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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投资的风险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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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九月以来,国际原油价格已下跌近10%,从今年4月的高点累计下跌22%,进入熊市。这两天在新加坡举办的APPEC大会上,与会者弥漫着悲观情绪。不仅因为全球经济放缓,还在于对当前供需格局愈发难以为继的担忧。
进入九月以来,国际原油价格已下跌近10%,从今年4月的高点累计下跌22%,进入熊市。这两天在新加坡举办的APPEC大会上,与会者弥漫着悲观情绪。不仅因为全球经济放缓,还在于对当前供需格局愈发难以为继的担忧。
在原油期限结构上也显示近期需求开始快速恶化。布伦特原油12个月价差在过去一个月从4块钱跌至1块钱,显示曲线正在从backwardation转向contango。不需我多言,做期货的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市场情绪从对冲基金原油净多单的大幅下降可见一斑,该数据近期已创下历史新低,反映出了投机者强烈的看空情绪。通常如此极端的情绪我会更喜欢拿来当反向指标。但大宗商品实际供需的情况对价格的影响可能比预期更大。而这一点愈发令人担忧。
从需求端看,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经济的放缓已不是新闻。而大洋彼岸的大国需求成为当前市场关注的焦点。一方面debt-deflation的螺旋仍在加速,另一方面在能源转型和EV爆发之下,机构预计汽油需求已提前触顶。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大国今年以来原油进口数据同比转为负增长,是剔除疫情和节日因素后首次出现。
即使在经济相对最好的美国也不例外。随着疫情后经济活动恢复,美国汽车行驶里程已回到了疫情前的水平,然而汽油消费量却显著下降。对汽油的需求同样受到汽车燃油经济性的提升、更多的混动和EV的冲击。
不仅如此,供给端的问题更为复杂。虽然OPEC在过去两年已持续减产300万桶/天,上周又宣布将原定于10月份的复产计划推迟两个月试图支撑价格,但OPEC对原油市场的控制力大不如前:得益于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页岩油气产出在过去3年增长了30%,几乎抵消了OPEC减产的努力。美国已超过沙特和俄罗斯成为世界最大的产油国。而为了打击俄罗斯,美国默许伊朗和委内瑞拉加大原油生产,进一步加剧了供给过剩。
而OPEC与俄罗斯限产的耐心恐怕已趋于极限。处于战争状态的俄罗斯自不必说,油气业贡献了其财政收入一半以上。而沙特为首的中东国家正急于推动产业升级以降低对原油的依赖。但随着投资需求增加,其要实现财政平衡和经常账户平衡的breakeven油价在逐年攀升。在不久前,IMF警告认为沙特的油气收入将会比原先更早更大幅度的开始下滑,留给他们产业升级的时间不多了。
即使坚持两个月,需求也不大可能明显改善。美国大选无论谁赢,至少在短期内也会将打压油价作为抑制社会对通胀不满的主要政策手段。特朗普已承诺将尽可能放松监管鼓励能源企业大幅增产,而哈里斯在压力下也对化石燃料的前景明显松口,更遑论低油价对俄罗斯的打击,可能不亚于更多的对乌援助。那对于OPEC来说,如果减产并没有换来涨价,只是继续丢失市场份额,那坚持的意义何在?
所以如果OPEC最终放弃减产,重新开启价格战试图将高成本产油国挤出市场,甚至OPEC因此分崩离析,我也不会感到意外。而市场价格的技术形态已发出了不详的信号。我们先前提到的50/100/200周三条均线收敛后的破位,历史上基本都伴随着油价的大幅下跌。而2023年开始的收缩三角形上周也已破位,打开了更大的下行空间。
如果历史形态成立,我们有望在未来数月看到国际油价跌至50甚至30区间。当然,我不是商品专业交易员,只是从宏观视角去猜测这一可能性。鉴于原油仓位已经相当悲观,以及美国和大国似乎都开始对经济前景感到焦虑,也许油价在暴跌后,反而能带来政策更大幅度的转变,这点我在周度观察已经提及。
对美国而言,油价暴跌若不是由于自身衰退,那反而将助推美国消费的走强。低油价相当于减税,叠加通胀走低下联储的快速降息,将使可选消费行业表现迎来良机。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油价暴跌时,即使美国没有衰退,美股总体都呈现较大波动,可能是因为全球风险外溢,也可能是自身能源行业的冲击。
因此,在这个时间点做多美国可选消费,做空标普500指数或其他原油依赖更强的国家指数,是我更喜欢的trade。即使我错了,大规模政策刺激提前生效使油价在多头最后的技术防线64-66区间企稳见底,以汽车/地产/家电需求为主的可选消费也有足够空间和安全边际脱颖而出。
2011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以下简称“央行”)持续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见图1)。截至2024年8月末,商业银行平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约为7%,接近1999-2002年间6%的最低水平。其中,大型银行平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为8.5%,中型银行平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为6.5%,小型银行平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为5%。考虑到当前经济仍面临一定压力,未来继续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势在必行。2024年9月5日,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邹澜表示,“目前金融机构的平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大约为7%,还有一定的空间”。如果继续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还有多少下调空间?能否降低至零?这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后,绝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央行逐渐降低甚至取消了存款准备金要求(见表1)。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货币政策操作框架发生改变。由于监管放松以及金融创新的发展,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趋于下降,发达经济体央行逐渐放弃将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货币政策框架开始采用“通胀目标制”,货币政策调控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型。在此背景下,存款准备金工具的作用大大降低,价格型工具开始成为货币政策调控的主要手段。
二是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弊端逐渐显现。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十分迅速。由于存款准备金制度只适用于商业银行,强制商业银行缴纳存款准备金不仅提升了商业银行的资金成本,而且限制了其信用扩张能力,致使商业银行面临来自非银机构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
三是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功能被替代。自1988年巴塞尔协议诞生以来,发达经济体开始逐渐广泛采用巴塞尔协议。由于巴塞尔协议规定的资本充足率通常高于发达经济体央行要求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根据“短边规则”,就控制信贷投放而言,资本充足率要求已经覆盖了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功能。由于满足资本充足率的要求需要根据风险计量资本,并且包含表外业务,资本充足率要求比相同水平下的存款准备金要求更能限制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
此外,随着世界各国存款保险制度的逐步建立和发展,存款准备金制度金融稳定的职能也被替代,这也降低了保留存款准备金制度的需要。目前,发达经济体中仅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保留存款准备金制度,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也处于极低水平,并且也不再将存款准备金工具作为货币政策工具进行使用。
当前,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已降至接近历史最低水平。客观来说,持续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于增加基础货币投放、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有一定好处。然而,效仿发达经济体取消存款准备金要求不符合经济现实,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维护金融稳定。通过存款准备金工具锁定商业银行的一部分存款,相当于为商业银行提供了保护,防止银行陷入流动性风险和偿债能力风险。虽然中国也在积极落实巴塞尔协议,但仍无法替代存款准备金制度的作用。
一是并非所有银行均严格落实巴塞尔协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基于中国银行业务特点和风险特征将商业银行划分为三档。第一档商业银行全面对标巴塞尔协议III最新监管规则,而第二档商业银行和第三档商业银行则采用相对简化的资本监管规则。
二是巴塞尔协议并非万能良药。一方面,巴塞尔协议本身也存在缺陷,例如,资本监管仍存在顺周期效应等诸多问题。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部分资本充足率高的银行依然出现倒闭,并且巴塞尔协议也未能防范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三是国内商业银行在信息披露、公司治理等方面仍存在不足。由于部分商业银行管理不够完善,真实资产状况可能跟数据存在偏差。即便是全面落实巴塞尔协议,部分银行真实风险状况仍不得而知。在差别存款准备金制度下,资本充足率越低的银行适用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越高正是这一思路的体现。存款准备金制度作为巴塞尔协议的一种补充,对于防范银行业风险仍有必要。
第二,控制货币乘数。考虑到中国间接融资占绝对主导地位,如果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过低,货币乘数将较高,信贷的扩张和收缩过于剧烈,这会导致控制货币供给的能力下降,不利于宏观调控。虽然美国取消了存款准备金要求,但美国属于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银行资产占金融行业资产的比重偏低,即便是取消存款准备金要求对信用扩张能力的影响也不大。中国情况与美国完全不同,信用扩张主要依赖于商业银行。虽然巴塞尔协议也能一定程度上限制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能力,但保有一定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于辅助控制信用扩张能力仍有必要。
第三,控制中小型银行风险。目前中国银行业风险主要集中在中小型银行。央行定期对商业银行进行评级。评级结果按风险由低到高划分为11级。其中,评级结果1-5级为“绿区”,安全等级最高;6-7级为“黄区”,安全等级次之,但也仍位于安全边界内;评级结果8-D级为“红区”,表示机构处于高风险状态。2023年第二季度,央行对3992家参评银行评级结果显示,评级处于黄区和红区的银行资产分别为29.47万亿元和6.63万亿元,资产占比分别为7.63%和1.72%;家数分别为1724家和337家,家数占比分别为43.19%和8.44%。如果取消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要求,处于“红区”的中小型银行风险势必将进一步加大,处于“黄区”的银行也将有部分银行滑落至“红区”。
无论是主流经济学教材还是相关文献,一般认为存款准备金要求会造成无谓损失(deadweight loss)。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越高,无谓损失越大。无谓损失包含三个方面:一是直接损失。由于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长期低于存款利率,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长期处于亏损状态。二是机会成本。如果没有存款准备金要求,商业银行将有更多的资金用于发放贷款或者投资。三是通胀税。法定存款准备金及其收益都会受到通货膨胀的稀释。
征收法定存款准备金产生的无谓损失将通过提高存贷款利率息差的方式传导至其他市场主体,可能传导给存款者,也可能传导给贷款者,也有可能是银行的股东。而无论传导至哪一方,都会导致市场主体利益受损。由于市场中资金供给方相对强势,而资金需求方相对弱势,法定存款准备金的成本可能多数由贷款者承担。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越高,企业融资成本也将越高。企业融资成本上升后,可能会减少投资,给实体经济带来紧缩效应。
上述逻辑有一定道理,但也并非完全正确。中央银行通过征收法定存款准备金将产生铸币税,这个税收对应的就是无谓损失。铸币税并非是账面上的一笔收入,而是中央银行隐性的不引发额外通胀的货币化的增量空间。这个增量空间最终会通过量化宽松或者是结构性货币政策等工具支持实体经济。以央行为例,近年来央行使用结构性货币政策越来越多。截至2024年6月末,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余额为70318亿元。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利率明显低于市场利率,本质上就是央行在运用隐性的货币化空间反哺实体经济。
存款准备金制度是金融市场发展特定时期的阶段性的货币政策工具。未来随着市场化的持续推进、金融监管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及直接融资市场的快速发展,亦可考虑效仿发达经济体取消存款准备金要求。然而,在当前间接融资仍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情况下,考虑到维持金融稳定等需要,维持5%左右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仍有必要。
标准普尔道琼斯指数通常在大公司满足盈利标准后才会将其纳入,并且预计在未来几个月会增加更多公司。
接下来,谁将进入标准普尔500指数?一些顶级候选包括阿波罗全球管理(APO.N)、Workday(WDAY.O)、The Trade Desk(TTD.O)和Coinbase(COIN.O)。
根据标准普尔道琼斯指数的信息,戴尔(DELL.N)、Palantir(PLTR.N)和伊瑞保险(ERIE.O)将在9月23日交易开始前加入标准普尔500指数。该消息在周五收盘后公布。
标准普尔道琼斯指数通常在大公司满足盈利标准后才会将其纳入。
戴尔和Palantir是加入前最大的两家不在标准普尔500指数中的公司,市值分别为720亿美元和680亿美元。周一,两家公司的股票均上涨,戴尔上涨3.8%至105.89美元,Palantir上涨14.1%至34.60美元。然而,伊瑞保险则下跌0.6%至503.19美元。
目前,Workday和阿波罗是市值分别为670亿美元和610亿美元的不在指数中的顶级公司。
考虑到阿波罗的规模、盈利能力以及作为仅次于KKR和黑石集团(BX.N)的最大另类资产管理公司之一,预计在未来六个月内阿波罗有望加入标准普尔500指数。黑石于2023年加入该指数,KKR则在今年早些时候加入。阿波罗还运营着一家大型保险公司,并且是一个重要的年金提供者。
Workday也有可能被纳入,因为它是一家领先的软件提供商。
市值为570亿美元的迈威尔科技(MRVL.O)由于未能根据一般公认会计原则(GAAP)盈利,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才能进入该指数。标准普尔要求公司在最近四个季度的累计盈利基础上实现GAAP盈利,并在最新季度实现盈利,才能符合纳入标准。
许多科技公司,特别是软件公司,根据非GAAP盈利方式实现盈利,这种方式将股票补偿计入盈利,但在GAAP基础上并未盈利,这种处理方式通常将限制性股票或期权视为费用。
市值在300亿美元到500亿美元之间的Coinbase、Trade Desk和Ferguson Enterprises也由于规模和盈利能力成为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候选公司。
标准普尔要求纳入标准普尔500、标准普尔中型400和标准普尔中型600的公司必须注册在美国,且市值至少为180亿美元。Ferguson一个月前将其注册地从英国迁至美国,因此似乎符合纳入条件。
标准普尔有时会将标准普尔中型400中的大型公司添加到标准普尔500中,就像伊瑞保险公司一样,但当前除了卡莱尔伙伴(CSL.N)以外,满足180亿美元门槛的中型公司不多。
标准普尔不允许业务发展公司和主有限合伙企业加入标准普尔500及其中型和小型指数,这使得市值620亿美元的Enterprise Products(EPD.N)被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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