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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投资的风险预警
尽管香港法律体系和监管框架相对健全,但港股市场仍然存在一些特定的风险和挑战,如港币与美元挂钩,外地投资者可能会面临汇率波动;中国内地的政策变化和经济状况对港股的影响等。
投资港股费用结构与税务
港股市场的交易成本包括总投资成本为买卖股票的交易费用、印花税、结算费用等,对于外地投资者,可能会涉及兑换港币所产生汇率转换费用,以及按照所在地的相关法规需缴纳的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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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行业分析:地产建筑业
地产建筑业在港股指数中的份额近年已明显下降,但截2022年,它依然在市场上占有约10%的份额。包含了房地产开发、建筑工程、房地产投资和物业管理等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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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逆回购(Central Bank Reverse Repurchase Agreement)是一种货币政策工具,通过这一操作,央行向市场投放流动性,以应对短期资金紧缺的问题。逆回购操作的利好或利空影响,需要从多角度进行分析,包括宏观经济环境、市场流动性状况、金融市场反应等。本文将详细探讨央行逆回购的机制及其对市场的影响。
逆回购操作是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的一种具体手段。在逆回购操作中,央行购买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持有的证券,同时约定在未来某一日期再将这些证券卖回给这些金融机构。通过这一操作,央行向金融机构提供了短期流动性。
流动性:流动性指金融市场中资金的可获得性和流动性程度,反映市场参与者能够快速买入或卖出资产而不导致资产价格显著波动的能力。
公开市场操作:这是央行调控货币供应量和市场利率的手段,包括逆回购和正回购操作。
短期利率:指期限在一年以内的利率,央行通过逆回购操作可以直接影响短期利率,从而间接影响中长期利率。
增加市场流动性:央行通过逆回购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可以缓解市场的短期资金紧张状况,降低市场利率,从而支持经济活动和企业融资。
稳定金融市场:在市场出现流动性危机或资金紧张时,央行的逆回购操作可以起到稳定市场情绪的作用,防止市场恐慌和资产价格剧烈波动。
引导预期:逆回购操作也传递了央行的政策意图和对未来经济形势的预期,市场参与者可以根据央行操作调整投资和融资决策。
案例分析
以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为例,央行多次进行逆回购操作,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有效缓解了市场的流动性危机,稳定了金融市场,同时也支持了实体经济的复苏。
可能引发通胀:长期大规模的逆回购操作可能导致市场流动性过剩,从而推高资产价格和通货膨胀,给宏观经济带来风险。
市场依赖性增加:频繁使用逆回购操作可能导致市场对央行流动性支持形成依赖,削弱金融机构自我调节和风险管理能力。
政策退出风险:逆回购作为短期操作手段,其频繁使用可能使市场参与者对央行的政策退出预期产生不确定性,一旦央行收紧流动性,可能引发市场动荡。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了解央行通过不同货币政策工具(如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如何影响经济活动和市场预期。金融市场稳定性:探讨金融市场的稳定性与央行流动性操作之间的关系,分析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案例。通货膨胀与货币供应量:研究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如何影响通货膨胀率,了解不同经济学派对此问题的不同观点。
央行逆回购操作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工具,其利好和利空影响需要根据具体经济环境和市场状况进行综合评估。短期内,逆回购有助于增加市场流动性、稳定金融市场、引导市场预期。然而,长期大规模操作也可能引发通胀、市场依赖性增加和政策退出风险。因此,央行需要在使用逆回购工具时,权衡其短期和长期影响,以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通过对央行逆回购操作的深入理解,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其对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影响,从而在投资和金融决策中作出更为明智的判断。
最近“石油美元”的话题再度引发热议,不仅仅是在国内,根据谷歌追踪显示,近期“石油美元”在美国也成为了热搜词,搜索量为2004年谷歌有记录以来的最高。
最近有一则传播甚广的消息称,“沙特与美国之间长达50年的石油美元协议已于6月9日到期,沙特宣布不再续签”。这一消息最早从数字货币玩家圈子开始扩散,最终被一些非主流媒体引用。
随后,一些专业人士开始发声论述石油美元并没有终结,然而多数没有注意到这则假消息的前提,事实上,石油美元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和沙特的默契安排,迄今为止,没有公开证据显示双方存在书面的石油美元正式协议。
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研究员邹志强向记者表示,类似传言时有流传,但“别当真”。他说,“只要美元霸权地位不变,沙特对美国安全依赖不变”,沙特就不太可能大规模使用其他货币结算石油贸易。
记者查询了沙特官方信息发布渠道沙特通讯社和沙特公报(Saudi Gazette),近期均没有石油美元或石油结算的信息,国际主流媒体也没有报道过所谓“石油美元协议”续签的问题。
在全球石油销售中,大约80%是以美元结算的。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沙特和其他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确认了以美元作为国际石油交易的计算及结算货币,从此美元开始与石油“挂钩”。
沙特以对“石油美元”的忠诚,换取美国的安全保障。所以从一开始,沙特以美元结算石油就不仅仅是个经济议题,还同样是政治议题。沙特高级官员曾坦言,一旦沙特动了疏远美元的念头,美国人就会对沙特施以惩戒。
前述信息中还提到“协议签订”时间点是1974年,记者查询发现,在1974年6月6日,美国时任总统尼克松在白宫会见了时任沙特第二副首相兼内政大臣法赫德亲王(Prince Fahd bin Abdulaziz al-Saud)。双方会谈的纪要已经在2004年由美方解密并公开,4页的纪要显示双方主要讨论了中东地区局势等政治事务,完全没有提及石油美元或石油结算问题。
在两天后的6月8日,时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和法赫德在媒体面前签署了一份框架协议,设立美国沙特经济合作联合委员会和美国沙特军事合作联合委员会,推动双方的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协议并没有设定50年有效期,也没有提及石油美元的安排。在这份协议达成后,沙特依然接受英镑等外国货币购买石油的付款。
如果通过公开资料找不到“石油美元协议”存在的证据,那么有无可能美国和沙特存在一份秘密的协议?然而,多方人士经过多年的努力,依然无法证实有秘密协议的存在。
包括瑞银全球财富首席经济学家多诺万(Paul Donovan)在内的多位专业人士表示,最接近“石油美元协议”的安排,乃是1974年沙特和美国达成用石油美元购买美国国债的协议。
“石油美元”的内核首先是国际石油贸易以美元作为计价和结算货币,其次是产油国出口石油所获得的收入,在扣除进口开支之外主要用来购买美国国债。所以“石油美元”也常用来指代“美元-石油-美国国债”这一循环。
1974年7月,美国财长西蒙(William E. Simon)开启中东之旅,在沙特期间,与沙特阿拉伯货币管理局(SAMA)就石油美元投资美国政府债券达成“附加安排”,以促进美元回流,按沙特的要求,美国对沙特购买国债的数量予以保密。
对于沙特来说,保密数据可以确保自己的投资策略不被外界知晓。而由于沙特逐步持有了大量美元资产,美国也担心一旦信息公开后会对沙特造成刺激,从而对美元地位和国际金融市场造成冲击。
直到40多年后的2016年,依据《信息自由法案》(Freedom-of-Information Act),美国财政部公开相关数据后,美国政府才首次披露沙特所持美国国债数量。截至当年3月,沙特持有1168亿美元美国国债,少于中国和日本,少于外界的猜测。
沙特被认为善于使用手上的美债作为外交工具。据新华社此前报道,沙特外交大臣曾警告美国政府,如果美国国会通过法案,为“9·11”恐怖袭击受害人及其亲属起诉沙特政府开绿灯,沙特将抛售所持的数千亿美元资产。
近些年来,随着美国的战略转移,美国对于沙特的重视程度在减弱,造成两国关系时不时出现一些“小摩擦”,一位美国高级官员曾表示,过去在美国和沙特关系紧张之时,沙特就曾多次提出取代石油美元的想法。
邹志强分析,沙特借石油美元向美施压,在过往已有多次。他说:“除非出现类似伊朗这样的情况,遭到美国极力打压,出现生死存亡的危机,否则沙特就不太可能大规模转向其他货币结算。”
美欧正在对中国的纯电动汽车(EV)投出严厉的目光。认为以中国政府补贴为支撑,正在以不合理的低价销售,决定提高进口关税。中国对此表示反对,提到了反制措施。日本将与美欧的态度保持距离,同时探索在尖端能源领域不依赖特定国家的道路。
“我们承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展开合作,以解决重要领域的全球产能过剩”,七国集团(G7)峰会在6月14日通过的首脑宣言中,明确写入了应对产能过剩。
在峰会举行之前的6月12日,欧盟(EU)的执行机构欧盟委员会(EU)表示,将从7月份开始对中国制造的EV加征最高38.1%的额外关税。欧盟委员会从2023年起对低价销售背后的补贴展开调查,认为中国在整个供应链提供不正当支持。
对于中国EV,美国拜登政府也公布了从8月开始将关税提高到现行水平4倍(100%)的方案。不仅是EV,加税还将涉及光伏面板、半导体、钢铁和铝等物资。
拜登政府一直认为中国的产能过剩构成问题。此次提高关税是基于特朗普前政府时期抛出的“贸易法301条款”。
美国正处于拜登和特朗普两大阵营在11月大选之前围绕保护主义政策展开竞争的局面。而在欧洲,在截至6月9日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极右翼和右翼的疑欧派明显壮大,本国优先的内向趋势正在加强。
对于美欧的做法,中国表示反对。中国商务部就欧盟提高关税发表发言人谈话,称“欧方罔顾事实和世贸组织规则,无视中方多次强烈反对,不顾多个欧盟成员国政府、产业界的呼吁和劝阻,一意孤行,中方对此高度关切、强烈不满,中国产业界对此深感失望、坚决反对”。6月13日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提及对欧洲产乳制品等补贴启动调查。
日本的立场与对中国EV采取严厉态度的美欧有所不同。EV在日本新车销售中所占的比率仅为2%左右,日本经济产业省高官表示“目前还不到要控诉本国产业损失的程度”。
中日两国在地理位置上靠近,从大企业到中小企业,双方的交易很多。作为贸易对象不容忽视,很难采取关税等贸易措施。普华永道咨询公司(PwCconsulting)的高级经济学家薗田直孝表示,“提高关税容易招致对方国家的报复,进而导致事态升级。为了保护日本产业,提高关税是否正确存在疑问”。
不过,日本也“不能对中国的过剩产能视而不见”(另一位经济产业省官员)。在去碳化不可或缺的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领域,可能会出现利害关系交织的情况。
中国将EV、锂离子电池和太阳能发电相关产品定位为“新三样”,正在加强支援。出口额在最近3年间增加至4倍。日本在电池和发电设备方面也依赖中国。
在今后有望普及的超薄新一代光伏面板和海上风力发电领域,日本国内制造商将加强生产,但将警惕中国企业的追赶。
日本将通过就重启谈判达成协议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FTA)和WTO等国际经济框架,向中国施加压力,要求中国改变不公平的行为。
围绕重要物资,G7不仅在价格方面,还就致力于制定重视供应可持续性和可靠性的补贴和政府采购的共同规则达成共识。此举意在重视战略领域的公正规则,培育本国产业,加强志同道合国家之间的供应链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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