击，默茨领导下的基民盟/基社盟获得28.5%的选票，虽比上次大选增加4.4%，赢得了组阁权，但未达到预设超过30%的目标。

执政不到一届的社民党，仅获得16.4%的选票，比上届大选少9.3%，创下历史新低。原交通灯政府中的绿党获得11.6%的支持率，比三年半前略少3.1%，但提前退出交通灯政府的自民党仅获得4.3%的支持率，比上届大选锐减7.1%，无缘新一届议会。

与此同时，两大民粹主义政党异军突起。尤其是，2013年因欧债危机创建的极右翼选择党，历史性地赢得了20.8%的支持率，在短短三年半时间里翻了一番。左翼党在大选前通过改选党主席和利用自媒体赢得8.8%选票，也比三年半前增加了3.9%。

2024年1月从左翼党分化成立的瓦盟，以4.97%的微弱劣势与联邦议院失之交臂；代表丹麦少数民族的“南石勒苏益格北部选举协会”则通过赢得一个直选名额按特例留在联邦议院。

总体来看，在新一届联邦议院中，德国政党碎片化发展态势有所缓解，核心政党从原7个减至5个。根据2023年3月出台的新《选举法》，联邦议院的规模也将大大缩小，从原736个席位减至630个。但政党极端化现象依然存在并得到加强，从而对未来政府和议会工作将带来巨大挑战。

三种组阁可能性

“二战”后，联邦德国引进议会内阁制，规定联邦议院在五大宪政机构中享有最高和最多权限，由民众直选产生。同时，总理作为政府首脑由议会选举产生，须对议会负责，接受议会监督，但享有“大政方针权”，必要时可通过“信任案”来督促议会支持其工作或提前解散议会。

反之，议会可通过“建设性不信任案”来提前罢免总理，但同时要求提出一名可得到议会多数认同的新总理候选人。但此次提前大选，却并非源于议会对总理提出不信任案，反映出联盟党作为议会内最大反对党，内部尚缺乏可与朔尔茨角逐的强有力竞争对手。

大选前的民调也显示，现年69岁的默茨在四大总理候选人中虽排列第一，但支持率仅为28%，未超过半数。

作为总理候选人，默茨与默克尔、朔尔茨的风格截然不同，属于外向型政治家，率真大胆，富有冒险精神，但无执政经验，并被视为主观意志强、缺乏政治家必要的沉稳。

此次联盟党顺利获胜，也得益于基民盟的姐妹党基社盟获票颇多、其党主席和巴伐利亚州州长索尔德的全力支持。目前，如何顺利组阁和实现默茨的总理梦，依然存在诸多悬念。

从大选结果看，未来组阁存在三种可能性。一是联盟党与社民党组成传统的黑红政党，两党在议会中拥有328个席位，比规定必要半数多12个。但两党在移民、经济、社会、民生和外交政策方面存在较大分歧，组阁能否成功存疑。

第二选项是联盟党与社民党及绿党组成“肯尼亚政府”。这种模式可拥有议会中413个席位，在推进需征得三分之二以上议员支持的修宪和重大改革决策时易掌握主动。

但绿党的经济与外交政策曾频频遭到联盟党成员的诟病，联合组阁矛盾纷争难以避免。另三党组阁，也易造成联盟党取代自民党、延续原交通灯政府之嫌疑，从而造成出师不利。

最后，则是接受选择党抛来的橄榄树，组建黑蓝政府。然而，大选前，默茨无视“二战”后多年来不与极右翼政党合作的禁忌，不惜借助选择党之力在议会推进严控难民的《五点计划》及相关法案，引发全国性抗议潮。一位奥斯威辛受害者，甚至公开退回“联邦十字勋章”以表不满。

为此，默茨在后期竞选过程中20多次坚称不会与选择党合作，而是将通过善政来遏制极右翼势力的崛起。那么，组成传统的“大联合政府”就成了目前的唯一选项。

四重考验要应对

目前，德国内困外忧，快速组建新政府，回应时代之问，解决时代转折派生的一系列棘手问题，塑造一个新德国，显得刻不容缓。

根据默茨的最新表态，新政府有望在四月复活节前组建成功。为了谋求与社民党的合作，默茨也表示愿意调整原联盟党在竞选时设定的政策纲领。

总体看来，未来新政府是否顺利组建和赢得公信力，取决于能否有效应对四重现实考验，而首先就是新政府的人员结构和权力分配。

朔尔茨政府三党合作，内阁成员年轻且大多缺乏执政经验，面临棘手问题时频频出现意见分歧并外显曝光。因此，选拔政治精英和专家型人才，维护两党的平等伙伴关系，是有效开展组阁谈判和顺利执政的重要前提。

其次则是经济复苏和民生改善方案。大选前，默茨提出了2%的经济增长目标，但具体采取何种政策措施，联盟党和社会党有着不同的设想，相关费用开支也大相径庭，必将成为组阁谈判的重中之重。

第三是国内更为棘手的移民和难民问题。近年来，德国境内外来人员不断增加，其中不少来自战乱地区，给德国社会带来了深度不安。部分难民享有准公民待遇，也造成尤其是陷入社会低层的德国公民的不满。但与此同时，人口结构的变化造成德国未来依然需要外来人员，尤其是专业人员。

早在2000年，针对多元文化社会的矛盾，右翼保守派的默茨曾发起有关“主导文化”的讨论。未来如何在欧盟层面加速难民数据的电子化联网，及时将不法分子绳之以法，并从外围解决难民问题，同时促进移民的积极融入，将成为保障德国社会可持续稳定发展、遏制选择党在东部影响力进一步扩大的关键。

最后，迫在眉睫的挑战是外交与安全政策规划。“特朗普2.0”时代，跨大西洋关系再次出现的危机赋予了德国成为欧洲乃至全球新秩序重要“建构大国”的独特机遇。未来在解决俄乌冲突、组建欧洲军团和实现欧洲战略自主方面，既需要默茨团队的魄力和智慧，也依附于德国的经济实力、历史认知和对后冷战时期欧洲格局的整体构想。

目前，为了不依附美国，保障国防建设不受国内经济衰弱的影响，联盟党已同意社民党提出的设立特殊军备基金的建议。未来如何利用德法波“魏玛三角”合作关系，推进欧洲一体化深化，并在多极世界中与不同政治制度和文化及历史背景的国家开展有效合作，是促进提升德国在欧洲和全球话语权与影响力的核心。

此次大选后出现的新政治格局，不仅将决定德国自身命运走向，也将影响欧洲的未来发展。即将开启的组阁谈判能否促进两大党最大化合作，避免重新大选或再现类似魏玛共和国后期悲剧，将成为默茨政治能力的试金石，也决定他最终能否顺利当选总理。

来源：新京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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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政治

经济

在地缘政治格局加速变化的背景下，俄罗斯正努力依托苏联时期遗留的长期关系，以巩固其作为非洲国家战略伙伴的地位。

随着全球经济和政治挑战的加剧，非洲国家越来越需要多元化合作伙伴，这使得俄罗斯在非洲舞台上占据了重要地位。

在这样的背景下，几内亚比绍总统乌马罗·西索科·恩巴洛在正式访问莫斯科期间强调，俄罗斯不仅是其国家的“可靠伙伴”，也是整个非洲大陆的可靠伙伴。

这些言论反映了俄罗斯在非洲日益增长的作用，尤其是在非洲与西方国家关系因限制性经济政策和国际金融机构苛刻的贷款条件而日益紧张的背景之下。

数据与统计

俄罗斯与非洲的关系不仅限于外交辞令，还通过反映双方经济合作增长的数据和统计得到了证实。

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在去年，俄罗斯与非洲的贸易额增长了10%，这体现了双方贸易伙伴关系的发展及其在关键领域的扩展。

这些贸易涉及多个重要领域，主要包括：

• 能源：俄罗斯以具有竞争力的价格为许多非洲国家提供能源，包括石油、天然气出口以及参与核能项目。

• 农业：俄罗斯在向非洲供应粮食和农产品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这对非洲的粮食安全至关重要。

• 技术与基础设施：俄罗斯参与了非洲的铁路、通信网络和本地工业等大型项目，促进了非洲的可持续发展。

为什么非洲更倾向于与俄罗斯合作？

与一些西方国家不同，俄罗斯采取基于互利合作的方针，而不附加复杂的政治或经济条件。

西方金融机构提供有条件的财政援助和高负担贷款，而俄罗斯则专注于推动直接投资和贸易交流，这使得俄罗斯成为许多渴望实现更大经济和政治独立的非洲国家的首选。

俄罗斯-非洲经济论坛

俄罗斯成为非洲可靠合作伙伴的因素包括：

• 不干涉内政：俄罗斯采取尊重非洲国家主权的政策，与一些将经济合作与特定政治改革挂钩的西方国家形成鲜明对比。

• 替代传统西方影响力：在殖民遗产和使非洲陷入债务困境的西方政策背景下，非洲国家正在寻找更灵活、更合作的新伙伴。

• 军事与安全合作：俄罗斯为许多非洲国家提供军事支持和培训，有助于加强面临恐怖主义威胁和内部冲突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迈向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俄罗斯对非洲的关注不仅限于经济领域，还扩展到教育、文化和卫生等领域。近年来，俄罗斯为非洲学生提供了数千份奖学金，促进了两国之间的文化和科学交流。

此外，双方的外交合作也日益增强，一些非洲国家在国际场合（例如联合国）支持俄罗斯的立场，而俄罗斯则支持非洲改革全球金融体系和增加其在国际机构中代表性的要求。

俄罗斯与非洲关系的未来

随着全球挑战的持续，预计俄罗斯与非洲的关系将进一步增长和融合，特别是在对更可靠的经济和军事伙伴关系的需求日益增加的背景下。

然而，这些关系可能面临一些挑战，例如来自西方的压力和国际上的反应，这使得这种关系的未来取决于将来的地缘政治发展。

但目前的迹象表明，俄罗斯将非洲置于其外交和经济战略的核心，这可能有助于增强非洲作为全球新秩序中主要参与者的作用，并摆脱西方传统的主导地位。

来源: 半岛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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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Adams

经济

股市

当地时间2月27日，特朗普表示，对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关税措施仍将于3月4日实施。此外，美国对欧盟等地区的一系列关税政策也在酝酿中。

在特朗普关税风险冲击下，美元大涨，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2月27日上涨0.78%，创下两个多月来最大单日涨幅，在汇市尾市收于107.244。

美股也应声重挫，三大指数集体大跌，纳指暴跌逾2%，“七巨头”市值蒸发近5500亿美元。2月28日，亚太市场也普遍遭遇冲击，日经225指数收跌2.88%，报37155点，盘中一度跌破37000点，创去年9月19日以来低位。韩国KOSPI指数收盘下跌3.39%，创2014年8月5日以来最大单日跌幅。泰国SET指数、印尼综合指数较高点下跌逾20%，进入技术性熊市。

接下来的风险仍需警惕，特朗普3月4日将向国会联席会议发表讲话，市场预计他的演讲将概述关键立法目标，可能为第二个任期定下基调，当天也是特朗普威胁正式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日子。

需要警惕的是，此前基本偃旗息鼓的“滞胀”担忧也悄然卷土重来。

关税风险加剧市场波动

在特朗普关税政策冲击下，此前一度回落的美元再次大涨，美国和亚太等市场遭受冲击。

中国银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有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称，关税措施往往会对市场情绪产生直接影响，导致美元因避险需求上升而上涨，同时导致一些市场重挫。这种市场反应主要是基于对未来贸易环境不确定性的担忧以及对经济增长放缓的预期。

不过，市场波动中也蕴含着机遇。品浩（PIMCO）首席投资官丹·伊瓦西恩解读称，美国自身存在不确定性，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对市场的影响方面也有很多不确定性。这不仅造成了大量的局部波动，还引发了跨国家、跨行业、跨收益率曲线的波动，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机会。今年的关键主题是对不确定性保持谦逊态度，承认市场的不确定性，然后着眼于利用全球市场的机会。

事实上，特朗普的政策很多时候是“雷声大雨点小”，实际执行力度仍要打上问号，市场趋势仍可能再度反转。需要注意的是，此前市场经常平淡看待特朗普的关税威胁。

王有鑫表示，关税政策的实际执行往往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包括美国国内政治压力、国内产业界反应以及国际谈判进展等。因此，尽管特朗普政府宣布了关税措施的实施时间，但接下来加拿大、墨西哥与美国的谈判如果能在一定程度上回应美国关切，关税政策仍有可能出现“雷声大雨点小”的情况。

如果关税政策的实际影响小于预期，或者国际谈判取得积极进展，王有鑫预计市场情绪会有所回暖，推动股市等风险资产价格反弹。

美国“滞胀”风险卷土重来

近期一系列美国经济数据表现不佳，叠加特朗普关税政策的通胀效应，机构对“滞胀”风险的担忧卷土重来。

野村证券资深策略师Charlie McElligott指出，美国经济数据意外疲软，叠加对特朗普政府潜在政策的担忧，引发了市场对美国经济“滞胀”前景的焦虑。摩根士丹利也表示，近几周与客户的大多数对话中都出现了对“美国例外论”可持续性的质疑。

市场开始意识到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组合可能对经济增长造成更严重的拖累，削减政府支出、减少预算赤字、关税政策都给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最终可能影响经济增长。

官方层面，堪萨斯联储主席施密德对通胀预期上升和经济增长担忧发出警告，称美联储可能很快就要同时面对这两个问题。

从数据上看，通胀方面，2月27日美国经济分析局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美国2024年第四季度核心PCE物价指数年化季率从2.5%上修至2.7%。经济方面，2月21日，标普全球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2月服务业PMI初值意外陷入萎缩，创2023年1月以来新低，此前支撑经济增长的服务业形势不妙。

王有鑫分析称，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总体上以负面为主。一方面，关税措施会提高进口商品成本，从而推高国内物价水平，对消费者造成负担。另一方面，关税政策也会引发贸易伙伴的报复性措施，进一步加剧美国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

未来关税是否会导致“滞胀”，王有鑫认为这取决于多个因素的综合作用。“如果关税政策导致物价水平持续上涨，经济增长受到抑制，‘滞胀’风险将增加。然而，如果美国经济和需求回落速度更快，可能更多会陷入衰退风险。”

在美银美林看来，由于特朗普政策议程中一些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的政策比预期更早实施，而财政刺激政策则因共和党在众议院的席位优势不如预期而变得温和且延迟，“滞胀”叙事逐渐成为市场关注焦点。

尽管存在“滞胀”风险，美银美林预计美国经济不会“重现”20世纪70年代式的严重“滞胀”。经济议题是共和党在选举中胜出的因素，而提高经济表现是其政策的重要考量。如果关税、削减支出或移民政策等措施对经济增长造成显著损害或推高通胀，共和党可能会调整政策以减轻影响。

货币政策如何破局？

特朗普关税政策“虚虚实实”，前路不确定性笼罩。对于美联储而言，特朗普的政策无疑加大了决策难度，未来的货币政策将步步谨慎。

如果出现“滞胀”或“类滞胀”，会如何影响美联储货币政策？王有鑫认为，这种情况下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将面临严峻挑战。一方面，为了控制物价上涨的风险，美联储可能需要提高利率水平以抑制需求；另一方面，为了支持经济增长和就业市场，美联储又需要保持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

至少从目前的情况看，抗通胀仍是美联储货币政策重心，优先级高于目前表现尚可的就业。

长城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汪毅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称，目前通胀存在上行风险，企业反馈可能通过提价转嫁关税成本，叠加移民政策收紧可能限制劳动力供应，加剧通胀黏性。此外，通胀预期指标近期有所上升，进一步强化了通胀压力。与此同时，就业市场相对稳定，失业率维持低位，劳动力市场供需再平衡后趋于稳定，短期内风险可控。

因此，美联储恢复降息需要等待更久。汪毅认为，短期内美联储将维持观望，降息时点可能延后，重启降息主要取决于四大关键信号。首先是通胀数据持续降温，核心PCE同比稳定回落至2%附近，且通胀预期指标显著下行。其次是债务上限危机化解，财政部现金账户（TGA）恢复稳定，货币市场流动性压力缓解。第三是特朗普政策影响明朗化，关税政策未引发广泛贸易摩擦升级，且供应链韧性未受显著冲击。第四是经济数据支持宽松，经济增长放缓或就业市场恶化，迫使美联储重新评估政策立场。

除了降息，美联储还需要考虑缩表问题，官员们已经对美国政府可能再次爆发的债务上限争端表示担忧。美联储坦言，在债务上限问题得到解决之前，考虑暂停或减缓资产负债表缩减可能是适当的。

对此，汪毅分析称，美联储讨论暂停或放缓缩表的核心考量是应对债务上限问题引发的流动性风险。当前美国财政部已消耗超70%的债务上限特别措施，若债务上限谈判僵持，财政部现金账户资金流出将人为推高银行准备金，而一旦债务上限提高，准备金可能骤降，导致货币市场剧烈波动，甚至重演2019年“钱荒”危机。此外，缩表可能加剧银行系统储备金不足的风险，暂停缩表可为债务上限解决后预留政策缓冲空间。

展望未来，汪毅预计，短期内缩表规模可能从每月950亿美元减半至475亿美元，或直接暂停。中期来看，缩表结束时间或从原计划的2025年底提前至6—9月，具体取决于债务上限解决进度。长期来看，美联储可能调整国债持仓期限结构以匹配政府债务期限，但彻底结束缩表仍需等待经济数据进一步明朗。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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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政治

经济

特朗普总统责成其经济团队正在制定的“对等关税”计划，对每个向美国出口产品征税的国家征收关税。该计划的目的之一，是作为与其他国家谈判的筹码。实际上，它增加了美国与盟友和对手爆发全球贸易战的可能性。正如特朗普所说，“我将征收对等关税。这意味着无论哪个国家对美国征收关税，我们都会向它们征收。不多也不少。”

由于特朗普尚未加征新关税，华尔街松了一口气。然而，美国金融机构作为特朗普竞选活动的主要资助者，却越来越担心。它们担心特朗普政府不断扩大关税，将加剧贸易战，削弱消费者和企业信心，以及提升美国通胀加速的风险。

金融机构应该感到担忧。特朗普没有征收新关税的唯一原因，是他发起的调查可能会在春末引发一场更为严重的全球贸易战。

特朗普与全球的关税战

美国的逆差最早出现在上世纪70年代初，比离岸外包、中国和其他大型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早了几十年。21世纪头十年中期以来，中国和这些大型新兴经济体推动了全球增长前景。2024年，美国的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飙升至9180亿美元，比上一年增加1340亿美元。

如今，世界工厂不是美国，而是中国。美国不是从贸易顺差中获益，而是遭受着巨额赤字的困扰。同样，过去80年里，美元在全球支付中的份额已经减半，目前不到总额的50%。特朗普第一届政府和拜登政府之后，美国的贸易逆差从每月400亿美元增加了一倍多，达到每月约900亿到1000亿美元。

▲美国的贸易平衡，1950-2025（10亿美元）

2月1日，特朗普总统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能源产品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对中国征收10%的关税。这三个国家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且都对美国有贸易顺差，加上德国和日本，这五个国家占美国进口总额的一半以上。它们和所有其他国家将成为下一次被攻击的对象。

▲美国进口国别分布

本周，特朗普提议对汽车、制药和半导体征收25%的关税，并且该关税“一年内可能大幅提高”。

对等关税（非常）广泛的定义

对等关税首先施用于与美国贸易顺差最大、关税税率最高的国家，其目的不仅是抵消关税，还包括抵消非关税措施，包括汽车安全规则。

增值税 (VAT) 也是如此，尽管美国和其他跨国公司在不同国家都面临增值税。增值税不会给欧洲公司带来优势，也不会给美国公司带来劣势，因为它们对贸易来说是中性的。

由于新的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特朗普政府还有可能与其主要盟友欧盟和日本发生冲突。

此举还旨在打击特朗普政府认为的“繁重”法规、有害的“政府补贴”以及存在缺陷的汇率政策。

特朗普认为，上述因素在国外市场给美国产品带来不必要的成本和障碍。

美国商务部和美国贸易代表预计将在4月1日之前制定好实现“对等贸易地位”的计划，巧合的是，这天恰好是愚人节。

惩罚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如果这场贸易战爆发，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将付出更大代价，一些脆弱的经济体甚至可能被推向崩溃的边缘。讽刺的是，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曾经推动许多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崛起，但这一发展理念如今可能遭遇挫折。

战后几十年，所谓的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香港、台湾地区和韩国——很幸运地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实现了工业化。它们越是依赖出口导向型增长和对美贸易顺差，就越会发现自己在与特朗普政府的较量中处境艰难。

这些经济体的继任者，尤其是大型新兴经济体和许多金砖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墨西哥，也必须重新评估其增长模式，因为它们依赖国际贸易和对美贸易顺差。对于那些以当地货币交易石油、天然气或其他商品的国家来说，情况可能变得更加紧张。

特朗普上周重申了他长期以来坚持的威胁，称“如果（金砖国家）想玩弄美元”，“如果任何贸易得以进行，至少会是100% 的关税”。然而，中国这样的大型贸易经济体拥有多元化的经济，可以将对外贸易重心转移到全球南方，更好地免受美国经济胁迫的影响。

如果金砖国家团结起来，其整体影响力将十分强大，甚至超过美国和其他七国集团经济体。2020年代初，仅中国就用人民币结算了一半的对外贸易和投资交易。

▲人民币在跨境支付中的使用：人民币在中国跨境结算总额中的占比（左）；人民币在对华 Swift 支付中的占比（右）

总体而言，新兴市场将面临美国贸易政策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可能导致投资决策被推迟，并影响与受美国关税打击国家有经济往来的新兴经济体。

破坏世贸组织

特朗普试图在短时间内摧毁美国对外援助机构（USAID），让美国退出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UNRWA）和世界卫生组织（WHO），同时制裁国际刑事法院（ICC）。对等关税一旦实施，许多美国贸易伙伴将面临更高的关税，这也违反世贸组织数十年的规范性贸易政策。

特朗普对世贸组织的攻击始于第一任期。当时他阻挠最高争端解决小组纳入新法官，让这一全球贸易机构陷入瘫痪。拜登政府不但没有纠正错误，反而继续这样做。现在，特朗普政府急于破坏世贸组织有关“最惠国”地位的原则。

根据这一原则，成员国应确保对其他成员国实行平等的关税和监管待遇，除非这些成员国之间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对不同国家实施不同关税税率的想法违反了世贸组织成员国之间的非歧视原则。由于特朗普提高的关税税率超过了与其他世贸组织成员国谈判制定的最高税率，因此违反了贸易规则。

中国谴责这些可能颠覆全球贸易体系的“关税冲击”，表达了许多世贸组织成员的观点。

讽刺的是，特朗普故意破坏美国自称上世纪50年代以来培育的“基于规则的贸易世界”。实际上，特朗普的对等关税将意味着与世贸组织的致命决裂，它可能对该贸易组织的作用、美国在该组织中的地位以及世界贸易体系本身构成75年来的首次伤害。

与中国谈判的定位

特朗普着眼于自己的政治遗产，希望与中国达成“百年协议”。他知道，这需要一项对美国和中国都有利的协议。他的新保守主义鹰派——国务卿马可·卢比奥、国家安全顾问迈克·沃尔兹和反华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将反对中国在美国进行任何投资。

然而，他会听取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和科技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等顾问的意见。

在中东和乌克兰，特朗普利用他的特使史蒂夫·维特科夫完成各项事务（并压制新保守派的反抗）。对中国，他也可能采取相同的做法。

然而这一次，中国的决策部门更加谨慎。特朗普希望和中国达成“百年协议”，这本身是一个机会，但他本人被视作风险放大器。政策失误的风险太大了。

来源：“中美聚焦”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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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vin Du

外汇

经济

受到香港经济表现欠佳而美联储又暂缓降息的影响，近期关于香港是否应该放弃联系汇率制度的讨论重新升温。

笔者以为，联系汇率事关中国香港金融稳定，也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重要依托,不能轻言改变。此外，“特朗普交易”渐显疲态，高利率等因素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也可能逐步显现，2025年美元汇率走弱的可能性不低；届时，港元可以跟随美元贬值，对中国香港的经济增长构成支撑。

金融稳定更重于逆周期调节

主张香港应该放弃与美元联系汇率的主要依据在于中国香港与美国经济周期不同步，从最优货币区的角度来看，与美国形成单一货币区会牺牲中国香港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代价高昂。然而笔者以为，汇率制度的选择不能只是简单考虑货币政策调节的便利，还要关注货币金融稳定的安排——实际上，后者可能更加重要。中国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是历史的选择，一旦放弃，金融动荡难以避免，而当下的香港经济则可能雪上加霜。

回顾历史，港元与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是香港历经波折之后的选择。香港开埠以后，在清王朝和民国政府都采用银本位货币制度期间，香港也采取了银本位制度——不仅仅使用银元作为法定货币而且从1866年开始发行自己的银元。1935年“白银危机”出现，民国政府被迫放弃银本位制度，香港也将港元从挂钩白银转向挂钩英镑。后来，布雷顿货币森林体系解体，1972年英镑实现浮动；港元于是与英镑脱钩，并在1974年同样采纳了浮动汇率制。香港的浮动汇率最开始运转良好；然而，上世纪70年代后期货币供应的上升和房地产市场的过度繁荣很快导致了较高的通货膨胀。香港政府最终在1983年10月15日宣布以7.8港元兑换1美元的固定汇率实现港元与美元挂钩，形成了沿用至今的联系汇率制度。

由是可见，香港是在浮动汇率出现货币危机的背景下，最终通过对美元的固定汇率才实现了货币稳定。联系汇率实施四十多年以来，香港经历了多轮经济周期，也经历过严峻考验；但是在香港政府坚定维护联系汇率的决心支持之下，港元与美元的汇率一直保持稳定，为港元赢得了国际声誉，对香港的金融稳定也功不可没。特别是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国际投资者挟击溃泰铢等东南亚货币之威，大举做空港元；香港金管局抛售美元回收港元，宁愿付出利率上行、经济衰退的代价，也要维护联系汇率，最终令国际投资者铩羽而归。

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中国香港货币当局放弃联系汇率让港元贬值，可能冲击全球投资者对于香港的信心，引发资本流出和金融动荡，并进一步危及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香港的经济增长也将受到负面影响。至少在短期而言，这一效应可能远远大于港元贬值对香港经济的刺激作用。放弃联系汇率可能意味着香港经济将雪上加霜。

2025年美元可能逐步走弱

主张香港放弃联系汇率的另一个依据在于由于美元偏强，港元也跟随美元走强，抑制了香港的经济增长。笔者以为，高利率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可能逐步显现，叠加“特朗普交易”可能弱于预期，2025年美元汇率走弱的可能性不低。届时，港元跟随美元贬值会对香港经济构成支撑。

从2021年开始的美联储加息周期在2024年已经转向。伴随着美联储的降息，去年二季度到三季度，美元指数逐步走弱。但是美国大选揭晓之后，“特朗普交易”气势如虹推动美元大幅走强，甚至突破110的高点。特朗普新政可能带动“再通胀”，引发联储降息暂缓，十年期美债利率反弹，是推动美元走强的主因；此外，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预期也对美元走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然而，笔者早就指出，特朗普经济政策存在内生性的矛盾，落实恐怕不尽如人意（《特朗普经济政策的五大矛盾》）。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特朗普并未在上任伊始就对华落地60%的关税，对其他国家的大范围关税也有虚张声势之嫌，关税政策已经低于预期。财政政策方面，尽管减税的安排仍在推进之中，但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能部也在着手削减美国财政支出，不能排除美国财政赤字低于预期的可能。更重要的是，伴随着美国长期利率的反弹，高利率对美国经济的抑制作用可能逐步显现，美国经济增长可能逐步放缓，而联储可能重回降息通道。美元高汇率不可持续。

笔者预计2025年稍晚一些时候，美元汇率将重新走弱，并带动香港利率汇率回落，对香港经济构成支持。实际上，近期美元指数已经从顶峰有所回落，波动加剧，改变了单边走强的趋势。从经济周期的视角而言，香港放弃联系汇率也意义不大。

联系汇率也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关键支柱

除此之外，笔者以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高度依赖港元与美元的联动也是香港需要联系汇率的重要原因。

通过和美元维持汇率稳定，香港大大降低了全球资本进出香港进行金融交易面对的汇率风险，同时常驻香港的金融机构也可以方便的利用美元货币区的规模优势向全球提供金融服务。根据《经济学人》杂志统计，香港97%的外汇交易、58%的跨境贷款和其它银行工具、43%的跨境衍生品和37%的存款，都以美元计价。这是与美国单一货币区带给香港的典型优势，应该继续保持。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香港当下应当继续维持对美元的联系汇率。轻易放弃联系汇率，可能冲击香港货币金融稳定，危及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并对香港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当然，长期而言，如果中国内地能够继续推动各类改革，增强国内财政金融体制的稳定性和透明度，逐步放开资本账户管制，推动人民币成为自由可兑换且清洁浮动的全球主要储备货币，港元是否可以从挂钩美元转向锚定人民币则可以再做讨论。

来源：大势看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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