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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香港法律體系和監管框架相對健全,但港股市場仍存在一些特定的風險和挑戰,如港幣與美元掛鉤,外地投資者可能會面臨匯率波動;中國內地的政策變化和經濟狀況對港股的影響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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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九月以來,國際原油價格已下跌近10%,從今年4月的高點累計下跌22%,進入熊市。這兩天在新加坡舉辦的APPEC大會上,與會者瀰漫著悲觀。不僅因為全球經濟放緩,還在於對當前供需格局愈發難以為繼的擔憂。
進入九月以來,國際原油價格已下跌近10%,從今年4月的高點累計下跌22%,進入熊市。這兩天在新加坡舉辦的APPEC大會上,與會者瀰漫著悲觀。不僅因為全球經濟放緩,還在於對當前供需格局愈發難以為繼的擔憂。
在原油期限結構上也顯示近期需求開始快速惡化。布蘭特原油12個月價差在過去一個月從4塊跌至1塊,顯示曲線正在從backwardation轉向contango。不需我多言,做期貨的都知道這代表什麼。
市場情緒從對沖基金原油淨多單的大幅下降可見一斑,該數據近期已創下歷史新低,反映出了投機者強烈的看空情緒。通常如此極端的情緒我會比較喜歡拿來當反向指標。但大宗商品實際供需的情況對價格的影響可能比預期更大。而這一點愈發令人擔憂。
從需求端來看,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經濟的放緩已不是新聞。而大洋彼岸的大國需求成為當前市場的焦點。一方面debt-deflation的螺旋仍在加速,另一方面在能源轉型和EV爆發之下,機構預計汽油需求已提前觸頂。今天公佈的數據顯示大國今年以來原油進口數據年比轉為負成長,是剔除疫情和節慶因素後首次出現。
即使在經濟相對最好的美國也不例外。隨著疫情後經濟活動恢復,美國汽車行駛里程已回到了疫情前的水平,然而汽油消費量卻顯著下降。對汽油的需求同樣受到汽車燃油經濟性的提升、更多的混動和EV的衝擊。
不僅如此,供給端的問題更為複雜。雖然OPEC在過去兩年已持續減產300萬桶/天,上週又宣布將原定於10月份的複產計劃推遲兩個月試圖支撐價格,但OPEC對原油市場的控制力大不如前:得益於技術進步與效率提升,頁岩油氣產出在過去3年成長了30%,幾乎抵銷了OPEC減產的努力。美國已超過沙烏地阿拉伯和俄羅斯成為世界最大的產油國。而為了打擊俄羅斯,美國默許伊朗和委內瑞拉加大原油生產,進一步加劇了供應過剩。
而OPEC與俄羅斯限產的耐心恐怕已趨於極限。處於戰爭狀態的俄羅斯自不必說,油氣產業貢獻了財政收入一半以上。而以沙烏地阿拉伯為首的中東國家正急於推動產業升級以降低對原油的依賴。但隨著投資需求增加,其要實現財政平衡和經常帳平衡的breakeven油價逐年攀升。在不久前,IMF警告沙烏地阿拉伯的油氣收入將會比原先更早更大幅度的開始下滑,留給他們產業升級的時間不多了。
即使堅持兩個月,需求也不大可能明顯改善。美國大選無論誰贏,至少在短期內也會將打壓油價作為抑制社會對通膨不滿的主要政策手段。川普已承諾將盡可能放鬆監管鼓勵能源企業大幅增產,哈里斯在壓力下也對化石燃料的前景明顯鬆口,更遑論低油價對俄羅斯的打擊,可能不亞於更多的對烏援助。那對OPEC來說,如果減產並沒有換來漲價,只是繼續失去市場份額,那堅持的意義何在?
所以如果OPEC最終放棄減產,重新開啟價格戰試圖將高成本產油國擠出市場,甚至OPEC因此分崩離析,我也不會感到意外。而市場價格的技術形態已發出了不詳的訊號。我們先前提到的50/100/200週三條均線收斂後的破位,歷史上基本上都伴隨著油價的大幅下跌。而2023年開始的收縮三角形上週也已破位,打開了更大的下行空間。
如果歷史形態成立,我們預計在未來數月看到國際油價跌至50甚至30區間。當然,我不是商品專業交易員,只是從宏觀視角去猜測這個可能性。鑑於原油部位已經相當悲觀,以及美國和大國似乎都開始對經濟前景感到焦慮,也許油價在暴跌後,反而能帶來政策更大幅度的轉變,這點我在周度觀察已經提及。
對美國而言,油價暴跌若不是由於自身衰退,反而將助推美國消費的走強。低油價相當於減稅,疊加通膨走低聯邦儲備銀行的快速降息,將使可選消費產業表現迎來良機。值得注意的是,歷史上油價暴跌時,即使美國沒有衰退,美股整體都呈現較大波動,可能是因為全球風險外溢,也可能是自身能源產業的衝擊。
因此,在這個時間點做多美國可選消費,做空標普500指數或其他原油依賴更強的國家指數,是我更喜歡的trade。即使我錯了,大規模政策刺激提前生效使油價在多頭最後的技術防線64-66區間企穩見底,以汽車/地產/家電需求為主的可選消費也有足夠空間和安全邊際脫穎而出。
自2011年以來,中國人民銀行(以下簡稱「央行」)持續下調法定存款準備率(見圖1)。截至2024年8月末,商業銀行平均法定存款準備率約為7%,接近1999-2002年間6%的最低水準。其中,大型銀行平均法定存款準備率為8.5%,中型銀行平均法定存款準備率為6.5%,小型銀行平均法定存款準備率為5%。考慮到當前經濟仍面臨一定壓力,未來繼續下調法定存款準備率勢在必行。 2024年9月5日,央行貨幣政策司司長鄒瀾表示,「目前金融機構的平均法定存款準備率約為7%,還有一定的空間」。如果繼續下調法定存款準備率,還有多少下調空間?能否降到零?這是本文要回答的問題。
1980年代以後,絕大多數已開發經濟體央行逐漸降低甚至取消了存款準備金要求(見表1)。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貨幣政策操作框架改變。由於監管放鬆以及金融創新的發展,貨幣供應量與經濟成長之間的相關性趨於下降,已開發經濟體央行逐漸放棄將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貨幣政策框架開始採用「通膨目標制”,貨幣政策調控由數量型向價格型轉型。在此背景下,存款準備金工具的角色大幅降低,價格型工具開始成為貨幣政策調控的主要手段。
二是存款準備金制度的弊端逐漸顯現。隨著金融創新的發展,非銀行金融機構發展十分快速。由於存款準備金制度只適用於商業銀行,強製商業銀行繳納存款準備金不僅提升了商業銀行的資金成本,而且限制了其信用擴張能力,致使商業銀行面臨來自非銀機構越來越大的競爭壓力。
三是存款準備金制度的功能被取代。自1988年巴塞爾協定誕生以來,已開發經濟體開始逐漸廣泛採用巴塞爾協定。由於巴塞爾協議規定的資本充足率通常高於發達經濟體央行要求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根據“短邊規則”,就控制信貸投放而言,資本充足率要求已經覆蓋了存款準備金制度的功能。由於滿足資本充足率的要求需要根據風險計量資本,並且包含表外業務,資本充足率要求比相同水平下的存款準備金要求更能限製商業銀行的信貸擴張。
此外,隨著世界各國存款保險制度的逐步建立與發展,存款準備金制度金融穩定的功能也被取代,也降低了保留存款準備金制度的需要。目前,已開發經濟體中僅歐洲央行和日本央行保留存款準備金制度,但法定存款準備率也處於極低水平,也不再將存款準備金工具作為貨幣政策工具進行使用。
目前,法定存款準備率已降至接近歷史最低水準。客觀來說,持續降低法定存款準備率對於增加基礎貨幣投放、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有一定好處。然而,效法已開發經濟體取消存款準備金要求不符合經濟現實,主要有以下三個原因:
第一,維護金融穩定。透過存款準備金工具鎖定商業銀行的部分存款,相當於為商業銀行提供了保護,防止銀行陷入流動性風險和償債能力風險。雖然中國也積極落實巴塞爾協議,但仍無法取代存款準備金制度的角色。
一是並非所有銀行都嚴格落實巴塞爾協議。 《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以中國銀行業務特徵和風險特徵將商業銀行分為三檔。第一檔商業銀行全面對標巴塞爾協定III最新監理規則,而第二檔商業銀行和第三檔商業銀行則採用相對簡化的資本監理規則。
二是巴塞爾協議並非萬能良藥。一方面,巴塞爾協議本身也存在缺陷,例如,資本監理仍有順週期效應等諸多問題。另一方面,1990年代部分資本充足率高的銀行仍出現倒閉,巴塞爾協議也未能防範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
三是國內商業銀行在資訊揭露、公司治理等方面仍有不足。由於部分商業銀行管理不夠完善,真實資產狀況可能跟數據有偏差。即便是全面落實巴塞爾協議,部分銀行真實風險狀況仍不得而知。在差別存款準備金制度下,資本充足率越低的銀行適用的法定存款準備率越高正是這一思路的體現。存款準備金制度作為巴塞爾協議的一種補充,對於防範銀行業風險仍有必要。
第二,控制貨幣乘數。考慮到中國間接融資佔絕對主導地位,如果法定存款準備率過低,貨幣乘數將較高,信貸的擴張和收縮過於劇烈,這會導致控制貨幣供給的能力下降,不利於宏觀調控。雖然美國取消了存款準備金要求,但美國屬於市場主導型金融結構,銀行資產佔金融業資產的比重偏低,即便是取消存款準備金要求對信用擴張能力的影響也不大。中國情況與美國完全不同,信用擴張主要依賴商業銀行。雖然巴塞爾協議也能一定程度上限製商業銀行的信用創造能力,但保有一定的法定存款準備率對於輔助控制信用擴張能力仍有必要。
第三,控制中小型銀行風險。目前中國銀行業風險主要集中在中小型銀行。央行定期對商業銀行進行評級。評級結果依風險由低到高劃分為11級。其中,評級結果1-5級為“綠區”,安全等級最高;6-7級為“黃區”,安全等級次之,但也仍位於安全邊界內;評級結果8-D級為“紅區”,表示機構處於高風險狀態。 2023年第二季度,央行對3992家參評銀行評級結果顯示,評級處於黃區和紅區的銀行資產分別為29.47兆元和6.63兆元,資產佔比分別為7.63%和1.72%;家數分別為1724家和337家,家數佔比分別為43.19%和8.44%。如果取消法定存款準備率要求,處於「紅區」的中小型銀行風險勢必將進一步加大,處於「黃區」的銀行也將有部分銀行滑落至「紅區」。
無論是主流經濟學教材或相關文獻,一般認為存款準備金要求會造成無謂損失(deadweight loss)。法定存款準備率越高,無謂損失越大。無謂損失包含三個面向:一是直接損失。由於法定存款準備利率長期低於存款利率,商業銀行存款準備金長期處於虧損狀態。二是機會成本。如果沒有存款準備金要求,商業銀行將有更多的資金用於發放貸款或投資。三是通膨稅。法定存款準備金及其收益都會受到通貨膨脹的稀釋。
徵收法定存款準備金產生的無謂損失將透過提高存貸款利率息差的方式傳導至其他市場主體,可能傳導給存款者,也可能傳導給貸款者,也有可能是銀行的股東。而無論傳導至哪一方,都會導致市場主體利益受損。由於市場中資金供給方相對強勢,而資金需求方相對弱勢,法定存款準備金的成本可能多數由貸款者承擔。法定存款準備率越高,企業融資成本也將越高。企業融資成本上升後,可能會減少投資,為實體經濟帶來緊縮效應。
上述邏輯有一定道理,但也並非完全正確。中央銀行透過徵收法定存款準備金將產生鑄幣稅,這個稅收對應的就是無謂損失。鑄幣稅並非是帳面上的一筆收入,而是中央銀行隱性的不引發額外通膨的貨幣化的增量空間。這個增量空間最終會透過量化寬鬆或結構性貨幣政策等工具來支持實體經濟。以央行為例,近年來央行使用結構性貨幣政策越來越多。截至2024年6月末,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餘額為7,0318億元。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利率明顯低於市場利率,本質上就是央行在運用隱性的貨幣化空間來對抗實體經濟。
存款準備金制度是金融市場發展特定時期的階段性的貨幣政策工具。未來隨著市場化的持續推進、金融監理制度的不斷完善以及直接融資市場的快速發展,亦可考慮效法已開發經濟體取消存款準備金要求。然而,在目前間接融資仍佔絕對主導地位的情況下,考慮到維持金融穩定等需要,維持5%左右的法定存款準備率仍有必要。
標準普爾道瓊斯指數通常在大公司滿足獲利標準後才會將其納入,並且預計在未來幾個月會增加更多公司。
接下來,誰將進入標準普爾500指數?一些頂級候選包括阿波羅全球管理(APO.N)、Workday(WDAY.O)、The Trade Desk(TTD.O)和Coinbase(COIN.O)。
根據標準普爾道瓊斯指數的訊息,戴爾(DELL.N)、Palantir(PLTR.N)和伊瑞保險(ERIE.O)將在9月23日交易開始前加入標準普爾500指數。該消息在周五收盤後公佈。
標準普爾道瓊斯指數通常在大公司滿足獲利標準後才會將其納入。
戴爾和Palantir是加入前最大的兩家不在標準普爾500指數中的公司,市值分別為720億美元和680億美元。週一,兩家公司的股票均上漲,戴爾上漲3.8%至105.89美元,Palantir上漲14.1%至34.60美元。然而,伊瑞保險則下跌0.6%至503.19美元。
目前,Workday和阿波羅是市值分別為670億美元和610億美元的不在指數中的頂級公司。
考慮到阿波羅的規模、獲利能力以及作為僅次於KKR和黑石集團(BX.N)的最大另類資產管理公司之一,預計在未來六個月內阿波羅有望加入標準普爾500指數。黑石於2023年加入該指數,KKR則在今年稍早加入。阿波羅也經營著一家大型保險公司,並且是重要的年金提供者。
Workday也有可能被納入,因為它是一家領先的軟體供應商。
市值為570億美元的邁威爾科技(MRVL.O)由於未能根據一般公認會計原則(GAAP)盈利,可能需要更長時間才能進入該指數。標準普爾要求公司在最近四個季度的累計盈利基礎上實現GAAP盈利,並在最新季度實現盈利,才能符合納入標準。
許多科技公司,特別是軟體公司,根據非GAAP盈利方式實現盈利,這種方式將股票補償計入盈利,但在GAAP基礎上並未盈利,這種處理方式通常將限制性股票或期權視為費用。
市值在300億美元到500億美元之間的Coinbase、Trade Desk和Ferguson Enterprises也由於規模和獲利能力成為標準普爾500指數的候選公司。
標準普爾要求納入標準普爾500、標準普爾中型400和標準普爾中型600的公司必須註冊在美國,且市值至少為180億美元。 Ferguson一個月前將其註冊地從英國遷至美國,因此似乎符合納入資格。
標準普爾有時會將標準普爾中型400中的大型公司添加到標準普爾500中,就像伊瑞保險公司一樣,但目前除了卡萊爾夥伴(CSL.N)以外,滿足180億美元門檻的中型公司不多。
標準普爾不允許業務發展公司和主有限合夥企業加入標準普爾500及其中型和小型指數,這使得市值620億美元的Enterprise Products(EPD.N)被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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