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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投资的风险预警
尽管香港法律体系和监管框架相对健全,但港股市场仍然存在一些特定的风险和挑战,如港币与美元挂钩,外地投资者可能会面临汇率波动;中国内地的政策变化和经济状况对港股的影响等。
投资港股费用结构与税务
港股市场的交易成本包括总投资成本为买卖股票的交易费用、印花税、结算费用等,对于外地投资者,可能会涉及兑换港币所产生汇率转换费用,以及按照所在地的相关法规需缴纳的税款。
港股行业分析:非必需消费行业
港股市场非必需消费行业覆盖汽车、教育、旅游、餐饮、服装等多个领域,在643家上市公司中35%为中国内地公司,占总市值的65%,因此受中国经济影响深远。
港股行业分析:地产建筑业
地产建筑业在港股指数中的份额近年已明显下降,但截2022年,它依然在市场上占有约10%的份额。包含了房地产开发、建筑工程、房地产投资和物业管理等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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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持续稳定,预计2024年第四季度GDP增长速度仍超2%,但劳动力市场疲软,符合FOMC的预测目标,根据收集的数据和预测尚不能确认未来会持续大幅疲软。
能源市场普遍认为,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将成功压低油价,甚至可能比拜登更成功。前者在竞选中曾大放豪言:一旦上任,要大幅削减美国汽油的价格。
过去几个月,布伦特原油一直在70美元左右徘徊。欧佩克+在上次会议上同意搁置增产,从而消除了2025年预期的大部分供应过剩。与此同时,特朗普可能对伊朗采取强硬立场,这可能会导致该国的石油供应量下降。根据我们的数据,尽管伊朗受到制裁,但其原油和凝析油的出口量在拜登执政时期也曾高达每天180万桶,而在特朗普执政期间仅为每天40万桶。
特朗普团队似乎认为,释放美国石油产量可以减轻伊朗石油损失对油价的影响。问题在于,他不能同时同时实现低油价和创纪录的国内油气产量,因为美国页岩油生产商需要比八年前更高的价格来支持石油增产的投资理由。美国的能源产量增长正变得越来越依赖天然气。该国的能源产出将继续强劲增长,但对油价的影响可能不会像以前那样显著。
正如特朗普提名的财政部长人选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所声称的那样,未来四年美国政府无法切实增加每天近300万桶的原油产量,这并非监管问题,而是资源问题。目前尚未开发的原油储量根本无法支撑如此高的产量。我们预计同期美国原油产量每天仅能增长40万桶,较当前水平增长3%。
白宫只有少数几个筹码来激励更快的产量增长。它可以开放更多联邦土地。但未租赁的陆上联邦土地库存有限,而海上钻井可能需要十年时间才能开采出第一桶油。从理论上讲,对新能项目许可制度的改革可以加快已租赁联邦土地上的钻探速度,但出于法律、环境和部落方面的考虑,即便共和党掌控国会,这一改革也可能难以实施。
简化天然气管道的审批流程可能会让宾夕法尼亚州的产量有所增加。而结束拜登政府对液化天然气(LNG)出口许可证的暂停发放,可能会在本世纪20年代末期增加美国天然气的国际销量。
补贴措施在政治上可能是不受欢迎的,不过或许有一些税收调整能在一定程度上鼓励美国生产商。但生产商们已经释放出产量增长有限的信号。雪佛龙是近年来在二叠纪盆地增长最快的大型生产商,该公司已削减了2025年在该地区的投资支出计划,并预计石油产量增长不会加速。相反,增长速度将放缓至个位数。雪佛龙明年在二叠纪盆地的大部分增长将来自新墨西哥州的区块,这些区块产出的LNG比石油多。
值得关注的一个潜在增长点可能是私募股权支持的生产。较低的利率和欧佩克+近期释放的信号可能会鼓励这种扩张。但像雪佛龙这样的上市公司仍然面临着来自投资者的压力,要求它们限制支出以优先考虑股东回报。
在二叠纪盆地,随着大型企业收购小型企业,将更多勘探前景纳入未来项目的储备,原油开发的步伐也在放缓。此外,由于生产商更多地从优质区块转移,北达科他州/蒙大拿州的巴肯和得克萨斯州的伊格尔福特等次级页岩盆地的产量预计将会下降。
与此同时,天然气和天然气凝液产量将增长得更快,因为在建的LNG出口设施增加会提振墨西哥湾沿岸的需求,从而提高价格,并激励阿巴拉契亚地区和路易斯安那州/德克萨斯州海恩斯维尔周围盆地的天然气产量恢复增长。我们还预计,在二叠纪盆地以及那些老化的页岩油井越来越多的盆地,天然气和天然气凝液的产量将增长得更快。随着这些油井逐渐老化,其天然气产量往往会相对高于石油产量。
因此,我们预计截至2028年,天然气产量将每天增加100亿立方英尺,同时天然气凝液产量将每天增加60万桶,相当于每天增加270万桶石油。换句话说,贝森特所提及的石油产量增长每天300万桶,实际上是指每天300万桶的能源当量——其中大部分是由石油当量贡献的。
2025年全球市场风险聚焦于通胀压力、贸易保护主义和债务问题。美国经济受移民与关税政策影响,国债收益率或突破5%;欧元区增长疲软,央行政策趋宽松。美元维持强势,对非美元货币构成压力,大宗商品价格因供应紧张走高。
近期商业调查显示,2024年底美国大选尘埃落定后,因政策与监管不确定性而延迟的企业投资和招聘活动逐步回归,促进了经济活动的复苏。此外,低税收环境的延续也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支持。然而,特朗普当选总统提出的政策同样伴随着风险。
特朗普政策中的严格移民控制可能导致部分领域劳动力短缺,抑制增长并推高工资。同时,贸易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或对供应链依赖国际市场的企业造成冲击,并使出口商面临潜在的报复性措施。这将不可避免地提高消费者成本,侵蚀购买力并推高通胀水平。
政策驱动的财政赤字恶化将引发市场对债务可持续性的担忧。分析师认为,在高通胀环境下,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可能突破5%,推高消费者与企业的借贷成本,成为中长期增长的制约因素。
目前,4%的SOFR(担保隔夜融资利率)对应4.5%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回顾2000年代,平均通胀率为2.5%,联邦基金利率为3%,当时的长期收益率与当前环境接近。随着市场对高通胀的预期巩固,分析师认为,长期国债收益率的上升趋势将在2025年持续。
欧元区经济指标显示出持续疲软的趋势。12月综合PMI仍处于荣枯线以下,虽然服务业有所增长,但私人部门贷款增长在11月放缓,仅同比增长1%。新一届德国政府可能推出财政刺激,但影响预计要到2025年下半年才会显现。此外,多国财政赤字过高,迫使其维持紧缩的预算政策。
欧元区2025年GDP增速预计仅为0.7%。尽管能源价格的去通胀效应减弱,12月调和消费者物价指数(HICP)通胀上升至2.4%,核心通胀维持在2.7%,服务业价格通胀更高达4%。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依旧保持紧缩,但考虑到经济疲软,预计利率将进一步下调。
随着欧洲央行逐步放松货币政策,Euribor 10年互换利率将逐步回归长期均值水平。基于名义增长预测,预计2025年底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将升至2.7%。由于美国与欧元区收益率之间的利差在2025年可能进一步扩大,欧元区资产的吸引力可能持续下降。
受贸易保护主义和劳动力供应短缺导致的通胀压力影响,美联储预计在2025年降息步伐将较2024年有所放缓。分析师预测美联储将在2025年前三个季度各降息25个基点,总计降息75个基点,高于市场预期的两次降息。尽管就业市场降温和长期国债收益率的上升可能对经济构成压力,但美元强势仍可能促使美联储采取更宽松的政策以缓解经济压力。
美元在2025年初继续维持强势,通胀调整后的贸易加权美元指数接近1985年时的历史高位。美元强势对日元构成压力,美元/日元接近158-160区间。分析师认为,在美元持续强势背景下,非美元货币预计全年仍将承压。
美元指数在强势通道内运行,维持两年高点。分析师表示,美元/日元技术面显示出强劲的上涨势头,汇价接近158-160区间,是日本政府前期干预的关键点位;如果突破该区间,可能引发进一步的技术性上行。
OPEC+在2024年12月延长了供应削减协议,2025年初布伦特原油价格上涨至每桶76美元以上。此外,亚洲买家寻求中东油种,进一步提振了中东原油市场。
欧洲天然气市场也因乌克兰的过境协议到期而供应减少,导致TTF价格短暂突破每兆瓦时50欧元。较冷天气的预测可能进一步加速天然气库存的消耗,当前欧洲天然气库存水平低于过去五年平均值。
2025年全球市场面临多重风险与不确定性,包括通胀压力、贸易保护主义和债务可持续性问题。美元和美债收益率的强势依旧是市场的主导力量,而原油和天然气等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为能源市场注入了更多不确定性。
“机身上的一个舱门在半空中脱落;工厂车间状况不断;宇航员滞留太空;罢工造成严重损失;连续五年亏损……”在以“波音还有救吗?”为题的一篇最新文章中,美国主流媒体之一的《华尔街日报》这样总结波音公司“越积越多的麻烦事”,并称这还没算上最近几年涉及波音飞机的几起空难。就在本月初,这家公司刚刚公布新的“安全与质量计划”,将开始实施十多项新的质量控制检查,以应对波音飞机事故频发造成的公众质疑。近些年来,波音困境背后的深层原因不断引发讨论与反思。如何摆脱这种困境?波音公司内外一些专家的建议是“重塑信任,忘掉股价”。但在通过金融方式攫利更快也更丰厚的惯性下,让波音等美国大公司背后的资本“回归制造业初心”殊为不易,美国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陷入分裂与相互博弈的困境更是一时难解。
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类似航空制造这样涉及如此多的国家以及市场主体的行业屈指可数,其研发周期之长、工程技术之复杂、零部件之多,对于一个国家的科技、产业、金融、管理等方面及其系统集成能力都提出堪称严苛的要求。也正因如此,航空制造业被认为是一个工业大国实力的集中体现,是现代制造业的“皇冠”。
长期以来,波音公司都是世界最大的飞机制造商之一。但近年来,随着波音飞机问题频发,这个航空制造巨头也被爆出越来越多的生产和管理问题。一些观察人士在给波音管理模式的嬗变寻找病因时,将其归结为“股市霸权”,即对于一家公司而言,一切管理、经营行为的首要考量都变成了对股价负责,把“股东利益至上”奉为圭臬。过去20多年来,很大程度上是为满足华尔街对公司盈利的要求,波音不断缩减基础研发支出,大量裁员,并且频繁使用产业链外包手段来为财务报表“添彩”。以下这样一组数据或许可以说明问题: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最受欢迎的波音727机型只有2%的零部件来自外包生产,而到了777机型,零部件外包比例达到了30%,到了787机型更是高达70%。
这种模式进一步加剧着美国制造业空心化问题。况且,类似操作并不仅仅存在于波音公司。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制造业的另一颗明星通用电气,杰克·韦尔奇用20年时间把公司市值从140亿美元做到4000亿美元,但员工数量从40万裁减到23万。如今,金融成为通用电气最重要的盈利业务之一,通用电气也因此被同行调侃是“伪装成工业巨头的对冲基金”。除了波音和通用电气,其他一些工业和科研巨头,比如IBM、惠普、贝尔实验室等也都不同程度地走上这条道路。与此同时,互联网社交媒体巨头崛起,极大改变美国产业形态,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传统工业巨头的衰落。
在“全球劳动套利”模式下,主要美企很难不为巨额金融垄断利润诱惑所动,因而越来越难以坚守制造业初心。对一个工业国而言,制造业空心化的代价除了产品技术水准下降,还有职业技能的流失和专业人才的断层等。美国政界和学界在这几年的反思中认为,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美国之后,过度追求“后福特主义”的弹性积累体制,使得美企普遍将艰辛繁重、资本回报率低的产业外包给其他国家,自己则只抓着具有技术垄断优势、利润也最丰厚的部分。
2020年,一本名为《乡下人的悲歌》的个人传记作品突然在美国产业界、政界和学界引发热议。本书作者、如今的美国当选副总统JD·万斯,向读者揭示了新自由主义思潮下,制造业空心化给美国中部“铁锈地带”诸州带来的后果——高昂的学费和学业贷款迫使当地很多白人家庭子女放弃接受高等教育的选择,沦为可替代性极强的普通工人。其结果是,美国的基层熟练技工人才结构遭到更大扭曲,损失了整整一代工程技能人才。这类人才,又是任何想要占据全球制造业产供链高端的国家所不可或缺的。
可能有人会说,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随时可以开启它的“人才收割机模式”,从其他国家招徕高科技人才。但这个观点现在至少存在两个漏洞:一是美国的后冷战霸权红利正在出现亏空,“人才收割”的效率随着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呈现下跌态势;二是即便主要作为中产阶层的高科技人才可以被“收割”来,但通常处于更低阶层的熟练技工呢?往往短时间内难以补充上来。
在新自由主义思潮引起越来越多反思的背景下,美国国内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深层问题所在,开始强调企业经营除了关照股东利益,还应更充分地兼顾客户、员工、供货商和所在社区等其他方面的利益,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回到二战结束初期美国福利资本主义的传统——充分照顾工人、社区、福利、环境等其他经济利益相关者,正视“股市霸权”模式在企业长远发展乃至社会稳定等方面的潜在风险。
不过,意识到问题所在,与真正作出改变还有相当一段距离。让已经习惯“躺赢”的美国跨国垄断资本走出“舒适圈”,谈何容易。正是在各种复杂因素的拉扯中,包括美国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分裂与博弈中,美国执政者近些年来逆历史潮流而动,一方面试图破坏后冷战时代形成的经济全球化体系,以国内加大产业补贴、对外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等手段促使制造业回流美国,安抚美国产业资本;另一方面竭力维持美元霸权,以延续美国金融资本在全球攫利的态势。在此基础上,一个同样令人担忧的趋势是,美国一些人越来越铤而走险,试图在外部制造甚至直接参与危机或冲突,进而以“全球战争套利”取代“全球劳动套利”,通过转嫁危机渡过当下的窘境和难关。站在人类共同命运和世界共同利益的角度来看,这些做法都只会给全球治理带来更大的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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