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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准备调整美国芯片法案拨款条件;欧洲股市触及纪录高位,受美俄谈判期待和公司财报提振;PPI虽超预期,但令美联储降息预期升温......
这两年,孙正义毫不掩饰对AI的高度看好,但最近他想要在AI投资上大展拳脚的时候,却发现手里的弹药可能不够了。
2月12日,软银集团发布2024年第三财季(10月-12月)报告,财报显示,该财季集团净亏损达3691.7亿日元。这一巨额亏损让市场大跌眼镜,此前分析师普遍预计软银Q3能实现2340亿日元的净利润,去年同期的净利润更达9500亿日元。
财报发布后,2月13日,软银集团股价早盘跳水5%,创1月28日以来最大跌幅,当日收跌3.57%。
面对巨额亏损,软银在财报会上继续用AI“画饼”。同时据媒体消息,软银最近计划400亿投OpenAI,领投5000亿美元的大项目“星际之门”,孙正义的投资风格一如以往激进。
但是马斯克率先发出质疑,表示发起“星际之门”计划的公司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我有可靠消息,软银获得的资金远低于100 亿美元”。在实现AI雄心之前,孙正义能攒出“入场的门票”吗?
软银集团2024年第三财季报告显示,软银Q3净销售额1.843万亿日元,同比增长近4%,净亏损达3691.7亿日元,投资亏损4810亿日元。
最大的亏损还是来自于专投科技赛道的愿景基金。根据财报数据,软银愿景基金第三财季录得3099.3亿日元的亏损,主要受韩国最大电商平台Coupang、印度最大的电动滑板车制造商Ola Electric Mobility Ltd.、挪威仓库自动化公司AutoStore的股价和市值大跌拖累。
易方资本投资组合经理王逸研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解读,软银在Q3的亏损主要和股权贬值有关,愿景基金投资了很多东南亚、印度、韩国的初创公司,近来这些公司的股权大幅减值,冲击软银业绩。
另外,据知情人士向媒体表示,愿景基金的减计很大一部分和汇率变动有关。
2023年,软银旗下芯片设计公司ARM上市,创下当年美股最大IPO,一定程度为孙正义近几年的投资失意正名。而现在,孙正义把软银帝国扩张的关键战场押在了AI。
在三季报电话会上,软银首席财务官后藤义光(Yoshimitsu Goto)表示,第三季度投资活动有所放缓,但随着“星际之门”项目的开展,投资活动可能会在2025年回升。“我们提高资产净值的目标没有改变,攀登这座山的路径之一是投资OpenAI,还有就是布局‘星际之门’和‘Cristal’(软银和OpenAI在日本成立的合资公司)”。
“我确实看好软银向AI赛道的转型,”王逸研说道,首先孙正义投资OpenAI,虽然企业还没有实现盈利,但今年开始新的一波“淘金热潮”是AI Agent,类似于智能助手的AI可以变成程序员、客服、投顾等去处理特定行业、特定场景的复杂任务,AI进一步走向应用落地,OpenAI的商业化速度就会大大加快。此时软银斥巨资投OpenAI会给资产负债表带来压力,但实现盈利的时间点不会太远。
其次,虽然DeepSeek的横空出世,开辟了低成本研发大模型的可能性,利空先进芯片和数据中心,但在王逸研看来,AI基础设施的刚需还没有消退。谷歌、亚马逊等科技公司公布的新一年资本开支还在大幅增长,因为巨头们要开发最前沿的大模型,依然需要大量算力、数据中心、通讯硬件的支撑。此外,随着今年AI Agent的爆发,AI渗透率继续提高,都会支撑硬件的需求。所以软银联手OpenAI、甲骨文开启“星际之门”计划,豪砸5000亿美元大兴AI基建还不一定是“过度投资”。
在上个月底“星际之门”项目公布后,马斯克就当头泼冷水,质疑“资金缺口很大”。
眼下,软银三季报业绩疲软,更引发分析师担忧,质疑孙正义大笔投资AI的可行性。最近,据媒体报道,软银即将敲定400亿美元对OpenAI的首轮投资,虽然5000亿美元的“星际之门”计划由软银、甲骨文、OpenAI、阿布扎比的MGX共同出资,但软银还能掏出多少真金白银令人怀疑。
后藤义光在12日的财报电话会上则表达出了对融资的自信。他强调,大量投资资金会从外部筹措,对软银集团的财务影响有限。
王逸研提及,本来外界担心软银是否需要变卖ARM股票变现,但现在看来,软银将主要通过项目融资的方式获得资金,也就是专门成立“星际之门”项目公司寻找投资,资金全部用于这个项目的建设当中。此外,软银还可能从银行和保险公司等其他投资者那里获得一些债务融资。
不过,即使依靠外部投资,业界人士也依然质疑软银的融资能力。杰富瑞亚洲董事总经理Atul Goyal表示,孙正义要考虑投资的钱从哪里来,虽然软银拥有价值1200亿-1300亿美元的ARM股权,卖出一部分ARM的股票可以变现,但是一旦开始抛售,ARM的股价肯定就会出现剧烈波动。另外,软银的净债务水平已经很高了。过去五六年来,孙正义几乎没有找到任何外部投资者,现在他要说服其他投资人给“星际之门”注资也很难,因为这不是对英伟达、博通的投资,不会在短期内带来资本回报或者产生现金流。对投资者来说,投资“星际之门”是单纯的资本开支,他们很难找到理由给软银买单。
据央视新闻报道,当地时间2月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他已决定征收“对等关税”,即让美国与贸易伙伴彼此征收的关税税率相等,并称将考虑对使用增值税制度的国家加征关税。
此前,美国新任财长贝森特(Scott Bessent)也确认,在特朗普领导下,美国将继续实施“强势美元”政策。
大部分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的专家都认为,目前仍然无法完全捋清特朗普在贸易、汇率和吸引外资、推动制造业回归方面的思维逻辑,其政策诉求仍有矛盾之处。
在强势美元方面,牛津经济研究院首席全球经济学家卡马戈(Felipe Camargo)认为,美元走强很可能持续下去,这将对全球经济(除美国以外)产生重大通胀影响。
当地时间13日,特朗普签署了一份备忘录,命令其顾问计算全球其他国家新的关税水平,这项任务恐打破全球贸易体系的规则,并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引发激烈的谈判。
据悉,特朗普指示其顾问在考虑一系列贸易壁垒和美国贸易伙伴所采取的其他经济手段的基础上,提出新的关税水平。
这不仅包括其他国家向美国征收的关税,还包括这些国家对外国产品征收的税款、给予本国工业的补贴、汇率以及特朗普认为不公平的其他行为。
特朗普表示,通过其他国家运送商品以避开关税的做法将不被接受。
此前,贝森特则表示,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强势美元政策是完全不动摇的。“我们希望美元走强。我们不希望的是其他国家削弱其货币,操纵其贸易。”
贝森特说,由于一些国家“积累了大量盈余,因此不存在自由形式的贸易体系”。
他表示,这部分可能是汇率造成的,而“利率压制”也可能是某些地方的一个因素,但他没有点名任何具体国家。
数十年以来,美国高层官员一直强调强势美元的价值,并将其作为美国经济活力的证据。但是,在特朗普政府的第一个任期内,许多人认为所谓的强势美元政策被推到了一边,因为有人认为强势美元抑制了美国的出口,也减少了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收益。
尽管如此,在特朗普于2024年11月当选前后,美元仍一路飙升。其原因在于,人们预期特朗普在提高关税和减税方面的政策——将促进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并减缓美联储的降息步伐。
2024年以来,美元指数已上涨超过7%,或是2015年以来的最佳表现。叠加特朗普政府的关税2.0政策,强化通胀预期,积极财政政策也将推升通胀,这些都将支撑美元。
卡马戈就表示,美元升值的四分之三集中在2024年最后一个季度,这有可能是因为各界预期到了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威胁发动的贸易战。
不过鱼肉与熊掌不可兼得。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胡捷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就解释了特朗普政策诉求的矛盾之处。
他解释道,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弱美元来平衡贸易,增强美国出口竞争力,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希望吸引外资回流,推动制造业回流,这时“强美元就更为有利,因为强美元能吸引外资进入美国,支持企业投资。”
胡捷表示,关税政策肯定是会直接影响到汇率的波动的,“因为关税一上去的话,往往对方国家一个可能的应对手段之一就是降低汇率。所以这是非常直接的一个冲击因素。”
胡捷说,决定汇率的有三个因素包括各自利率、贸易顺差和逆差以及两个国家的综合的经济增长。
他表示,目前,美国相对处在一个比较正常的增长状态上,即处于其2%~3%的增长常态之中,这也有利于美元走强。其原因在于,当一个国家出现强劲经济增长时,能够吸引更多的外资投资,其进入的量实际上是会直接影响到汇率的。
他解释道,目前美元指数是由欧元、日元、英镑、加拿大元、瑞典克朗和瑞士法郎等六种主要货币的加权几何平均数构成的。可以看到,在以上三个因素的逻辑下,目前美元相对这些货币是占优的,基于这个情况而言,“我认为美元指数未来走低的可能性比较低,但是也不会很戏剧地夸张上升,毕竟美国目前进入到降息周期,当然其他经济体像欧盟也在降息的周期当中。”
在关税政策和强势美元的加持下,如何看待美国本土以及全球的通胀问题?
针对美国国内,胡捷对第一财经记者解释道,关税影响的是商业周期/生产周期。如果进口的是一个直接消费品,其影响要在三个月左右就会显现出来。
同时,美国国内由于通胀导致的高利率对于经济的影响一直在,这导致“美国的经济还是有内在的一些脆弱点,是令人担心的。”他解释道,譬如以美国老百姓都能够感受到的30年期按揭贷款利率为例,目前在6.87%,是非常高了,这个利率应该在3%-4%左右,也就是说目前的利率比常规水平高了至少3个百分点,这对于消费者而言是一个很大的负担,而且肯定是不可持续的。
“通胀的后果对于美国经济而言,还是有很多隐忧的。如果没有很好管理的话,后续美国经济会有很大潜在风险。”他解释道,“在这种大前提之下,特朗普如果真要所谓‘全方位开战’,把关税搞得很高的话,这对他而言是不利的。”
不过,“如果具体到经济指标里面的通胀问题本身,倒还相对乐观。”胡捷表示,过去三四个月通胀有点震荡,甚至有时候还会往上翘,但是从最近的数据看,似乎有迹象显示进入下行通道,不过近期美国通胀下行通道并不是特别稳定。
2月12日晚间,美国劳工部公布了最新一期的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数据。1月份CPI同比涨幅录得3.0%,较2024年12月份扩大了0.1个百分点,重回“3字头”,也超出了此前市场预期(2.9%)的水平。
在全球方面,卡马戈认为,美元近期的反弹将在未来几年内促使大多数经济体的通胀环境加剧。
他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在2025年,我们测算的20个样本经济体的物价水平累计涨幅中位数约为0.8%,长期涨幅将达到3%。不过,不同国家的结果差异很大。”
他补充道,双边汇率与未来通胀的相关性更强:虽然美元的主导地位在下降,但全球贸易总额60%仍以美元开具发票,远远超过排名第二的欧元(20%)。
而“只要出口商对其商品收取美元,这最终意味着美元走强会阻碍国际贸易,因为美元走强会挤压商业中的流动性,使进口商品更加昂贵,进而导致通胀。”他解释道。
在与本田合并谈判告吹的阴影下,日产再次交出了一份糟糕的业绩成绩单。
2月13日,日产汽车公布2024财年第三季度业绩显示,截至12月31日的三个月期间,合并净营收为3.159万亿日元,合并营业利润为311亿日元,营业利润率为1.0%;净亏损达到141亿日元,较此前第二财季的净亏损93亿日元,亏损进一步扩大。
日产汽车还宣布下调2024财年全年展望,预计净营收为12.5万亿日元,营业利润为1200亿日元。日产汽车预计,2024财年将录得800亿日元净亏损。
为紧急措施扭转业绩,日产在去年11月宣布,将把全球产能降低20%,并在全球范围内裁员9000人。公司表示,正在实施多项措施,包括降低销售、综合及行政开支,降低商品成本,优化资产组合等。同时,首席执行官内田诚将从2024年11月起自愿放弃50%的月薪,其他执行委员会成员也将自愿相应减薪。
日产计划继续优化成本结构,在概述2026财年目标和关键举措时,公司表示,在2026财年将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合计削减约4000亿日元,此外计划精简运营、削减招聘力度和加速自愿离职计划,在全球范围减少2500名间接员工。
日产目标到2026财年将全球产能从目前的500万辆削减至400万辆。为提高决策速度,日产计划将高管职位减少20%并简化组织层级。
同日,本田和日产正式取消合并谈判,双方合并计划仅持续一个半月,便宣告破裂,未能完成合并成为全球第三大汽车集团的计划。
本田社长三部敏宏表示,“虽然结果令人遗憾,但我们都意识到可在现有战略伙伴关系中发挥协同效应”。他还称,本田并未也不会考虑对日产发起恶意收购。
根据日产的声明,日产将开展战略评估,积极探索新的合作伙伴关系。有外媒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KKR正考虑投资日产以改善后者财务状况,洽谈正在进行中。
2024年中国央行缩表约1.65万亿元,是2016年以来央行资产规模减少最多的一年,由此引发市场对央行货币政策紧缩的担忧。
央行资产负债表是反映央行资产负债总量与结构变化的统计报表,一直以来广为市场关注。如何看待央行缩表1.65万亿?央行缩表是否意味着货币政策紧缩?
综合市场分析来看,2024年通过广义再贷款、外汇占款投放的基础货币在减少,不过国债净买入增加,四季度以来买断式回购替代了MLF资金投放功能,这些原因造成了央行资产规模收缩。
国信证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王剑更是表示,从央行资产负债表各科目变化来看,一是可以发现央行缩表主要发生在降准后,表明缩表并不意味着货币政策紧缩;二是可以发现国债买卖和买断式逆回购等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正在逐步取代传统货币政策工具。
需要强调的是,央行缩表并不代表货币紧缩。
“事实是现阶段我国央行缩表和扩表与货币政策取向并没有明确的相关性。”王剑称。
与美国实施非常规货币政策QE不同,我国央行现阶段实施常态化货币政策。常规货币政策工具(数量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传统的广义再贷款,通过OMO、再贷款、再贴现、SLO、SLF、PSL、MLF等工具投放和收回流动性。
王剑称,本质是央行向银行借出基础货币,体现为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扩表(偿还则是缩表)。
二是调节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不影响央行资产负债表科目,但通过改变基础货币(即“其他存款性公司存款”)内部结构,使一部分法定准备金“解冻”为超额准备金,从而调节市场的流动性。
三是通过国债买卖和买断式逆回购来投放基础货币。
王剑解释,近年,央行通过降准释放大量流动性后,银行可能会主动偿还MLF等债务,并且央行也可以通过MLF等到期不续作方式平衡流动性。该操作会带来央行缩表,但并不意味着流动性收紧,而是对银行负债结构的一种优化。由于MLF利率较高,将其偿还会降低银行负债成本,因此反而是一种宽松。
2023年,央行降准两次,幅度为50bps,2024年央行两次降准幅度为100bps。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对第一财经表示,一方面,央行缩表的同时加大了降准幅度,实质上更多体现了货币宽松取向;另一方面,尽管央行在货币政策变革中选择回笼MLF,但从原因上看,MLF利率远高于同期限的同业资金利率,回笼MLF也是为了降低商业银行负债成本,是宽货币的一环。再者,MLF回笼的过程中央行通过投放买断式逆回购的方式补充流动性,其幅度较大,可见央行宽松货币政策取向并未转向,缩表更多是政策改革转型下的附带效果。
截至2024年末,央行总资产为44.1万亿,相比上年末缩表1.64万亿,主要由于国债买卖和买断式逆回购等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正在逐步取代传统货币政策工具。
明明表示,从资产端看,央行2024年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环比降幅最大,幅度高达29130亿元,是1997年有记录以来最大降幅。与之相对,负债端储备货币分项中其他存款性公司存款分项环比大幅减少35101亿元,同样是有记录以来的最大降幅。“这两分项是引起央行2024年大幅缩表的主导因素。”
他进一步解释称,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主要体现了央行货币工具的净投放,其他存款性公司存款体现了商业银行的准备金总量,两者存在高度相关性且通常同向变动。2024年基于降准释放了2万亿的流动性;由于降准对应负债端其他存款性公司存款中准备金在法准和超储间的转化,并不会引起扩表。另一方面,2024年淡化MLF主要政策工具地位以来,MLF持续大幅回笼,也引起了央行的缩表。
梳理来看,2024年央行缩表主要在两个阶段,一是1月至4月,总资产从45.6万亿下降至42.8万亿,二是9月至12月,总资产从45.5万亿下降至44.1万亿。
拆解央行资产负债表中的各分项,则可梳理分析2024年央行资产负债表各科目变化背后体现的各种行为。
在资产端,央行“缩表”主要反映在“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上,2024年“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下降规模较大。
这一分项主要是指央行通过各种货币政策工具操作形成的对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等机构的债权,包括PSL、MLF、各类再贷款、逆回购等。数据显示,“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2024年末余额为15.6万亿,相比上年末下降近3万亿元。
而“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减少主要由于MLF、PSL(抵押补充贷款)等工具规模的收缩。其中,MLF余额下降2万亿,由2023年末的7万亿下降至近5.1万亿;PSL余额下降约0.9万亿,由2023年末的3.25万亿下降至2.36万亿。
在负债端,“其他存款性公司存款”与上年末相比减少了3.51万亿元。王剑表示,调节存款准备金率会导致负债端“其他存款性公司存款”内部结构变动。2024年1月和9月央行分别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每次操作各向市场投放长期资金约1万亿元。相对应的,2024年央行缩表也发生在1-4月和10-12月,这也说明央行缩表主要是因为降准释放的流动性用来偿还MLF等工具。
光大证券金融业首席分析师王一峰此前也表示,从报表属性看,一般而言,在央行采取降准措施后,流动性较为宽松,此时央行往往会暂停或缩量投放OMO和MLF,加之缴税、政府债券发行等因素影响,在降准并不改变“其他存款性公司存款”总量(仅仅改变结构)的情况下,反而会造成央行资产负债表的缩表。但这段时期的货币政策并非转为收紧,相反处于较为宽松状态。从近10年实践来看,有两段时期央行缩表较为显著,即2015-2016年Q1、2018年4月-2019年Q1,期间央行先后降准4-5次,缩表规模在1.1-1.2万亿。可以看到,在央行资产负债表单月波动超过万亿时期,一般为央行采取降准措施后,流动性投放工具大幅缩量所致,此时货币政策并非转为紧缩,相反还可能处于偏宽松状态。
实际上,2024年中国央行缩表背后是基础货币投放方式之变。
长期以来,中国基础货币的提供方式主要是外汇占款及广义再贷款。此外,基础货币提供方式由外汇占款转变为广义再贷款。
2014年后,外汇流入放缓,央行转而通过MLF、PSL等广义再贷款提供基础货币。
2024年,基础货币投放方式再度发生变化,央行开启国债买卖操作。数据显示,2024年央行对中央政府债权余额增长1.35万亿,意味着央行通过国债买卖提供了相当规模的基础货币。
对于国债买卖操作,央行行长潘功胜此前在陆家嘴论坛上这样解释:“把国债买卖纳入货币政策工具箱不代表要搞量化宽松,而是将其定位于基础货币投放渠道和流动性管理工具。”
从主要发达国家来看,央行买卖政府债券是常规操作。当前,美国、日本、欧洲、英国、加拿大等主要国家及地区央行均会进行国债买卖操作。其中,美联储买卖国债的历史长达百年。可以说,买卖国债是主要发达国家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的主要方式。
王剑认为,国债买卖和买断式逆回购等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正在逐步取代传统货币政策工具。
华源证券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廖志明认为,中国基础货币投放面临重大转型,中长期来看,央行或将主要通过买入政府债券来投放基础货币。金融机构加权平均法定存款准备率已经从2014年的20%左右降至2024年9月末的6.6%,未来降准空间已大幅缩小。MLF等方式面临掣肘,央行投放基础货币需要寻找新的手段。过去20年,中国央行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方式从外汇占款转型到MLF、PSL、再贷款等工具,参考主要发达国家央行的经验,未来或将逐步过渡到买卖政府债券上。
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2025年央行将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市场预计,2025年新创设的流动性调节工具、存量结构性工具与传统的总量工具操作一起,共同引导和激励金融资源促进经济平稳增长和结构转型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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